与其屎上雕花，不如卷点有用的

继续填坑。4月2日《》列了5个有些作死的题目，最后一个是“当前基础教育的最大问题是太简单了”，只看题目本身感觉没啥，之所以说“作死”，是因为小镇将教育改革与性别关系和促进生育挂钩。

最近20年，全球各国生育率都在暴跌，不论发展阶段、文化背景、政府采取何种措施，都拦不住。既然不分国情普遍出现生育率下降，那一定存在某种超越国家的普遍因素，这也成为世界各国研究机构的焦点问题，但研究结果往往非常单调。

说到为什么生育率下降，比如针对中国，往往说是生育限制解除的太晚、现代化是最强的避孕药，又或者认为是经济不好、就业难、保障差等导致的。

由此直觉得出的政策建议基本是三板斧：增加生育津补贴、提供更多带薪假期、免费提供育儿等公共服务等。这些招数很多国家已经用过了，短期见效后，生育率仍然止不住的持续下跌，到底怎样才能让国民肯生孩子，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普遍难题。

如果不认为生育是无法解决的难题，那么上述直觉得出的措施，很可能药不对症，否则怎么会作用如此有限呢？

小镇说的极端点，这些建议更像是为了追求某种政治正确避开了最关键的问题，比如男女婚恋观、生育观的转变，而这个转变是如何导致的，才是应该认真研究的，不能老是靠直觉。

有一篇论文，给小镇很大启发。2025年9月半年刊《布鲁金斯经济活动论文集》刊登一篇论文，题目为《Policy Concerns in an Era of Low Fertility: The Role of Social Comparisons and Intensive Parenting》（中文《低生育率时代的政策考量：社会比较与密集型养育的作用》）。

《布鲁金斯经济活动论文集》含金量颇高，一年也只出2期，可以说是经济学领域最懂公共政策的，反之也成立。而这篇论文由三位学者合著，其中一位德国学者名叫“Michèle Tertilt”，长期聚焦宏观经济学、人口学与发展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尤其侧重家庭内部决策、性别不平等、生育选择等议题，她推动将家庭作为宏观分析核心单元，开创了家庭宏观经济学这一新领域。

她在2019年获得德国最高科研奖“莱布尼茨奖”，这是全球公认仅次于诺贝尔奖的顶级奖项之一，大家可以类比中国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不过该奖项与诺贝尔奖不同之处在于，诺贝尔奖是对终身成就的表彰，而莱布尼茨奖更关注前瞻性科研。

这篇论文创新之处在于，建立了一个经济模型来模拟家庭决策，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实证检验，最终结论是：父母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陷入教育军备竞赛，进而导致育儿成本急剧上升，最终促使家庭普遍选择少生孩子。而在这篇论文之前，包括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等研究机构，已经总结验证发放补贴、增加生育假、提供更多育儿支持对生育率的作用非常有限。

这篇论文跟小镇的想法不谋而合，从科学研究角度为小镇的思考提供了支撑。

小镇也一直在思考是什么导致中国生育率如此之低，顺带想明白了一点：一个家庭在财产分配上“重男轻女”是符合经济学基本原理，也更有利于子女找到婚配对象，从而延续整个家庭。

为什么这么说呢？

需要注意，从古至今，做出财产分配“重男轻女”的关键决策者恰恰是母亲，是不能简单以性别歧视定论的。从经济角度就很容易理解了，假设一个家庭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如果想延续家庭，就必须想办法提高两个孩子的婚配成功率，提供部分资产支持是必然的，关键是如何分配。

理性决策一定是儿子拿走更多的资产、女儿拿走一小部分甚至完全没有，关键就在于“上嫁下娶”思维。

儿子拿到的资产越少，可选择的婚配对象就越少；而女儿拿到的资产越多，就会要求男方比自己更强，也会导致可选择的婚配对象大幅减少。放在当前也是如此，比如网络上经常说的“优质大龄剩女”问题，为什么“优质”反而会不容易婚配，就在于女性倾向于“上嫁”，但自己条件高了，上哪找足够多的更优质男性呢？注意，小镇反对一切“剩男”“剩女”的说法，这不过是个人选择，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

这个道理就算独生子女仍然适用，家庭条件好的女性，反而不容易婚嫁。大家不妨对照验证下。

由此就得出了一个推测：不解决“上嫁下娶”的传统思维，尤其不解决“上嫁”思维，就别指望生育率能显著提高。毕竟中国非婚生子占比可以忽略，生孩子的前提就是结婚，这个道理小镇在《》已经阐述过了。

在“上嫁”思维下，现在的中国麻烦就大了，当然这也是全世界普遍面临的大麻烦，核心是高等教育。

有过相亲经验的应该知道，学历是被考察的关键基础条件，女方更倾向于要求男方高于或至少不低于自己的学历，一名本科毕业的女生，很难接受大专或者高中学历的男性，勉强接受也会要求男方在其他方面有更大的优势。

然而当前教育和考试制度，对女性更为有利。比如中国，如果看高等教育在校生，男女比例基本均衡，但这是把成人本专科、专升本包含在内了，如果只看本科招生阶段，女生占比长期高于男性，如2022年女生占比达63%。伊朗等国家也出现了高等教育阶段，女性超过男性的现象。

女性接受更多教育，这当然是好事，但叠加“上嫁”思维，就不一样了。意味着有相当一批女性，根本找不到学历与自己相当或者更高的男性，就有会在其他方面对男性提出更高要求，能列入婚恋备选的男性人数大大缩水，最终结果是上嫁难、下娶也难。

而教育军备竞赛比如校外教培，也更有利于中等或偏下水平，毕竟能考上985或211的，跟学校教育关系不大，更取决于从小到大的学习习惯和同学之间的彼此激励。而在中等偏下水平段，想考上大学最重要的就是认真不出错，女性天然较男性更有优势。

到这里，教育军备竞赛和“上嫁”思维叠加，已经对中国生育率带来的重创。

还有更重磅的。

梳理全球各国年度生育率变化，会发现2007年开始，各国几乎同时出现了生育率持续下降，就算推出一系列重磅刺激政策，也只能短期内拉升，根本无法逆转大势。

中国受生育政策调整影响，这一趋势还不是很明显，美国就非常突出了，2007年美国生育率达到小高点，一般生育率也就是每千名15岁到44岁女性生育69.3个孩子，之后一路下行，2025年的一般生育率降至53.1；还出现了年轻群体生育暴跌，30岁末女性的生育率首次超过20岁出头女性，标志着美国生育模式迎来历史性转折。

其他高收入国家也普遍出现了类似美国的生育率下降趋势，巧合的是，相对高点都是2007年前后；扩大范围，观察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生育率也基本在2007年前后达到小高点，然后就是一降再降。

2007年成了全人类生育率暴跌的关键年，这一年发生了什么呢？

这不能用2008年金融危机来解释，因为就算避开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生育率也照样持续下跌，跟其他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大体趋势相近。

而且如果是金融危机，又如何解释为什么年龄越小的，生育率下降越快？毕竟受金融危机影响更大的，并不是刚毕业的年轻人，虽然年轻人也会面临就业难，但能获得更多的家庭托底和政策临时帮扶，年轻时生活成本也相对更低，最难的是35岁左右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层。然而2007年之后，美国35到39岁群体的生育率反而逆势上升9%，15到19岁暴跌71%。

小镇把上述几段话发给了AI，并询问：你认为2007年发生了什么，导致全球普遍发生了上述生育率下降？

AI给出的答案，和小镇猜想不谋而合：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普及。

小镇得出这个猜测很简单，现在网络上男女性别对立极为严重，可只要回到现实世界，哪来的这么多性别矛盾？这种对立来自哪里？

相信很多读者能够想到几个典型社交平台，比如“某某书”之类，小镇之前在《》分享过一件事，有孕妇在某短视频平台询问怀孕需要注意什么，几万条留言达成的普遍共识是立刻卸载“某某书”，甚至卸载“某某书”已经成了产科医嘱之一，这些建议基本来自女性。

人的思想认知改变，远远跟不上技术和时代进化，以初代苹果手机问世、Facebook开放注册为标志，全人类被快速的推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彻底重塑了全人类尤其年轻一代的社交方式、价值观、时间分配。

要生育，得先结婚；想结婚，得先谈恋爱；谈恋爱虽然可以在线上进行，但任何线上交流都无法替代人与人在现实中的交互。

2007年之后，虚拟社交以更低的成本提供了更丰富的社交奖励，屏幕使用时间激增，大大压缩了线下社交和恋爱，短视频、快节奏娱乐等等极大地丰富了人的精神生活，反观男女谈恋爱需要面对很多的挑战和磨合，习惯了快节奏的轻松娱乐，对这些矛盾更缺乏耐心，这就间接降低了恋爱、婚配、生育需求。

社交媒体的出现，彻底重塑了社会比较。人的幸福更多来自相对而非绝对幸福，过去人与人的攀比集中在小范围，然而数字时代，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非常轻松的看到全球同龄人的生活方式，看到全世界少数富人过着怎样的生活、又是如何给孩子提供充足的支持，高成本育儿的焦虑被无限放大。

这就跟开头《布鲁金斯经济活动论文》对应上了。教育竞赛抬高育儿成本，导致生育意愿下降，但在社交媒体时代之前，同样卷教育，但那时别人很难知道其他人家到底怎么卷教育的。社交媒体出现后，在推送算法助推下，极少数人的高成本育儿方式，就被很多人误以为是寻常，攀比的强度大增。

伴随这一关键变量，2007年后全球经济也发生巨大变化，欧洲、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省等经济体普遍陷入经济和居民收入停滞，各经济体为应对金融危机开启大放水，导致生活成本尤其房价普遍快速上涨，经济的不确定性、生活成本大增，让人潜意识开始重新计算生育的成本收益，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大大抬高了育儿的预期成本。

雪上加霜的是，全人类慢性病越来越严重，具体小镇在《》已经谈过了，中国当前以糖尿病为代表的慢性病尤为严重，已经占用了超过六成的医保资金，越来越多人在中晚年带病生存，而慢性病也在快速年轻化。

对生育带来的恶果是，无论男女生殖能力都大幅下降，比如全球男子精子浓度在1973年到2018年平均下降约51.6%，2000年后下降速度加快至每年2.64%，而女性多囊卵巢综合征也就是新改名的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等发病率也在上升。

不健康的生活作息、严重错误的减肥方式，进一步加剧了生育问题，现在不孕不育率已经高到令人震惊的地步。

上述种种体现了一个更底层的逻辑：社会迭代速度远超人类认知调整，由此带来一连串的社会问题。

人类的情感和决策系统，是几百万年慢慢演化而来的，主要适应小群体、慢节奏、高死亡率，短短不到20年，突然进入一个全球视野、低死亡率、高教育普及、虚拟社交、个人主义的新世界，大脑的奖励系统和风险评估机制根本来不及调整。

不到一代人，生育就从一种根本不需要思考的本能，变成了一个需要充分思考的理性决策，理性一旦介入算账，就会觉得不划算，更不要说理性决策的很多基础，就是建立在社交媒体信息基础上，比如男女对立、超高育儿成本。

小镇前不久还跟人聊过育儿成本问题，朋友说现在养一个孩子太费钱了，光一个爱好，一年就得花10万块。小镇问花这10万块感觉有用吗？朋友说感觉没啥用，可别人家的孩子都上，自己的孩子也得去啊，现在就两个爱好已经是精简后的了。

小镇还认识一位邻居，她孩子才2岁，然而跟小镇说现在已经会了300个汉字，准备在3岁前争取达到小学三年级语文水平，要会3000个汉字，之后要送去走运动员路线。

育儿真的需要一年花这么多钱培训爱好、参加辅导班吗？真的需要在孩子大脑发育还远不成熟的时候拔苗助长吗？

小镇个人不赞同，但也理解家长的焦虑，不管有没有用，钱花了总归对孩子有个交代。

所以，生育率低，经济、就业、收入等不过是触发性因素，更根本的是技术、文化、心理、认知等的深层重构。所以，全球各国发钱刺激生育的效果都非常有限，因为发钱治的只是穷的表面，解决不了认知和结构性的病根。

生育率低，有客观物质原因，但当下更重要的是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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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就没办法了吗？

还是有的，无论因为什么原因，最终导致生育意愿被极大压制的突出问题，就在于：教育内卷导致的育儿成本大增，以及对男女性别观、婚配观的冲击。

基于前面的分析，小镇给出的办法是：改革大学之前的基础教育，大幅提升高中阶段的知识点数量和深度，大幅强化数理化尤其数学的重要性，把高等数学、概率与统计、线性代数这三个大学基础数学课程下放到高中，最好高考数学提高到200分，理工农医类专业强制要求对应数学成绩。

最大限度压制校外培训等无效内卷，自己能学会高数的数量少了很多，还能教别人会的就更少了，反正就算在清华大学，高等数学也是一道门槛了。

小镇认为现在的教育改革走入歧途，虽然目的也是压制校外培训，但采取的做法是降低学习难度、考试变得更加灵活，这就大错特错了，正因为简单，所以培训才有用。

看看考研，就算有校外培训，有多少人能通过培训把考研数学成绩提上去的？中学数学和高等数学是两个层次，前者靠重复和细心，后者更考察智力和学习方法。

当无论怎么参加培训也学不会高数的时候，自然就不去参加培训了。

现在高中虽然相比初中学习难度大幅提升，但还是远远不够，很多学校能够在高二上学期就完成所有学习，之后就是漫长的应试训练，这对学生个人和国家有什么意义？

等考上大学，基础又太差，大学老师需要浪费一年时间去教学生高数等基础课程；可中国多数学生，学习能力的巅峰就是高三，既然考上大学后能够学习高数，凭什么高中就学不会？

最好知识点多到高三快高考了才能勉强学完，简单复习一两个月就直接参加高考，也不用屎上雕花，针对这么简单的知识点想出各种扭曲的题目，大学数学下放后，难度自然就拉开了，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区分度也就大了。

这也大大降低了细心、重复的价值，客观上讲，也就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男女教育。相配套的，大学专业也要进行大幅改革，文管类就按照社会需求设置，要大幅减少，很多学校开设的文管类专业，除了拿文凭还有什么用啊？

高中学习难度大增之后，顺带就促进了职高分流。未来的高中应该作为大学预备班，偏重于学术性教育，而职业学校要比现在的高中更简单一些，把更多时间用于学习专业技能和实践，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去职业学校还是跟高中学类似的东西，目标也还是高考。

当然，这种改革如果仅仅局限在教育领域，面临的阻力很大；可如果能够跟生育乃至国家的延续挂钩，那就大不一样了。

随着教育的深入改革，潜移默化的改变男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重，更侧重理工科的教育模式也有利于提高逻辑思考能力，最终促进生育率提高。最起码，当本科招生阶段，男女性别比例恢复平衡，上嫁思维的影响也就变小了。

也巧了，钱学森钱老在 30年前就提出过类似建议，他认为人的智力巅峰在20岁以上，因此需要缩短学制、提高教学难度，争取14岁上大学、18岁硕士毕业。当然，钱老这标准实在太高了，只适合少数顶尖人才，不过把大学数学的基础课程下放到高中，利国利民。

同样是卷，与其屎上雕花，不如卷点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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