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人口的流动和迁徙，就是“活力”的另一种表述。要接纳新市民带来的活力，就要承担起保障其基本公共服务的责任。
作者：社论
封图：图虫创意
5月22日，《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下称《实施意见》）正式印发。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专门文件。
文件聚焦的人群曾有不同的称谓：流动人口、外来人口、进城农民工……如今，则是常住人口、新市民。称谓的不同，折射出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理念之变。
2025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7.89%。随着人口跨地区流动日益频繁，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超过2.5亿，其中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达1.7亿人。如果将视线拉远，早在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中国人户分离人口就已高达4.9亿。人们离开户籍地工作与生活，早已成为一件司空见惯的事。
细读这份文件不难发现，中国在人口管理和公共服务供给上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向——从 “户籍本位”迈向“常住本位”。这一转变旨在破除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的旧体制，推动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这意味着，一个人能否享受教育、医疗、住房等福利，将不再取决于其是否拥有当地户口，而是看是否在这里真实生活。
我们呼唤“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久矣，基本公共服务“随人走”，何尝不是以人为本的应有之义。然而一个时期以来，牢牢绑定于户籍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并没有在改革进程中淡化和消除，甚至在某些层面出现了回潮与强化。在人口信息高度互通共享的今天，这种旧有体制已显得十分违和与滞后。
将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绑定，携带着陈旧的治理思维与地域偏见，至今仍在给经济社会施加广泛的负面影响。这种制度安排让公众陷入深刻的身份焦虑，使人长期处于“人在城中、权在原籍”的错位状态，滋生出强烈的漂泊感与边缘感。
例如，随迁子女在城市入学门槛高、升学通道受限，往往难以在当地顺利参加中高考，造成了事实上的“起跑线断裂”。同时，许多城市的保障性住房（如公租房）及购房资格仍严格与户籍挂钩，导致大量外来人口“望楼兴叹”。凡此种种，都在客观上形成了一道道隐形门槛，让许多人陷入“进得来、留不下”的困境。
这种植根于旧时代的治理手段，不适应人口大规模流动的现实，也无法适配人口分布现状，资源错配的弊端日益凸显。例如，很多东部城市常住人口远大于户籍人口，但学校、医院、建设用地等公共资源却依然按户籍人口配置，导致服务供给严重不足；而另一方面，人口流出地则出现了公立学校 “老师多于学生”“公立医院空转”的现象。
作为改革的方向，《实施意见》给出了诸多指导性意见。例如对呼声较高的解决随迁子女入学问题，要求流入地政府做好存量学位资源挖潜和整合利用，按需新增学位；对暂时无法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位的随迁子女，切实落实购买学位责任，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
这些长期积累的矛盾显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决。只要有人口的流动和迁徙，必然带来公共资源的紧缺和错配。面对这种人口流动的新常态，我们不仅需要出台一揽子配套政策，更需要实现一整套治理理念的更新与转向。
《实施意见》提供了指挥棒，明确建立“人地钱挂钩”的激励机制，解决人口流入地政府“接不住、担不起”的顾虑。中央政府将通过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增加民生建设用地指标等方式，让资金、土地等资源跟着常住人口走，激励地方政府有动力、有能力去扩大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
《实施意见》更是新市民的权利确认书，明确了政府和个体之间的权责对等，正如变迁的称谓所启示的：将其视为“外来人口”，体现的是传统管治思维；而称为“新市民”，则彰显了包容接纳的姿态。说到底，人口的流动和迁徙，就是“活力”的另一种表述。要接纳新市民带来的活力，就要承担起保障其基本公共服务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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