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
康熙戴过的这串珠子，出现在北京一场高端文物拍卖会上，由108颗东珠串成，珠体饱满，色泽温润。拍卖开始后，竞价声接连不断，最终成交价格远超市场预估。
这串朝珠之所以备受追捧，不仅因为它曾为康熙皇帝御用，更在于其核心构件东珠的稀缺性。
108颗东珠经过精细打磨，尺寸误差极小，最大珠体直径达1.2厘米，拿在手中质感厚重。串珠采用传统规制，每隔27颗东珠便镶嵌一颗深色异质大珠，将整串朝珠均匀分为四部分，对应四季之意。
朝珠两侧配有三串绿松石“记捻”，按照右一左二的不对称方式悬挂，每串各10枚，是清代朝珠的标志性配饰。
据《大清会典》记载，清代皇帝朝珠固定为108颗，寓意12个月、24节气与72候的总和，寄托着对农业丰收、天下安定的期望。而这串朝珠价值的核心，在于其材质。
东珠，在清代被皇室视为至高无上的珍宝。
东珠在满语中称“塔娜”，对爱新觉罗氏而言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它的产地仅限于东北黑龙江、松花江等流域的冷水区域，《吉林外纪》明确记载：“盛京以东各河蛤蚌皆产珠，惟吉林、黑龙江界内松花江、嫩江、瑷珲各江河产者最佳”。
与南方暖水珍珠相比，东北低温环境导致蚌类生长缓慢，一颗东珠的自然孕育周期长达三年，且无法通过人工养殖获得，天然稀缺性使其身价倍增。
从事采珠行业的先民常说，有时整船的蚌壳中，也难以找到一颗符合标准的东珠，上等东珠更是罕见。
对发源于东北的爱新觉罗氏来说，东珠既是珍贵饰品，也是“龙兴之地”的象征，佩戴东珠朝珠包含着对祖先与发祥地的尊崇。
东珠的珍贵，还体现在清代严格的等级制度中。
乾隆皇帝曾作《东珠》一诗，提及“王公等冠顶饰之，以多少分等秩，昭宝贵焉”，明确东珠的使用与身份等级直接挂钩。根据清廷规制，完整的东珠朝珠仅允许皇帝、皇后、皇太后佩戴，亲王及以下贵族即便使用东珠，也需按爵位等级限制数量与规格。
《甄嬛传》中，华妃恃宠而骄，当着众妃嫔的面，以“宫中翡翠不通透”为由故作姿态，暗示皇后年老色衰、失宠于皇上。面对挑衅，皇后未动怒，只是轻描淡写地回应：“本宫新得了一对东珠，正命人打造成耳环，倘若还要妹妹这副，就太奢侈了。”
话音刚落，华妃便脸色骤变，先前的嚣张气焰瞬间消散。
皇后借东珠暗示自己的正宫身份，权威绝非妃嫔所能撼动，这正是东珠的等级属性。
乾隆朝颁布的律法规定，民间私藏东珠者，无论数量多少，一律杖责一百并流放三千里，可见东珠已成为皇权的象征，具有不可僭越的属性。
清代历史上，东珠的等级属性曾直接引发重大政治事件，和珅倒台便是典型案例。
嘉庆四年正月，乾隆皇帝驾崩后，嘉庆帝立即下旨查抄和珅府邸。
据《清朝档案史料选编·查办和珅案》记载，抄家清单中明确列出“珍珠手串二百余串，比皇家大内多数倍”，其中部分手串由东珠串制。
按照清代规制，东珠的使用有严格限制，和珅作为军机大臣，私藏大量东珠饰品已构成严重僭越。
这成为嘉庆帝处置和珅的关键依据。
和珅被赐死，私藏的东珠也被收归皇家内库。
顺治年间，清廷设立“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专门负责东珠的采捕与管理，并将世代以采珠为业的渔民编入“珠轩”组织，规定每个“珠轩”每年需上缴16颗合格东珠，完不成任务将面临处罚。
东珠采捕多在每年四月进行，此时黑龙江流域冰层初融，水温极低。采珠人需先饮用烈酒御寒，随后腰系绳索、口含芦苇筒作为呼吸工具，赤身潜入江底采捕蚌壳。
《吉林外纪》记载：“抱杆而下，入水搜取蛤蚌”。
江底环境复杂，低温、缺氧及水草缠绕等风险频发，每年都有采珠人因此丧命。
清代东珠按品质分为七个等级，一等东珠色泽通透，部分带有淡金色光泽，是皇家礼器的首选材质。
康熙皇帝的朝冠上，便镶嵌有15颗一等东珠，在祭天、朝会等重大典礼中佩戴，凸显皇权的威严。
随着清代对东珠的持续大量采捕，其资源逐渐枯竭。
到清朝中后期，黑龙江流域的蚌类数量大幅减少，采珠人需前往更远的江段作业，采捕效率显著下降。加之近代江边金矿开采兴起，废水排放破坏了蚌类的生存环境，天然东珠资源最终彻底枯竭，成为历史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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