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UCSF讲席教授任命“回归”复旦，舒校坤想建一个理想的研究所

舒校坤

编者按：

3月22日，复旦大学化学系官网更新显示，舒校坤已全职加盟复旦大学。根据其个人主页信息，他受聘为复旦大学相辉学者、百利天恒特聘教授，并担任化学生物技术智能研究所 iCOBRA 创始所长。

从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简称UCSF）终身教授的位置离开，回到复旦大学组建新的研究机构，舒校坤是近来又一位受到关注的归国科学家。

从人工智能、数学到生命科学，越来越多长期任职于海外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华人学者选择回国，也有不少外国学者全职加入中国的大学或研究机构。相比宏大的时代叙事，《知识分子》更加关心的是：这些已经在海外成熟科研体系中建立起稳定位置的华人科学家为何决定回到中国，外国学者为何决定来到中国？他们如何理解中国今天的科研环境？又准备在这里继续推进怎样的研究与机构建设？

舒校坤的经历，某种程度上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他是浙江奉化人，本科毕业于四川大学理论物理专业，后来进入复旦大学攻读凝聚态物理硕士。2003年，他赴美留学，在俄勒冈大学获得生物物理博士学位。

博士后阶段，他进入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华裔科学家钱永健（Roger Y. Tsien）的实验室。钱永健因改造绿色荧光蛋白（GFP）而闻名，也深刻影响了现代活体成像技术的发展。

2010年，他在UCSF独立建组。在美国的十多年里，他获得终身教职，也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研究路径：既开发新的生物技术工具，也同时研究疾病机制，并进一步尝试将其推进到药物开发。他尤其关注那些传统意义上“不可成药”的靶点，希望从物理化学机制出发，寻找新的药物研发路径。

而这一次回国，他更在意的是，能否在国内建立一个真正跨学科协作的新平台：让物理、化学、生物、AI等不同背景的研究者长期聚在一起，用新的工具去理解生命系统，也寻找新的药物可能。

撰文｜张天祁‍

回来的两个理由

《知识分子》：您这次回国，大概筹划了多久？

舒校坤：其实我2003年出国去美国俄勒冈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将来一定会回来，只是当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

2010年博士后做完找工作时，曾经有过一丝念头，要不要那时候就回来。不过我当时想，回来能做什么呢？无非是做一些荧光蛋白相关的蛋白质工程，但这和我当初从物理转向生物的初衷不太一样。

我转生物的时候，是真的想去理解生命的整体机制。比如一个受精卵如何发育成复杂个体，这个过程究竟是怎么回事。当时我只是做了荧光蛋白的工程改造，离那个目标还很远，所以就犹豫了，没有回来。

后来就去UCSF做助理教授，开始独立建组。那边很多人对新技术很感兴趣，生物医药做得也很好，正好可以通过合作来学习。就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到2020年，实验室已经成了一定规模，技术开发、基础生物机制、药物研发这三个方向都建起来了，也开始具体考虑回国的问题。

《知识分子》：那是什么契机让您选择复旦？

舒校坤：当时正好是疫情，出去开会少了，有更多时间在家静下来想事情。我当时最先想到的，是父母年纪大了，回国能多陪陪他们。再想到科研方向已经成型，时机上也比较合适了。

2023年国内放开之后，我就开始到各高校走走看看，一直到2025年和复旦的金校长聊，感觉双方想法很契合。我想着能更进一步，建一个中心，把那三个方向再扩大。复旦那边正好也想建一个研究所，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就顺水推舟，决定回来了。

《知识分子》：您刚才提到实验室做了三大方向。能不能简单解释一下这三个方向以及他们的关系？

舒校坤：从时间顺序来说，我们最早建立的是生物技术这块，比如基因编码的荧光探针、化学遗传学工具等等。这些技术的用途，一是可以用来研究生物的基础机制，二是可以用在疾病机制的研究上，比如对蛋白相互作用、激酶和蛋白酶的活性进行可视化，把生物信号"看见"。理解了疾病机制，就有可能找到新的药物靶点，这就和现实生活有了联系。

有了工具、有了靶点之后，我们后来又做了药物筛选。有我们自己发现的靶点，也有已经成型的靶点，结合我们自己的筛选技术来筛选药物。已经有一些成果发表，更多的还在进行中。

《知识分子》：您在UCSF获得了讲席教授这样的职位，放弃这个职位会有不舍吗？

舒校坤：我稍微纠正一下这个说法。事情是这样的，我准备回国，按规定要提前向学校提出辞职。学校得知后想挽留我，就准备了一个留用方案，其中一项是提供讲席教授的任命。所以严格来说，我还没有正式获得讲席教授，谈不上"辞掉讲席教授"，只能说是拒绝了这份任命。

讲席教授当然非常好，而且在UCSF这样的地方极为稀缺，它不只是荣誉，每年还有额外的薪水和经费支持。

《知识分子》：您在美国其实已经处于很多人眼中理想的学术状态，获得终身教职、没有考核压力、经费也不愁，是一个自由探索的环境。这些您都甘心放下吗？

舒校坤：在美国确实处于一种很宽松的状态。没有任何考核压力，不要求出多少文章、申多少经费，就算一分钱经费都不申请也无所谓，终身教授的薪水一大部分是加州州政府发的，生活完全没有问题。我和同事们甚至开过玩笑，研究了一下如果经费申请不到会怎样，结论是好像对个人生活也还行。

但是，对我来说，因为我回来的两个理由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所以没有任何犹豫，还是回来了。

回来的原因就是之前说的那两点：一是想离父母近一些，他们年纪大了，我也挺想他们的；二是职业发展上想更进一步。

《知识分子》：对您来说，国内最吸引您的具体是什么？

舒校坤：美国那边的一个好处是我对申请经费这件事已经非常熟悉了，知道自己的项目该投到哪个Study Section（评审小组），项目进展到什么程度可以去投，大概率能被批准。过去我的项目基本上是一投即中，如果没中我就不会继续跟，每年也就写一两个申请，有时候几年都没写，手头的经费也不会断。那套体系我已经摸得很透了。

另外，我在那边是终身教授，完全没有考核压力。没有要求出多少文章、申多少经费，就算一分钱经费都不申请也无所谓。在这种环境下做科研，反而是因为觉得有意思才做，做出东西来自然会有文章，自然会有经费，整个心境是不一样的。

但回国的吸引力在于职业上能更上一层楼，可以做更多的事。最具体的一点是，在复旦可以组建一个研究所，把我们做的三个方向再扩大，让多个PI一起在同一个框架下攻关。

《知识分子》：这些事在美国做不到吗？

舒校坤：要做也可以，但有限制。在UCSF，招人的规模受到经费数目的约束，那边的人力成本很高。国内组建团队的条件要好很多，而且我获得了一个具体的机会，可以建立一个研究所，让多个PI协同工作。美国那边当然也有这种团队形式，但更普遍的还是各个实验室相对独立地运作。

《知识分子》：这个研究所大概是什么结构？是您主导其他团队加入，还是几个团队平行合作？

舒校坤：既有现有的老师，也在招聘年轻的PI加入，规模上大概在15到25人之间，目前还在走学校的流程。

研究内容还是那三块：新型生物技术、疾病机制研究、药物开发，三个方向紧密相连。有了新的生物技术，就可以从物理与化学的第一性原理角度深入研究疾病机制；对疾病机制有了新理解就会有新的靶点，加上新的技术手段，就可以推进药物筛选与研发。整个逻辑是一体的。

《知识分子》：这几年知名学者归国的越来越多，也有人把这波学者回国总结为第四次归国潮。您觉得这波归国潮和以前几批相比，有什么不同？

舒校坤：我做决定时并没有想那么多宏观的事情。

过去几批归国的老师是真的需要很大魄力的，那个时候国内的科研环境和现在很不一样。我现在回来，至少对我自己来说，并不觉得牺牲了太多。现在国内的生物研究已经进步很大，国内外各有优势，更多是一种程度和方向上的差别，而不是根本性的取舍。

用物理的方式做生物

《知识分子》：您的学术背景最早是物理，后来转向生物，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舒校坤：中学的时候对物理很着迷，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薛定谔的量子力学，感觉物理可以用一个或少数几个方程解释整个宇宙的规律，觉得很酷就去学了。但大学毕业的时候发现，做理论物理的工作机会其实不多。恰好那时候，大概2000年前后，人类基因组刚刚解码，消息铺天盖地，感觉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有太多未知等待探索，就萌生了转生物的念头。不过从物理直接转生物跨度太大，当时只是有这个想法，并没有付诸行动。

《知识分子》：那是什么机缘让您真正迈出了这一步？

舒校坤：后来出国读博士，去的还是物理系。在那边偶然看到一位老师在做荧光蛋白的结构，一眼就喜欢上了。荧光蛋白的结构特别像我们小时候玩的灯笼，发光的小分子藏在"灯罩"里，外面的蛋白质结构就是那个罩子。

我觉得这是一个从物理到生物最好的桥梁：研究对象是生物的（蛋白质），研究手段是物理的（X射线晶体衍射），跨度不算太大，但已经一只脚踏入生物了，就这样转过来了。

到博士后阶段，又往前迈了一步，开始做蛋白质工程改造。原因是当时做蛋白质晶体结构有点碰运气，有了晶体就能做，没有晶体几乎什么都做不了，结晶被公认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于是就转去做蛋白质工程，而且可以把做结构时积累的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知识用到工程上，在这个领域相对有优势。

有了工具之后，就可以真正进入分子生物学的核心领域了。自己独立建组之后，工具和机制两条线并行，一直延续到今天，再延伸到药物开发。

《知识分子》：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您之前的物理背景有没有实质性的影响？我注意到您一些论文里提到基于热力学理论做设计，这是从物理里来的思路吗？

舒校坤：非常有用。举个例子，我们在对激酶活性做可视化的时候，大家通常用的是基于FRET（荧光共振能量转移）机制的基因编码荧光探针。FRET本身也是一种物理机制，但它有个根本的问题：荧光变化幅度太小，用到活体动物里信号太弱，应用很受限制。

我当年的初衷是想研究整个生物的发育过程，这必须在活体动物里观察，疾病机制的研究也是如此。FRET的局限性在这里就很突出。所以我们就想，要开发出荧光变化幅度非常大的探针，只能从全新的物理与化学原理出发。于是我们就做了基于热力学原理的基因编码荧光探针，另外也有基于化学共价键形成的。

这种荧光探针变化幅度更大。以前用FRET，荧光变化可能只有10%到50%，稍微好一些的也有限。我们的探针荧光变化幅度可以达到10倍，而且亮度相比原来的GFP（绿色荧光蛋白）能再提升10倍。这是很难用其他方法做到的，因为它利用热力学原理形成了一种相分离状态，形成非常亮的、颗粒状的荧光蛋白凝聚体。

《知识分子》：您开发了很多工具，同时也在做机制的研究，您如何看待这两者的关系？

舒校坤：我觉得两个都非常重要。生物里面未知的东西太多，工具创新和机制研究可以说是同等重要的。没有新工具，很多生物机制的数据你根本没法采集到。真正做基础生物学的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工具绝不只是为生物服务的辅助手段，它本身就极其重要。我们现在是工具和机制两块都在做。

而且开发新工具还有一个好处。用全新的工具去收集数据，往往能找到用现有工具完全找不到的东西。我说的"全新的工具"，是指那种从物理与化学的第一性原理出发，重新设计出来的工具，而不只是对现有工具的小修小补。Sydney Brenner 曾经说过：“Progress in science depends on new techniques, new discoveries and new ideas, probably in that order.”（“科学的进步有赖于新技术的出现、新现象的发现以及新思想的诞生，其重要性大抵以此为序”）

《知识分子》：从机制到药物开发，您现在在这条路上走到了哪一步？

舒校坤：我们已经在采集一些新的数据包括动物实验。接下来的计划是去开发更好的小分子，再做新一轮动物实验，之后就可以走向临床了。

不可成药靶点的药物研发是我们实验室现在主攻的方向之一。很多蛋白质已经有了稳定的3维结构，大家都在用AI技术来设计药物。但有很多不可成药靶点属于"内在无序蛋白"——它的结构不是稳定的3维构象，而是多种构象的集合，没有一个清晰的小分子结合口袋，AI也暂时无法对它进行设计。

我们发现相分离本身在某些肿瘤的形成中起关键作用，因此相分离可以作为一个药物靶点。我们想从物理与化学机制入手，开发新的技术，去做这类靶点的药物筛选。将来如果积累了足够大的数据集，也许可以结合AI技术做进一步的预测。

《知识分子》：说到AI，您觉得它对您的研究能有多大影响？

舒校坤：我觉得是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我们在做的一些药物靶点本身是有结构的，比如某些激酶，这类靶点可以用AI来设计小分子。但我们不会纯粹跟别人一样只是让AI去设计和筛选，我们会首先使用自己的生物技术，然后再结合AI。

另一个层面是我更感兴趣的，也是我们正在做的。针对不可成药靶点，我们在数据采集和技术开发上积累了一个数据库。把这个数据库输入AI，它可以去预测哪些小分子可能有效，基于此再设计下一步实验。这条路我觉得更有意思，因为它是从我们自己原创的数据出发，而不是依赖已有的结构信息。

《知识分子》：看到您招聘博后的公告里有写到对候选人AI技能的要求，您对加入实验室的人有什么背景上的期待？

舒校坤： 会AI当然挺好的，但不会AI、有其他方面的专长也同样有用。我们实验室本身就是一个很交叉的团队，不需要一个人什么都会。找到他在某一块的强项，进来之后和大家合作，在实验室里继续交叉学习就好。

我们特别看重的背景包括物理、化学、生物、AI，甚至医学都在内。交叉要真正做起来，关键就是实验室里要有不同背景的人，让他们有机会互相碰撞。生命在进化过程中才不管什么是物理、什么是化学，只要能活下来，进化就往那个方向走了。做研究也应该是这个道理。

没有压力，创造力才能出来

《知识分子》：您的实验室主页上引用了费曼的一句话，“如果你在学习中没有乐趣，你就学不到东西。探索发现本身就是一种乐趣”。但长期做研究，肯定会遇到没有进展的时候，您是怎么面对的？

舒校坤：其实两种状态我都很享受。进展顺利当然开心；但即使遇到撞墙的时候，我也觉得有意思。我们曾经有个项目，做着做着感觉和预期完全不一样，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走了。这时候，你处于高压环境还是放松环境，就非常关键。当时我们没有任何考核压力，我就跟博士后说：没事，先把这个项目放一边，先不要不停地撞墙，去做别的。

后来另一个项目也撞墙了，同样放到一边。有一次我在办公室走来走去，想着想着，突然发现这两个搁置的项目一合并，逻辑全通了。两个项目合成了一个，现在做得还挺不错。进展顺利的时候当然很舒服，在绞尽脑汁的时候，其实也有另一种满足感。

《知识分子》：您刚才提到，没有进展的时候，在一个相对低压的环境里可以把问题放一放。但国内很多老师都说国内的科研环境压力比较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舒校坤：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但我觉得有些学校、有些地方已经在制度上做出改进了，其他地方也可以慢慢跟上。这件事我觉得挺重要的，因为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人的创造性确实发挥得更好。 在没有压力的环境下做科研，是因为觉得有意思才做，做出东西来自然会有文章，自然会有经费，整个心境是不一样的。

当然也不能走另一个极端。没有压力就躺平，那也不行，用的毕竟是纳税人的钱。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平衡。我说的"没有压力"，不是说没有竞争，而是说要形成一种良性竞争，而不是恶性的压力。

《知识分子》：那么在您将来要做的研究机构里，您有没有设想过怎么去做考核和激励？

舒校坤：目前还没有想得很具体，但我们肯定会有一些奖励机制，鼓励大家做出成果，在允许的范围内给到相应的回报。

不过我自己最理想的状态，还是大家做的东西是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做出来之后内心觉得愉悦。这种内在的满足感是最好的驱动力，其他配套的激励措施当然也要有，但不能本末倒置。

另外，我在UCSF时候那种纯粹的科研交流氛围，我很希望能带过来：每周五有一个午餐会，一位PI在上面讲自己最新的工作进展，大家边吃饭边提问讨论，在一个很融洽的环境里交流科研。这种形式我觉得非常好，要在新的研究所里延续下去。

《知识分子》：您很熟悉美国的经费申请，回国之后，会不会担心申请经费这些方面有困难。

舒校坤：确实有过这个顾虑，对国内申请经费那一套完全不了解。但回来之后发现，国内在机制上其实已经做得挺好了。

复旦相辉研究院会提供5到10年的长期经费，支持大家做高风险、高回报的研究，之前的担心就大大减轻了。我们也在往这个方向规划，特别是针对不可成药靶点，它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方向，也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知识分子》：您现在在复旦化学系，会期待和生命科学方向的老师有什么合作吗？

舒校坤：会的。我现在已经在和生命科学学院那边的老师联系了。我们的研究所叫化学生物学，化学这块有了，生物学这块肯定也要有，所以会有多方合作。

《知识分子》：上海做生物的老师里，有不少已经在做药物转化、开公司。您在药物开发这个方向上，有没有这方面的计划？

舒校坤：会有的。等我们有了小分子，特别是完成动物实验这一步之后，肯定要走向临床转化，这个时候就必须走专业化的路径。最好的方式就是找风险投资、开公司。

《知识分子》：您在2003年就出国，如今回国，国内的生命科学领域科研环境这些年变化大吗？

舒校坤：变化非常大。现在国内不管是化学还是生命科学，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要找合作者，完全可以找到，某些领域甚至比美国还要强。

比如AI蛋白质设计、蛋白质药物这些方向，西湖、北大、浙大、清华都有很强的团队。当然我也不是说不需要跟国外交流，大家在不同维度上各有优势，相互交流还是很重要的。

《知识分子》：您比较早就出国了，现在很多学生面临要不要出国的选择，您会怎么建议？

舒校坤：可能比较难定义什么样的人适合出国、什么样的人适合留在国内，还是要看个人。如果自己想体验一种不一样的科研环境，我会鼓励出去看看。出去之后，对比一下国内外各自的思考方式和科研生态，会看到各自的优势和可以改进的地方，这种视野的拓展本身就很有价值。

《知识分子》：我看到您在招博士后，不知道有没有在招博士生？在博后合作这件事上，您有什么自己的想法？

舒校坤：对于博士后，我们第一步会先问他们将来的职业规划，是想留在高校继续做科研，还是想去企业。这是我在国外形成的一个习惯。根据他们的方向，我们会给到不同侧重的项目：想走学术路线的，机制和技术两块都会涉及；想去企业的，更多会做技术类的项目，因为企业看重的是这个。

我们当时在美国有一个博士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说要去企业。我们就给她做荧光生物技术方向的项目，她原本计划做两年，结果不到一年半就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那家公司看中的正是她在我们实验室学到的荧光生物技术。

我觉得这个思路在国内同样适用：让科研训练既有扎实的研究内容，又和自己的职业规划相匹配。毕竟最基本的，是能养活自己；在此之上，还能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