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这个故事，要从一个英国姑娘说起。
她叫戴乃迭，1919年出生在北京，父亲是位传教士，后来在燕京大学教书，算是个中国通。可她的母亲塞林娜，却对中国没什么好感，总觉得这里的孩子身上带着病菌，连女儿跟中国小孩玩都不让。戴乃迭七岁那年，跟着母亲回了英国，谁也没想到，这个从小背唐诗、能一字不落背下《孔雀东南飞》的姑娘，日后会跟中国结下那么深的缘分。
十八岁，她考进了牛津大学，读的是法国文学。导师随手塞给她一张牛津中国协会的入会表，她也就图个新鲜去了。这一去，就遇到了那个改变她一生的中国留学生——杨宪益。
杨宪益是天津人，家世显赫，爷爷是清朝翰林，父亲是银行行长。可他跟一般的富家子弟不一样，宿舍墙上挂的不是奖状，而是自己手绘的中国历朝疆域图，还在埋头翻译屈原的《离骚》。这股子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文化气息，一下子就把戴乃迭给吸引住了。
两人越走越近，等到杨宪益毕业要回中国时，戴乃迭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决定：她要跟着他去中国，嫁给他。
消息传回英国，母亲塞林娜几乎疯了。她是个虔诚的宗教徒，对这段跨国的姻缘极力反对，甚至含着眼泪说出了那句恶毒的诅咒：“你们要是结婚，这段婚姻最多撑四年，你们的孩子长大后，一定会自尽而亡！”
戴乃迭的父亲倒是明理，劝女儿先在中国住几年，适应了再结婚。可戴乃迭一个字也听不进去。1940年，二十一岁的她揣着五十英镑，跟着杨宪益从南安普顿登船，在海上漂了五个多月，终于到了战火纷飞的中国重庆。
1941年2月16日，两人在重庆结婚，主婚的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校长张伯苓，几乎半个民国学术圈都来围观了这段传奇婚姻。婚后的日子是真苦，日本飞机天天轰炸，两口子挤在简陋的屋子里，靠打字翻译维持生计。戴乃迭年纪轻轻就成了贵阳师范学院的英语教授，薪水微薄，可她从没喊过一声苦。
1943年，他们应梁实秋之邀去了北碚的国立编译馆，这才正式开始了翻译中国经典的事业。夫妻俩一个口译，一个飞快地打字；初稿出来，戴乃迭再逐字逐句地润色英文，一篇译文改个三五遍是常事，难的甚至要改八遍才罢休。就这样，《红楼梦》《儒林外史》《资治通鉴》等一部部中国文学巨著，经由他们的手，变成了流畅优美的英文，架起了中西文化沟通的桥梁。
然而，命运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们。1968年，风暴袭来，杨宪益和戴乃迭先后被以“英国特务嫌疑”的罪名抓走，关进了同一所监狱，却整整四年没能见面。远在英国的塞林娜急得亲自给中国领导人写信求助，但信石沉大海，1970年，这位母亲含恨去世。
更大的悲剧还在后头。他们的儿子杨烨，从小聪慧，数学和诗歌俱佳，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精神备受压抑，性格日益封闭。1975年（一说1979年），年仅三十六岁的杨烨，在英国的姨妈家中选择了自焚，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母亲的诅咒，竟一语成谶。
白发人送黑发人，戴乃迭彻底垮了。她脑子里反复响着的，就是母亲当年那句含着泪的警告。杨宪益怕她想不开，从此寸步不离地陪着她。这对相濡以沫近六十年的夫妻，晚年依旧恩爱，但丧子之痛，成了他们心中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回首这段往事，让人唏嘘不已。一个母亲的反对，源于对未知文化的恐惧和对女儿幸福的担忧，其言辞虽极端，却不幸被命运的洪流所印证。而戴乃迭与杨宪益，用一生的坚守与才华，证明了爱情可以跨越国界与文化，却也终究没能逃过时代加诸于个人身上的悲剧。他们的故事，是关于爱、勇气、牺牲与无常的深刻注脚，至今听来，仍令人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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