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BN型靶向蛋白降解剂特点、转化安全性、毒性特点、非临床评价策略及案例剖析

虽然募集CRBN的靶向蛋白降解剂（CRBN-TPD）的研发遵循小分子毒理学指导原则，但仍有属于这类分子的独特考量，如新底物降解与种属特异性效应表现、脱靶研究复杂性、相关动物种属选择差异（非人灵长类非默认种属）、PK/PD背离、肿瘤适应症可能需要啮齿类6个月及非啮齿类9个月长毒、已上市产品肿瘤适应症也做了致癌性研究等。本文总结了CRBN的内源性功能、其作为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效应分子的作用，以及募集CRBN的靶向蛋白降解剂（PROTAC或分子胶）研发的关键安全性考量，并详细剖析了全球首款上市的CRBN型PROTAC，即Vepdegestrant的非临床研究内容、策略和结果，供大家讨论。

CRBN与靶向蛋白降解

CRBN的内源性作用

CRBN是一种E3泛素连接酶底物受体，可与衔接蛋白DNA损伤结合蛋白1（DDB1）相互作用，并与结构核心蛋白Cullin4（Cul4A或Cul4B）及Cullins调节因子1（ROC1，亦称RBX1）共同形成功能性E3泛素连接酶复合物（CRL4^CRBN）。在该复合物中，CRBN负责结合并募集多种底物至CRL4复合物，使其定位以进行泛素化，最终通过泛素–蛋白酶体途径被蛋白酶解清除（如下图所示）。

CRBN已被证实参与代谢调控、离子通道活性、分子伴侣活性、胚胎发育、炎症反应及表观遗传调控，部分功能依赖其介导的泛素化与降解，部分则不依赖。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如沙利度胺、来那度胺）不影响CRBN的代谢调控作用，但会干扰其其他内源性功能，既可介导CRBN新底物降解，也会影响内源性靶蛋白降解并干扰非降解功能。最新研究发现，CRBN可识别并降解含C端环状酰亚胺的损伤蛋白，发挥蛋白质控E3连接酶作用；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可竞争性模拟并结合该位点。目前，CRL4^CRBN的内源性底物全貌、生物学功能及活性调控机制仍未完全阐明。

利用CRBN实现靶向蛋白降解

当前研究致力于利用靶向蛋白降解技术开发针对多种适应症的新型高效疗法，其中CRBN是最常被招募用于降解的E3连接酶。配体设计主要有两种路径：新一代分子胶降解剂与蛋白降解靶向嵌合体。分子胶降解剂为保留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分子胶特性的小分子，但因新底物谱不同，旨在实现更优的疗效与安全性。

蛋白降解靶向嵌合体的概念于2001年首次提出，随后募集CRBN的蛋白降解靶向嵌合体得以开发。这类异双功能分子由目标靶蛋白配体经连接臂与招募E3泛素连接酶的配体连接而成。通过蛋白降解靶向嵌合体与靶蛋白及E3连接酶形成三元复合物，启动降解级联反应，使泛素化机制靠近靶蛋白并实现泛素化。多泛素化靶蛋白随后被26S蛋白酶体识别并降解。降解完成后，蛋白降解靶向嵌合体分子释放，可结合更多靶蛋白。因此，其以亚化学计量水平催化降解靶蛋白。

新底物降解评估

自发现CRBN在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作用机制中的关键作用以来，已鉴定出多种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介导的CRBN新底物，部分与毒性相关。因此，随着蛋白降解靶向嵌合体与分子胶降解剂的研发，关键问题浮现：这类药物是否具有与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相似的广谱新底物谱，以及这些蛋白非预期降解带来的潜在安全影响。国际制药创新与质量联盟（IQ联盟）近期对制药行业的调查显示，靶向蛋白降解剂研发中的主要安全性挑战为脱靶蛋白降解导致毒性。

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介导的新底物降解

首个被鉴定的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介导CRBN新底物与这类药物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的疗效相关。例如，转录因子IKZF1（Ikaros）与IKZF3（Aiolos）的降解参与三种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对多发性骨髓瘤的抗增殖作用，通过下调干扰素调节因子4（IRF4）与MYC，对多发性骨髓瘤细胞产生毒性。酪蛋白激酶1α（CK1α）的降解有助于来那度胺治疗del(5q)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的疗效，CK1α缺失导致p53去磷酸化上调并诱导del(5q)细胞凋亡。

但从安全性角度，这些蛋白的降解与潜在造血毒性相关，若疗效不依赖这些靶点的耗竭，可在靶向蛋白降解剂设计中“剔除”这类降解。其他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新底物（如SALL4与早幼粒细胞白血病锌指蛋白PLZF，亦称ZBTB16或ZFP145）的治疗价值有限，且与致畸性及生殖毒性相关。

沙利度胺及其类似物含邻苯二甲酰亚胺/异吲哚啉酮与戊二酰亚胺环。沙利度胺、来那度胺与泊马度胺结合的DDB1–CRBN复合物晶体结构证实，戊二酰亚胺环结合CRBN中进化保守的疏水三色氨酸口袋，即沙利度胺结合域或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结合域。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的邻苯二甲酰亚胺/异吲哚啉酮环暴露于CRBN蛋白表面，诱导E3连接酶底物受体与非生理性底物相互作用。

基于质谱与功能基因组学的广泛蛋白质组筛选已用于鉴定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介导的CRBN新底物。多数新底物为含C2H2锌指蛋白（如IKZF1/3、ZNF692、ZNF276、ZNF653、ZNF827），但CK1α等新底物与C2H2锌指无序列同源性。这些发现促成新底物中结合CRBN–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复合物的经典G环降解子结构鉴定。该经典G环降解子由含关键甘氨酸的β发夹环组成；该位点其他残基会阻碍三元复合物形成。基于化学蛋白质组学与计算机模拟，G环降解子预测人类体内约1400–2800种CRBN新底物可能与新型小分子CRBN结合部分相互作用，提示新型募集CRBN靶向蛋白降解剂的新底物谱将远超经典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定义的范围。

新型募集CRBN靶向蛋白降解剂对新底物的降解

新一代小分子分子胶降解剂与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的新底物谱评估显示，二者降解谱既有重叠也有差异（下图）。例如，沙利度胺衍生物CC‑885通过CRBN依赖的泛素化与翻译终止因子GSPT1降解，在急性髓系白血病细胞系中发挥抗肿瘤活性，GSPT1是沙利度胺、来那度胺、泊马度胺未鉴定的新底物。CC‑90009（治疗复发/难治急性髓系白血病）与MRT‑2359（治疗MYC驱动实体瘤）已在临床实现GSPT1的选择性强效降解。此外，CC‑220（伊贝度胺）除降解IKZF1/3外，还可降解IKZF2（Helios）与IKZF4（Eos）。

分子结构对新底物谱影响的更多证据来自近期通过高通量蛋白质组学对两种癌细胞系中100种CRBN配体的CRBN新底物谱评估。该研究表明，多种已知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靶点（如IKZF1、ZFP91、CSNK1A1、GSPT1、GZF1、RAB28）受含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样核心结构的分子胶降解剂影响，但不受苯基戊二酰亚胺核心分子胶降解剂影响。尽管苯基戊二酰亚胺核心分子胶降解剂整体特异性高于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样分子胶降解剂，但几种脱靶新型新底物（如KDM4B、G3BP2、VCL）仅被苯基戊二酰亚胺类化合物靶向，即便这些蛋白缺乏经典CRBN降解子基序。

鉴于多数蛋白降解靶向嵌合体采用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衍生物作为CRBN招募配体，它们也可能导致脱靶蛋白降解。多项研究通过蛋白质组学或靶向分析已在特定蛋白降解靶向嵌合体中鉴定出这类脱靶效应，包括IKZF1/3与GSPT1。但蛋白降解靶向嵌合体的靶点内与脱靶降解谱取决于连接臂长度、组成、连接位点及E3连接酶招募配体等因素。

转化安全性

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的不良反应与疗效存在明确种属差异，意味着需谨慎选择临床前动物模型，且在解读动物数据用于人体安全性评价时需格外谨慎。沙利度胺可在人类、非人灵长类与兔中诱导致畸性，但在小鼠与大鼠中无此效应；此外，沙利度胺与其他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在多发性骨髓瘤小鼠模型中无效。

募集CRBN靶向蛋白降解剂的疗效与毒性种属差异可能源于多种机制，包括靶器官中CRBN定位与表达差异、CRBN及/或新底物的一级序列差异。这类序列变异可能改变靶向蛋白降解剂与CRBN及新底物的结合亲和力或复合物形成，导致不同物种的新底物谱差异。

数据显示，CRBN在人类体内广泛表达，常用毒理学动物模型的表达模式与人类大致相似。这些数据提示，CRBN的组织定位差异不太可能导致募集CRBN靶向蛋白降解剂疗效或毒性的种属差异。但部分新底物在特定组织的基因表达在常用毒理学动物模型与人类之间差异显著，转化至人体时需加以考虑。

CRBN在哺乳动物中基因与蛋白水平高度保守，啮齿类与人类蛋白序列总体保守性为95%，非人灵长类为99%。但人类CRBN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结合域的种属序列比对凸显该区域关键氨基酸差异，尤其是人类CRBN的V388位点，在小鼠CRBN对应位置I391被异亮氨酸取代。尽管人与小鼠CRBN均可结合沙利度胺衍生物，但I391产生空间位阻，阻碍小鼠细胞中新底物IKZF1、IKZF3与CK1α的招募及后续降解。

因此，对人源化CRBN（CRBN^I391V）小鼠给予沙利度胺类似物可导致IKZF1、IKZF3、ZFP91与CK1α降解，来那度胺处理小鼠的白细胞总数与血小板计数显著下降。CRBN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结合域的其他氨基酸变化也可能与新型募集CRBN靶向蛋白降解剂的种属特异性效应相关。例如，E377残基在锚定CC‑885至CRBN–GSPT1复合物中起关键作用，大鼠与小鼠的E377V多态性是啮齿类对CC‑885治疗耐药的基础。相比之下，含异亮氨酸I391的小鼠CRBN仍保留部分GSPT1结合与降解能力。

但人与小鼠CRBN的氨基酸差异无法完全解释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在小鼠中无致畸性。人源化CRBN小鼠经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处理后，子代未出现人类沙利度胺致畸相关的肢体畸形，但观察到高比例胎鼠死亡与部分人类相关畸形（来那度胺可导致无眼畸形）。进一步分析显示，由于SALL4锌指结构域的种属氨基酸差异，沙利度胺无法在人源化CRBN小鼠睾丸或异位表达人源化CRBN的小鼠胚胎干细胞中降解SALL4。除SALL4外，另外两种CRBN新底物CYP19A1（芳香化酶）与ZNF692的降解子也存在种属氨基酸差异。因此，CRBN与新底物在不同物种的一级序列差异可改变复合物形成与结合亲和力，影响募集CRBN靶向蛋白降解剂的降解谱。

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相关器官系统毒性

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介导的毒性累及多器官系统，部分效应与特定新底物降解或特定CRBN依赖通路相关。

致畸性

沙利度胺曾于20世纪50年代作为孕妇止吐药或镇静药使用，其致畸效应已在逾万名严重出生缺陷婴儿中得到证实。值得注意的是，沙利度胺可导致肢体畸形，如短肢畸形（四肢呈鳍状附肢）、缺肢畸形、耳眼畸形，以及肩、脊柱、心血管系统、肾脏、肠道与生殖道畸形。沙利度胺还会增加流产发生率。

沙利度胺的致畸潜力具有种属特异性，可在兔、鸡、斑马鱼（仅特定条件下）与灵长类中导致胎儿畸形，但在小鼠、大鼠与仓鼠中无此效应。但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的种属活性差异并不一致：来那度胺与沙利度胺不同，在兔与大鼠中不诱导致畸性，但在食蟹猴、鸡与斑马鱼胚胎中可致畸。泊马度胺在兔与大鼠中均有致畸性（大鼠效应与人类沙利度胺暴露不同，因此不太可能由SALL4介导），但在鸡与斑马鱼胚胎中无致畸性。

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的致畸作用部分可归因于SALL4降解，SALL4是沙利度胺、来那度胺与泊马度胺降解的明确CRBN新底物。人类SALL4基因突变可导致杜安–桡骨射线综合征与霍–奥综合征，二者均出现类似母亲孕期暴露沙利度胺婴儿的肢体缺陷。SALL4可在人类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与兔胚胎中被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降解，但在啮齿类中因CRBN与SALL4的种属序列差异无法降解。SALL4降解缺失可能是啮齿类经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处理后无致畸肢体畸形的原因。

但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的致畸作用不能完全归因于SALL4降解，因为尽管SALL4可被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降解，兔对来那度胺诱导的畸形不敏感。此外，人源化CRBN小鼠经来那度胺处理后出现胎鼠死亡与部分人类相关畸形（如无眼畸形），而这类小鼠中预期不会发生SALL4降解。

PLZF是另一种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依赖的CRBN新底物，除肢体发育外，对肢体与骨骼模式调控至关重要。沙利度胺可在鸡胚胎中诱导PLZF蛋白下调，PLZF过表达可部分挽救沙利度胺诱导的表型；母代暴露沙利度胺、来那度胺或泊马度胺的兔胚胎中PLZF水平降低。TP63为p53同源物，其两种异构体（ΔNp63α与TAp63α）是沙利度胺体外降解的CRBN新底物。TP63参与人类与小鼠的肢体发育；ΔNp63α调控肢体发育，TAp63α调控耳与耳蜗发育。兔胚胎母代暴露沙利度胺后TP63蛋白水平轻度降低，但泊马度胺或来那度胺暴露后无变化。

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的致畸作用也可能部分源于CRBN在胚胎–胎儿发育（如血管生成）中正常内源性功能的破坏。SALL4、AGO2与CRBN在内皮细胞中表达，沙利度胺的抗血管生成作用被认为可通过这些蛋白信号传导导致胚胎组织损伤。但体外与鸡胚胎研究提示，并非所有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的抗血管生成作用均通过CRBN依赖机制介导。同样，沙利度胺可与TBX5转录因子相互作用并削弱其DNA结合能力。此外，母代暴露沙利度胺的兔胚胎中TBX5蛋白水平降低，但其他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无此效应。人类TBX5基因突变及其在小鼠与鸡中的异常表达均与肢体畸形相关；斑马鱼tbx5突变与鳍缺失或畸形相关。

因此，尽管SALL4在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致畸性中的作用已被公认，但仍需进一步验证以厘清其他假说与新底物的争议。总体而言，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诱导致畸性的机制仍存疑问。此外，现有数据提示沙利度胺、来那度胺、泊马度胺及其他与CRBN相互作用化合物的多重致畸机制存在关键差异。

生殖系统毒性

沙利度胺可致炎症性肠病女性卵巢储备下降，其机制暂未明确。研究发现 CRBN 新底物 ZFP91 在排卵异常女性体内表达下调，该药介导的 ZFP91 降解或与排卵障碍相关。此外，这类药物还可能干扰卵子发生，其可降低动物睾丸内 SALL4、ZFP91 水平，引发睾丸损伤。多个该类药物新底物也被证实和男女生殖功能相关，亟需深入研究此类药物及分子胶降解剂的生殖毒性。

造血毒性

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最常见不良反应为中性粒细胞、血小板减少等造血毒性，也是临床主要剂量限制因素，还可引发嗜酸粒细胞增多、白细胞及红细胞异常。该类药物在非人灵长类体内的造血毒性与人体表现相近，其毒性主要由CRBN介导IKZF1、IKZF3、CK1α等底物降解引发。

Ikaros家族蛋白密切影响血液及免疫功能：IKZF1缺陷会造成造血功能异常、贫血与血小板紊乱；IKZF3主要调控B细胞成熟，突变易致免疫缺陷。在研分子胶降解剂伊贝度胺可降解多种Ikaros家族蛋白，兼具免疫调节效果，临床可见感染、血细胞减少等反应。

CK1α降解会损伤造血干细胞，诱发全血细胞减少与骨髓衰竭；芳香化酶降解则和血小板减少相关。此外，PATZ1、PLZF、ZFP91等新底物也参与免疫调控。目前已证实该类药物及分子胶降解剂引发的造血、免疫毒性，与Ikaros因子、CK1α、芳香化酶降解密切相关，仍需进一步探索新底物的毒性作用机制。

神经毒性

周围神经病变是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的常见不良反应，沙利度胺发生率最高，可引发感觉性轴索神经病变及背根神经节损伤。其毒性机制暂未阐明，目前推测包括神经营养通路紊乱、神经纤维缺血缺氧、代谢产物诱发氧化应激与DNA损伤；该药还会造成嗜睡、头晕、共济失调等多种神经系统症状。

多款CRBN分子胶降解剂可诱发动物背根神经节病变，且该毒性依赖CRBN表达。相关底物也参与中枢神经功能调控，WIZ突变会使小鼠焦虑行为增多，ZNF276缺失会短暂阻碍髓鞘形成，MVP、PATZ1同样和神经发育相关。

CRBN本身可调控神经元BK通道表达，该基因缺失或突变会引发认知障碍。沙利度胺会提升BK通道活性与膜表达，损伤小鼠认知，而BK通道阻滞剂可改善相关症状。

胃肠道毒性

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的胃肠道不良反应存在明显药物差异：沙利度胺以便秘为主，或继发于周围神经影响；来那度胺多见腹泻；泊马度胺可引发腹泻、便秘、恶心、呕吐，发生率达20%–40%。

该类毒性存在显著种属差异：啮齿类、犬长期给药未出现胃肠道损伤，食蟹猴却可见胃肠转运异常、炎症及肠绒毛萎缩，推测与不同物种CRBN序列差异，导致底物招募、降解能力不同有关。CRBN在胃肠道广泛表达，提示不良反应或与其底物降解相关。IKZF3、CK1α均在胃肠道表达，分别参与肠道免疫、上皮功能调控，但二者与胃肠毒性的直接关联尚未明确。

此外，CRBN基因多态性会影响用药风险：CC基因型人群服用沙利度胺后腹泻风险大幅升高，AA、TT基因型则显著降低便秘风险。相关变异可调控CRBN蛋白表达与活性。综上，这类药物及相关降解剂的胃肠道毒性，大概率由CRBN靶点或脱靶底物降解所致，仍需进一步机制验证。

心血管毒性

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心血管不良反应发生率偏低，但会升高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动静脉血栓、心梗、脑血管事件风险，联合地塞米松时风险更突出，或与血小板、内皮功能、细胞因子异常等相关。该类药物还会提升重度心脏毒性风险，多由泛素-蛋白酶体系统紊乱引发蛋白毒性应激所致。

其心血管影响存在CRBN相关机制：CRBN可降解L型钙通道Cav1.2α，药物会抑制这一过程，进而影响心脏功能。多款新型靶向降解剂可造成QTc间期延长，成因各有不同，部分为非CRBN依赖的离子通道作用，部分则与hERG蛋白调控相关。

动物实验显示，多数受试的CRBN靶向降解剂会引发轻重不一的心血管或肾脏毒性。目前CRBN在心血管系统的生理功能、各类降解剂心脏毒性的完整机制仍未阐明，开展相关深入研究，对这类药物的临床应用与转化十分关键。

其他毒性

沙利度胺可干扰骨骼细胞分化，主要通过降解SALL4抑制成骨、软骨分化，但来那度胺可促进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成骨分化，机制尚不明确。CRBN底物PLZF调控骨骼发育，且CRBN基因变异与骨密度、椎间盘退变相关。此外，该类药物可治疗多种炎症性皮肤病，还可能引发角膜异常、肝肺毒性，相关机制仍待探究。

安全性评价策略

募集CRBN靶向蛋白降解剂的安全性策略总体遵循ICH关于标准小分子的指导原则ICH M3。总体而言，早期研究旨在为毒理学研究的种属选择与设计提供依据（如下图所示），后期研究旨在表征毒性效应的靶器官、剂量依赖性、暴露相关性及（适当时）潜在可逆性。该信息用于估算人体临床试验的初始安全起始剂量与剂量范围，并确定潜在不良反应的临床监测参数。

体外评价要点

TPDs类产品的体外安全性评价整体要求与常规小分子化药具有较高相似度，但基于其独特的双功能作用机制，存在多项区别于传统小分子药物，需要重点关注的特殊性风险与评价要点。

首先是溶解度问题。TPDs化合物普遍存在水溶性较差的理化特性，是体外安全性试验中首要面临的技术挑战，需在试验设计和结果解读中充分考量溶解度不足带来的试验偏差。

其次是非特异性结合引发的脱靶毒性风险，这也是TPDs体外评价的核心重点，与传统小分子化药的评价逻辑存在本质差异。传统小分子化药的脱靶风险评估，通常依托受体谱、激酶谱筛选研究，明确药物可能干预的信号通路及次要药理学作用，即可基本覆盖脱靶风险。但TPDs的作用机制具有特异性，其可结合并降解所匹配的靶蛋白，作用对象完全依赖于分子结合的蛋白靶点，脱靶形式表现为非目标蛋白的异常降解，无法通过传统小分子固定的常见受体、酶类筛选模式完成评估。

体外靶点降解程度通常首先通过western blots确定（注意，这里指的是on-target研究哦），优选多种代表主要适应症的细胞系（如上图）。确定最大降解达到时间（Tmax）后，进行浓度–反应实验以确定导致靶蛋白50%降解的浓度（DC50）。不同细胞系有助于确定人类与毒理学种属的目标靶点降解。随后可在毒理学种属中确认体内靶点降解，以更全面了解跨物种主要药理学。

Western blots也用于建立体内药物药代动力学与靶点降解（药效学）的关系。由于作用机制及蛋白再合成速率不同，药物从体内清除后很长时间仍可能观察到体内效应。理解这种药代动力学–药效学关系对选择体内疗效与安全性研究的最佳剂量至关重要。此外，建立跨物种体外与体内靶点降解参数对毒理学研究药理学相关种属的选择至关重要。

新型分子胶降解剂与蛋白降解靶向嵌合体降解的新底物可能与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新底物重叠。但与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的新底物谱并非必然一致，因为CRBN结合剂可设计为空间位阻分子胶活性，防止不必要的新底物降解。此外，近期研究在CRBN上鉴定出新型变构结合位点，可能为提高募集CRBN靶向蛋白降解剂的选择性提供更多机会。因此，强烈建议在多种人类肿瘤与非肿瘤细胞中确定每种募集CRBN靶向蛋白降解剂的脱靶降解谱。Western blots限于通量问题，更多用于研究目标靶点的降解情况。

行业内公认蛋白质组学技术是TPDs脱靶评估的关键核心技术。蛋白质组学可从整体层面，系统分析细胞、组织等样本中蛋白质的组成成分、表达水平与修饰状态的动态变化，能够全面捕捉药物作用后在靶及脱靶蛋白的整体改变，完美适配TPDs全蛋白谱的脱靶评估需求。Western blots数据可指导蛋白质组学实验设计，以研究靶向蛋白降解剂的全蛋白质组选择性。使用超过DC90十倍药物浓度通常被认为是蛋白质组学实验的最佳条件。应在多个时间点与浓度生成蛋白质组学数据。例如，较短时间点（4–12小时）可避免次级效应，但部分新底物的脱靶降解仅在较长孵育时间（24小时）后可观察到。评估泛素化或使用转录组分析有助于区分对蛋白水平的直接与间接下游效应。建议评估重要脱靶新底物（即在预期治疗暴露水平下降解的底物）的相关生物学及其遗传与药理学耗竭效应，以识别潜在安全风险。随后可考虑在毒理学研究中增加终点，以评估潜在安全风险是否在体内出现。

蛋白质组覆盖范围取决于所用细胞系的类型与数量。基于质谱的蛋白质组学也已在人类细胞系中用于显示分子胶降解剂（如靶向GSPT1的CC‑90009）的选择性靶点降解。但评估募集CRBN靶向蛋白降解剂选择性的分析方法与实验条件仍缺乏统一标准，且许多分子胶降解剂与蛋白降解靶向嵌合体的选择性谱尚未发表。应考虑开发人类细胞系panel，确保检测已知新底物并提供广泛的蛋白质组覆盖。例如，诱导多能干细胞可用于评估与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致畸性相关的新底物（如SALL4）的潜在降解，这些底物可能在其他细胞系中不表达。或者，可在药物开发早期使用定制分析评估单个新底物。

以靶向AR受体的PROTAC候选分子ARD-2051的体外选择性评价为例，研究人员依托蛋白质组学技术，在VCaP细胞系中完成了超过5700种蛋白质的定量分析，以DMSO处理的细胞作为空白对照，验证候选分子的选择性。试验结果显示，ARD-2051在0.1μM、1μM浓度条件下，可将AR蛋白水平降低82%以上，且在数千种检测蛋白中，AR是唯一表达量降低超过2倍的蛋白，充分证实该候选分子具备优异的蛋白选择性，无明显体外脱靶降解风险。

药物作用持续时间是TPDs体外安全性评价的另一独特关注点。与常规小分子化药不同，TPDs仅需极低浓度即可发挥药理活性，且其形成的E3连接酶-TPD-靶蛋白三元复合物具备循环利用特性，在完成一个目标蛋白的降解后，可持续介导下一个靶蛋白的降解，药理作用持续时间大幅延长，长效作用特征是其区别于小分子化药的核心特点之一，需在体外活性及安全性评价中重点界定作用时长与剂量效应关系。

除此之外，细胞膜渗透性是TPDs体外评价的重点理化指标。TPDs整体细胞膜渗透性表现一般，但其发挥降解靶蛋白的药理作用必须穿透细胞膜进入胞内，渗透性直接决定药物胞内有效暴露量与作用效果。据行业调研数据显示，约47%的TPDs开发企业会将产品的细胞膜渗透性列为体外安全性与成药性评估的核心重点内容。

体内一般毒理学研究的特殊考量

TPDs类产品的体内安全性评价整体遵循常规小分子化药的官方指导原则与技术要求，核心评价框架与小分子化药保持一致，但在种属选择、给药频率、给药周期、试验恢复期设置、脱靶毒性评估、胚胎-胎仔发育毒性早期评价等多个维度，存在特殊考量，同时面临理化性质带来的试验挑战。

先看下来自供试品制剂的挑战。理化性质缺陷是TPDs体内试验的首要难题，核心依旧是溶解度不足的问题，这点前文已有提及，而药物溶解度直接关联体内暴露量水平。目前行业内尚未形成成熟、高效的制剂解决方案来改善TPDs的溶解度缺陷，现阶段主流使用的制剂处方仍以pH调节剂、环糊精、表面活性剂、脂质成分等常规辅料组合为主。

给药途径选择方面，国内及海外大部分企业针对TPDs产品主要采用口服（PO）和静脉注射（IV）两种给药方式。相较于这两种主流途径，皮下注射（SC）方式出现给药部位耐受性不良反应的概率显著更高，这点需要注意。

根据行业调研数据，近90%的受访TPDs开发企业反馈，TPDs体内毒理研究中观察到的毒性表现多为非靶点相关毒性，且已明确该类毒性并非由E3泛素酶介导的蛋白降解机制引发，无法定义为传统意义上的脱靶毒性，具体致病机制目前尚未明确。同时，不同企业、不同结构的TPDs产品，其体内毒性累及的器官无统一规律，未形成共性毒性特征。针对这一未知毒性风险，行业内统一的处置原则为默认非靶点毒性具备临床相关性，在药物研发阶段提前制定完善的风险管理计划，全程监控毒性风险。部分企业已通过优化调整给药途径改善该类毒性问题，但具体核心技术细节尚未公开披露。

TPDs产品的给药频率无法单纯依靠PK参数确定，需结合PK/PD综合研究结果制定，这是其与常规小分子化药的重要区别。常规小分子药物可依托外周血血药浓度PK参数界定给药间隔，但TPDs产品普遍存在PK与PD效应背离的特殊现象。核心原因在于，PK检测仅覆盖外周血药物浓度，当外周血中TPDs药物浓度低于定量下限（LLOQ）时，组织中残留的低浓度TPDs仍可持续发挥靶蛋白降解作用。即PROTACs药物可在体循环药物完全清除后，依旧在体内产生长效药理效应，实现药效持续延伸。因此，TPDs给药频率的科学制定，必须结合外周血药物PK特征与组织内靶蛋白降解的PD动态变化综合判定。

试验恢复期的设置同样需要适配TPDs的药理特征。鉴于其蛋白降解作用存在延迟启动、长效持续的特点，靶蛋白降解效应、药理作用消退速度远滞后于血药浓度清除速度，需针对性延长试验恢复期，精准观察毒性反应的可逆性与恢复规律。

种属选择是药物安全性评价的核心基础，对于具备双功能作用机制的TPDs而言，种属选择的复杂度远高于常规小分子化药。TPDs种属选择的核心基本原则为：所选试验种属需具备明确的药物药理学活性。其特殊性体现在TPDs的双重结合特性：一方面药物需要结合并降解目标靶蛋白，另一方面需要依托E3泛素酶配体结合E3泛素酶发挥作用，因此种属差异不仅体现在目标靶蛋白的序列、表达与功能差异，还存在E3泛素酶（如CRBN）的种属差异。同时，脱靶降解是TPDs无法规避的核心风险，因此种属选择需额外纳入种属间脱靶蛋白降解相似性作为核心依据。蛋白质组学技术在种属筛选中发挥关键支撑作用，通过对比不同种属细胞的全蛋白质组降解图谱，可筛选出与人体细胞蛋白降解特征（包含在靶蛋白、潜在脱靶蛋白）高度匹配的试验种属，为种属选择提供客观数据支撑。行业共识明确：构建种属选择的可信度，是TPDs安全性评价的核心工作，必须依托蛋白质组学技术，充分评估跨物种的在靶及脱靶蛋白降解差异。

举个例子，采用蛋白质组学在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与人类诱导多能干细胞中对靶向IRAK4的蛋白降解靶向嵌合体KT‑474进行靶点内与脱靶降解评估。这些分析显示IRAK4是唯一显著下调的蛋白，已确立的免疫调节酰亚胺类药物新底物（如IKZF1/3与SALL4）无显著降解。标准次要药理学激酶组谱分析也显示良好选择性。在啮齿类原代脾细胞及犬、食蟹猴与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证实IRAK4降解具有相当的跨物种效价。

针对目前主流的CRBN型TPDs，行业存在明确的特殊遴选原则：多家海外药企调研结果统一表明，当TPDs选用CRBN作为E3泛素酶时，非人灵长类动物不默认作为非啮齿类毒理试验动物。从分子序列层面分析，人与食蟹猴的CRBN氨基酸序列相似度高达99.8%，442个氨基酸位点中仅第128位存在差异，且该位点暂未证实为配体结合核心位点，但即便存在极高序列相似度，行业依旧不建议默认选用非人灵长类动物，充分体现了CRBN型TPDs种属选择的严谨性与复杂性。比如全球上市的首款CRBN型PROTAC Vepdegestrant就是采用的犬作为非啮齿类种属开展的非临床安全性评价，后文有详细分析。其他E3泛素酶因公开数据较少，暂未形成统一共识，但大概率存在同类种属差异问题。

整体而言，TPDs种属选择复杂的核心根源在于其双功能分子结构：连接子两端分别连接靶向靶蛋白的小分子片段与结合E3泛素酶的配体小分子，而小分子片段普遍存在特异性不足的缺陷，双重可变维度大幅增加了种属间药理、毒理差异的不确定性，也导致多数TPDs的体内毒性机制难以精准阐释。

在此背景下，蛋白质组学成为最直接、高效的评价手段，无需纠结中间结合、调控的复杂机制，通过大范围监测蛋白表达的整体变化，可直接判定在靶与脱靶效应，大幅提升安全性评价的成功率。同时，该技术也面临核心难点，即试验方法的可靠性、稳定性，以及检测结果的客观性、全面性，是后续技术优化的重点方向。此外，与小分子化药一致，体外代谢研究（MetID）也是TPDs种属选择的必要支撑依据。

生殖毒性研究

生殖毒性是CRBN靶向TPDs的核心风险关注点，也是重点关注的毒性靶器官来源，行业内绝大多数企业均选择将胚胎-胎仔发育毒性试验的开展节点前置，实现早期风险筛查。该研发策略主要源于经典致畸药物沙利度胺的安全警示，沙利度胺是CRBN的核心配体，而目前绝大多数CRBN靶向TPDs的分子结构中均包含沙利度胺的特征结构。

该结构带来的致畸风险无适应症区分度，无论TPDs拟开发适应症为肿瘤类重症疾病，还是非肿瘤慢性疾病，均存在潜在生殖毒性风险，必须在研发早期开展全面、系统的胚胎-胎仔发育毒性评估，提前规避重大安全隐患。

安全药理学研究的特殊考量点

TPDs的体内消除半衰期显著长于常规小分子化药，药效持续特征更为突出。例如ARVIVAS公司的ARV-471，在动物体内的消除半衰期可达28小时。更关键的是，TPDs存在独特的延迟、长效蛋白降解效应，即便外周血中药物已完全清除，组织中残留的药物仍可持续介导靶蛋白降解，发挥药理作用。基于该特征，TPDs安全药理研究需针对性延长给药后观测时间，完整捕捉滞后、持续的药效与毒性反应。

案例分享：全球首款PROTAC——Vepdegestrant的非临床研究剖析

Vepdegestrant（ARV-471，PF-07850327）是一种小分子异双功能蛋白降解剂，由雌激素受体（ER）结合部分与cereblon（CRBN）E3泛素连接酶结合结构域连接而成。具体来说，是由拉索昔芬衍生的ER结合部分与来那度胺衍生物连接而成，来那度胺是一种临床免疫调节药物（IMiD），可结合E3泛素连接酶蛋白CRBN。Vepdegestrant可诱导ER降解并发挥ER拮抗剂作用，从而抑制ER信号传导。这里需要注意，Vepdegestrant不只是ER降解剂，其本身不依赖E3泛素酶也能抑制ER信号。

围绕vepdegestrant，开展了一系列非临床药理学、药代动力学和毒理学研究，如下表所示。

主要药效学研究

结合亲和力：无细胞放射性配体试验显示，vepdegestrant与重组ERα和ERβ结合的IC50值分别为1nM和4.7nM。

ER泛素化：在无细胞CRBN泛素化试验中，vepdegestrant以浓度依赖性方式诱导ERα泛素化。未提供ERβ泛素化数据。Vepdegestrant可在表达野生型ER的乳腺癌细胞系（MCF7和T47D细胞）和表达临床相关突变型ER的细胞（工程化T47D细胞和表达ESR1突变的T-REx-293细胞：Y537S、D538G、Y537C、Y537N、E380Q、L536P和V422del）中诱导ER降解。

ER拮抗活性：vepdegestrant具有不依赖E3泛素连接酶活性的ER抑制作用。细胞增殖试验显示，vepdegestrant抑制生长的IC50为2.3nM，而结合ER但不招募CRBN的化合物A5927的IC50为6.5nM。同样，在ERE驱动的转录活性试验中，vepdegestrant和A5927抑制ER转录的IC50值分别为3nM和33nM。这些发现表明，vepdegestrant通过双重机制发挥ER抑制作用：直接拮抗和靶向降解，其中ER降解为主要作用机制。

ARV-473（vepdegestrant主要代谢产物）的药理活性：ARV-473是vepdegestrant的E3泛素连接酶非活性差向异构体。使用稳定表达三重ERE启动子-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构建体的人ER+T47D细胞评估ARV-473的药理活性。ARV-473降低荧光素酶活性的IC50值为2.7nM，而vepdegestrant的IC50为1.1nM。ARV-473在浓度高达1μM时未降低ERα蛋白水平，证实其无法诱导ER降解。（只拮抗不降解）

孕激素受体（PR）影响：除通过降解ERα转录下调PR外，vepdegestrant还可在工程化表达PR的细胞中以E3泛素连接酶依赖性方式降解PR。该PR降解属于脱靶活性。

体内药效：在ER+ESR1野生型MCF7异种移植模型中，30mg/kg/天的vepdegestrant导致肿瘤缩小（第28天肿瘤生长抑制率124%），肿瘤组织中ER水平降低>94%，且在该模型中，vepdegestrant治疗后的ER降解和肿瘤生长抑制效果均显著优于氟维司群。30mg/kg/天的vepdegestrant治疗在他莫昔芬耐药MCF7模型（65%）、ST941/非激素依赖型和ST941/非激素依赖型/palbociclib耐药PDX模型（代表人类ER+、ESR1突变（Y537S）乳腺癌，两种模型均为100%）中也产生显著的肿瘤生长抑制。

评论：在体外药效学研究中，与传统化药最大的区别是，传统化药通常主要考察激酶活性、细胞活性及信号通路的影响。靶向蛋白降解剂主要通过泛素化发挥作用，但其结合目标蛋白用的所谓“配体”小分子，有可能本身就具有信号抑制作用，要做一定区分，既评价泛素化及目标蛋白降解，还要考察不依赖泛素化的靶点抑制。另外，这类产品体外蛋白亲和力的考察，大部分化药一般也不做。最后，对于代谢产物的药理活性需要额外关注下。其它部分，跟传统小分子化药的大体研究思路是一致的。

次要药效学研究

使用多个单独试验和试验组合，在浓度高达1μM时对80多个与潜在安全问题已知相关的靶点进行脱靶活性筛选。在1μM浓度下，vepdegestrant与孕激素受体、糖皮质激素受体、雄激素受体和κ阿片受体结合的最大效应分别为88%、83%、80%和69%，IC50值分别为17、83、100和250nM。在上述靶点中，vepdegestrant仅降解孕激素受体。此外，使用蛋白质印迹和定量免疫荧光评估对CRBN新底物（SALL4、GSPT1、Aiolos、Ikaros和CK1α）的脱靶降解。Vepdegestrant（1nM至1μM）导致SK-N-DZ神经母细胞瘤细胞中SALL4的剂量依赖性降解。SALL4是早期发育中重要的转录因子，在大多数成人组织中不表达。

评论：次要药效学是属于TPD这类产品评价的重中之重。这个产品感觉做的还不够一点是，似乎只开展了人体细胞脱靶的研究，未采用动物脾细胞或PBMC进行相关脱靶考察。即使在人体脱靶不明显，动物脱靶也能用于毒理结果的解释。值得一提的是，这款产品是CRBN介导的，脱靶研究中重点考察了前文提到的CRBN相关的一些新底物，还是很有必要的。

安全药理学

采用体外hERG试验、犬独立遥测试验以及大鼠和犬重复给药毒理学研究中的呼吸系统及FOB研究。

结果显示，Vepdegestrant不太可能对重要器官系统（即心血管、呼吸和中枢神经系统）的生理功能造成不良影响。

评论：这块没什么可讲的，跟小分子化药的评价思路基本一致。

药代动力学研究

在多种体外和体内研究中全面研究vepdegestrant及代谢产物ARV-473的ADME特征。在临床推荐剂量200mg每日一次条件下，ARV-473在小鼠、大鼠和犬体内的血浆浓度高于人体，所以不用单独评估。通过拟定临床途径开展的非临床毒理学研究已充分表征ARV-473。

在禁食动物中vepdegestrant口服吸收低至中等，在人体中与食物同服时吸收中等至高等。

Vepdegestrant在体内的分布与其理化性质一致，显示有限的中枢神经系统分布。Vepdegestrant和ARV-473均高度结合血浆蛋白，各种属间结合程度无显著差异。

在人体中，vepdegestrant消除主要通过肝脏、肠道和/或全身多种途径代谢介导，主要为SULT介导的O-硫酸化（fm,SULT~55%；Fg~84%）和CYP3A4介导的氧化（fm,CYP3A 4~41%）。原型vepdegestrant或ARV-473的尿液排泄可忽略不计。

由于vepdegestrant介导的下调和可逆性抑制，vepdegestrant与CYP3A和P-糖蛋白（P-gp）底物存在临床药物相互作用（DDI）风险。此外，由于vepdegestrant介导的下调和可逆性抑制，预计vepdegestrant会增加CYP2B6和UGT1A9底物的暴露量。与其他主要药物代谢酶或转运体底物合用后，未发现其他临床显著DDI风险。

评论：整体研究思路与小分子化药基本一致。只不过，按照指导原则要求，似乎多做了一个非啮齿类种属的吸收。可能考虑到这类产品口服吸收是个风险点。

一般毒理学

Vepdegestrant拟用于治疗晚期癌症。因此，毒理学研究方案按照ICH S9指导原则及所有其他相关指导原则设计。

采用口服给药途径，因为这是拟定临床给药途径。选择大鼠和犬作为非临床毒理学种属，并基于药理学、代谢和暴露量证实其相关性。Vepdegestrant的代谢产物（ARV-473）的毒性也在vepdegestrant毒性研究中表征，其对vepdegestrant毒性的贡献可忽略不计。

生殖器官是每日口服vepdegestrant的大鼠和犬体内确定的关键靶器官，与vepdegestrant的主要药理作用（即ER降解）一致。在关键重复给药毒理学研究测试的所有剂量下，雌性生殖器官的发现被视为不良，因为可能阻碍生育；因此雌性动物未确定无观察到不良反应水平（NOAEL）。各种属和研究间的发现总体一致（即发现严重程度未随给药时间延长而增加）。剂量/暴露量增加通常会增加发现的发生率和/或严重程度，而非导致其他靶器官出现毒性。基于1个月研究中观察到的完全或部分恢复，预计所有效应均可恢复。

评论：根据ICH S9指导原则，无需开展超过3个月的研究来支持肿瘤适应症，但通过临床给药途径和拟定给药方案，对大鼠连续每日口服vepdegestrant长达6个月、对犬长达9个月进行了评估。为什么做那么久的长期毒性研究呢？原因是，大鼠和犬给予vepdegestrant会导致两性生殖系统出现剂量依赖性变化，最早在1个月研究中即可观察到，并在长期研究中持续存在。其他靶器官主要在3个月或更长时间的研究中被确定，表明延长给药会出现额外毒性。这些包括对肾上腺（大鼠肾上腺重量降低和束状带萎缩）、垂体（大鼠垂体重量降低，犬垂体肥大）、肾脏（大鼠肾脏重量降低）、肝脏（大鼠肝脏重量增加）和骨髓（雄性和雌性犬造血细胞增加）的影响。啮齿类6个月和非啮齿类9个月长毒算是这类产品的一个额外考量点。还有一点需要注意，vepdegestrant最常见的临床不良反应包括实验室异常（白细胞计数和血红蛋白降低、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和碱性磷酸酶升高）和心电图QT间期延长。这些毒性动物研究中不是没观察到，而是由于未见统计学差异或增加幅度有限，并未定义为adverse，也就是不良反应。对于这类毒性，也要作为临床风险管理。最后还有比较有意思的一点，犬1个月毒理研究中，研究机构将雄性动物NOAEL定为90mg/kg，但被FDA否定了。FDA认为研究中所有剂量水平（包括低剂量15mg/kg）均观察到雄性生殖系统不良影响，本研究未能确定NOAEL。当然，不确定NOAEL倒不影响这个产品的临床推进。

遗传毒性

Ames致突变性试验：在测试条件下，浓度高达5000μg/平皿时，ARV-471未诱导突变，浓度≥1600μg/平皿时出现沉淀。主要代谢产物ARV-473在非GLP Ames回复突变试验中，测试条件下浓度高达62.5μg/平皿未诱导突变。

体外人淋巴细胞微核试验：ARV-471未导致微核双核细胞（MNBN）频率统计学显著增加。所有测试条件下观察到的MNBN细胞频率均在历史溶媒对照组范围内。

体内大鼠微核研究：每日两次口服灌胃给药2天，剂量高达1600mg/kg/天，ARV-471未诱导雄性和雌性SD大鼠网织红细胞染色体损伤。

评论：遗传毒性标准组合试验，中规中矩，与小分子思路一致。值得说的一点是，大鼠微核试验中，动物出现了非预期死亡。400mg/kg/天，2只雌性（2/5），第2天给药前死亡。这2只动物随后由备用动物替换。1600mg/kg/天，1只雌性（1/5），第2天死亡。1只雌性从毒代动力学研究转入主要研究第3天。发病/死亡原因是，胃部毒性伴胃肠道大体发现（黏液样或水样和/或深色异常内容物）。

致癌性

根据ICH S9指导原则，拟用于治疗晚期癌症的药物无需开展致癌性研究。但本品在转基因rasH2小鼠体内开展了为期6个月的关键致癌性研究。

Vepdegestrant导致雌性rasH2小鼠出现良性卵巢颗粒细胞瘤肿瘤性发现，以及两性生殖组织非肿瘤性发现。所有这些发现均基于vepdegestrant的主要药理作用预期发生，且在啮齿类动物中其他雌激素受体调节剂中也观察到。未发现任何非激素依赖性组织肿瘤诱导增加的证据。

评论：致癌试验是监管要求之外额外开展的研究，更全面评估风险，无可厚非。值得一说的是，FDA不同意申请人的结论。FDA认为每日口服ARV-471剂量高达800mg/kg/天，持续6个月，未导致转基因rasH2小鼠卵巢肿瘤统计学显著增加。直白讲，企业从本品药理学作用及其它同类作用机制产品角度解释，FDA则觉得不用解释，统计学没看到差异。

生殖与发育毒性

在大鼠和犬重复给药毒理学研究中，生殖器官是vepdegestrant的关键靶器官，为生育力评估提供了相关信息。在重复给药毒理学研究中，口服vepdegestrant导致雌性大鼠在剂量≥30mg/kg/天（为推荐剂量下人体AUC的0.3倍）时出现卵巢黄体减少、卵泡出血和颗粒细胞增生，以及子宫、输卵管、宫颈和阴道萎缩。雄性大鼠在剂量≥30mg/kg/天时出现附睾和前列腺重量降低，前列腺和精囊分泌减少。犬在剂量≥10mg/kg/天（为推荐剂量下人体AUC的0.5倍）时，对生殖器官的不良影响包括卵巢黄体和囊肿数量增加、子宫、输卵管、宫颈和阴道萎缩，以及睾丸间质细胞增生。犬28天毒理学研究中，90mg/kg/天剂量（约为推荐剂量下人体AUC的2倍）下观察到生精小管变性、生精小管发育不全和附睾上皮细胞坏死。vepdegestrant对雌性生殖系统的影响在大鼠体内具有可逆性。基于动物发现，vepdegestrant可能损害雄性和雌性生育能力。

申请人在大鼠体内开展了初步胚胎-胎仔发育研究。在器官形成期，每日口服灌胃给予大鼠vepdegestrant，剂量为0、30、100和300mg/kg/天。口服vepdegestrant在剂量≥30mg/kg/天（为推荐剂量下人体AUC的0.3倍）时导致胚胎-胎仔死亡（吸收增加、着床后丢失增加和活胎数量减少）。胚胎-胎仔毒性包括胎仔体重降低、骨骼异常（包括骨化延迟——尾椎、跖骨和后肢趾骨骨化位点数量减少；骨骼畸形——骶椎融合、骶椎半椎体）和/或胎仔变异发生率增加（短颈肋、尾椎排列异常、颈椎弓形状异常和骶椎排列异常）。

评论：根据ICH S9，本品无需开展生育力和早期胚胎发育研究。基于ER降解的主要药理作用、性成熟大鼠和犬关键重复给药毒理学研究发现以及大鼠初步胚胎-胎仔发育研究发现，生殖器官是vepdegestrant的关键靶器官。在label中识别并报告该风险后，无需开展额外研究。

其他毒理学研究

光毒性：

在GLP合规的中性红摄取试验中，采用BALB/c3T3小鼠成纤维细胞评估ARV-471的光毒性，vepdegestrant无光毒性。

杂质：

大鼠ARV-471 3个月口服灌胃杂质定性和微核评估研究。发现：1）每日口服灌胃给予大鼠300mg/kg/天ARV-471，持续3个月，出现的不良发现与大鼠3个月毒性研究中剂量高达300mg/kg观察到的结果相似；2）TK参数（原型药和代谢产物）与大鼠3个月毒性研究相似；3）300mg/kg/天剂量下，ARV-471未诱导雄性和雌性大鼠外周血网织红细胞微核。

基于大鼠杂质定性研究，测试的各种非致突变杂质含量不影响vepdegestrant的效力和总体安全性。

评论：原料药中多种杂质的拟定限度为ICH Q3A定性阈值0.15%w/w。FDA CMC评审团队要求反馈是否接受拟定限度。所以，额外开展了本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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