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女友留在零下30度的山顶，然后独自下山

一名“经验丰富”的登山者，两任女友，同一座山峰，同一种抛弃方式。当其中一人死去，人们开始讨论这起发生在奥地利的登山致死案，到底是过失杀人还是完美犯罪？

故事从山顶的最后一声“走吧”开始讲起。

2025年1月19日凌晨2点，奥地利最高峰大格洛克纳山（Grossglockner，海拔3798米），气温零下18度，风速每小时74公里，风寒效应下体感温度接近零下30度。

在距离山顶仅50米的一处岩脊上，33岁的克尔斯汀·格特纳（Kerstin Gurtner）已经无法站立。她的冰爪松脱，靴带半解，背包还压在背上，整个人的重量靠一根固定在岩壁上的绳索勉强悬挂着。她嘴唇发紫，意识模糊，身体在剧烈颤抖后进入了失温的最后阶段。

就在这时，她的男友，36岁的托马斯·普兰伯格（Thomas Plamberger），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后来在法庭上说：“她对我说，‘走吧，快走’。这句话救了我的命。”

他没有替她打开背包里的应急露营袋，没有尝试用绳索将她拖上山顶附近的平坦地带，甚至没有将她固定在更安全的位置。他翻过山顶，沿着南坡独自下撤。

五小时后，一架搜救直升机在清晨的阳光下找到了克尔斯汀。她的手机显示，曾有一次拨打过“149”的纪录。奥地利急救电话是“140”，“9”就在“0”旁边。那是她最后的求救，也许是在意识尚存的最后一刻。

但没有人接到这通电话。

撰文｜了了

编辑｜玄天

设计｜周末

图片来源｜网络

本文为《户外探险》原创内容

一场“普通”的冬季攀登

托马斯·普兰伯格和克尔斯汀·格特纳的故事，始于一个手机软件。

2024年初，36岁的萨尔茨堡专业厨师托马斯，在Tinder上遇到了33岁的办公室职员克尔斯汀。两人交往近一年，已经开始商量同居的事。他们计划在2025年1月进行一次登山旅行，目标是奥地利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大格洛克纳山，海拔3798米。

每年有超过7000人攀登这座山。但一月不是常规的登山季节。冬季的白昼只有不到八个小时，气温常常跌破零下15度，暴风雪可以在几分钟内将能见度降到零。

他们选择的路线是西南山脊——施图德尔山脊，难度评级为UIAA III-IV级。在夏季，这条路线被视作中等难度，大部分路段是三级，只有小部分难点达到四级。但在冬季，冰雪覆盖、岩石湿滑、风力比山谷高出数倍，难度成倍增加，早已不是简单的“三四级”可以概括。

2024 年 10 月 12 日，在奥地利罗里斯附近的Sonnblick天文台拍摄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奥地利最高的山峰：大格洛克纳山，它位于Hohe Tauern山脉中。照片来源：KERSTIN JOENSSON/AFP via Getty Images

托马斯并非新手。他此前已多次登顶大格洛克纳山，其中三次是在冬季。克尔斯汀也并非完全没有经验。她攀登过瓦茨曼东壁、达赫斯坦南壁，有一定的岩石攀爬能力。

但这对情侣之间最大的差距，不在登山经验上，而在冬季经验上。克尔斯汀从来没有在冬季走过这个难度级别的高山路线。而这一点，将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被放大成一条两人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

2025年1月18日清晨6点45分，他们从山脚出发。

按照冬季攀登的常规建议，施图德尔山脊路线的出发时间应该在凌晨四点半到五点之间。他们晚了将近两个小时。那日的天气预报也预报的清清楚楚：风速达到74公里每小时，气温零下8度，风寒效应下体感接近零下20度。

托马斯后来在法庭上辩解说，山脚下的风并不大，“低处的风几乎不存在，只在更高处才变大”。但当天其他几支登山队，在天气明显恶化后都选择了下撤。只有托马斯和克尔斯汀继续向上。

下午一点半，他们抵达了“早餐点”，那是海拔约3550米处的一处休息平台。这是攀登路线上的关键折返点。如果在这个时间还没能登顶，绝大多数向导会要求客户下撤。因为继续向上，意味着你将在黑夜中完成最难的路段，并在更恶劣的天气中面对不可预知的风险。

托马斯的辩护律师后来在法庭陈述中写道：“由于两人均未感到疲惫或力不从心，他们继续前行。”

这个决定，在事后看来，是整个悲剧链条上的第一环。

冬季的阿尔卑斯山，下午五点天色就彻底暗了下来。而此时，托马斯和克尔斯汀仍在攀爬。他们的头灯成了山上唯一的光源。

大格洛克纳山顶的实时监控摄像头捕捉到了这一幕，后来这张照片在全世界的媒体上传播开来。画面中，一束微弱的灯光在巨大的黑暗山体中缓慢移动，像一只萤火虫在暴风雨中挣扎。

2025 年1月18日，格罗斯格洛克纳山高处，两位登山者的头灯。图片来源：大格洛克纳山间小屋网络摄像头

晚上八点左右，意外发生了。他们的攀登绳索被卡住了，耗费了大约90分钟才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克尔斯汀的手受了伤。但她没有停下。两人继续向上。

此时，一场猛烈的风暴正在向山顶逼近。

漫长夜晚和迟来的呼救

晚上十点半，山地警察派出了一架直升机。

这是由其他登山者通知的，那些在恶劣条件下选择下撤的人，看到山顶仍有灯光在移动，担心出了状况。直升机在两人上空盘旋了六圈，用探照灯照射他们所在的位置。救援人员试图用灯光向他们发出信号。

托马斯承认，他看到了直升机。但他没有发出求救信号。

他在法庭上说，当时克尔斯汀“感觉还好”，不需要救援。飞行员没有收到任何求救信号，按照操作规程，飞走了。

这是整个事件中最受争议的节点之一。后来的分析认为，如果当时托马斯发出了求救信号，克尔斯汀可能还有机会获救。但他没有。他的手机在那之后被调成了静音。

检方指控他“故意忽略”救援部门的后续联系，当地官员从他的登山许可证上找到了他的电话号码，多次拨打，始终无人接听。托马斯辩称，他“没有看到未接来电”，调成静音是为了“节省电池”。

画面中拍到一架直升机飞临山上，但因狂风肆虐，救援行动被迫中止。

凌晨0点35分，托马斯或许意识到了问题严重性，终于拨通了报警电话。

但这次通话的内容，双方各执一词。托马斯在法庭上表示，他明确告知警方需要救援，他“确信山地警察了解情况的严重性，救援迫在眉睫”。但接听电话的警官马蒂亚斯·A在作证时说了一句被多家媒体引用的话：“那绝对不是紧急电话。”

他补充说，通话结束后，他通过电话和WhatsApp多次尝试联系托马斯，其中一条消息直截了当地问：“你现在需要帮助吗？”从未收到回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存在紧急情况。”

凌晨2点，托马斯和克尔斯汀到达了距离峰顶约50米的位置。此时克尔斯汀已经完全无法移动。她的体能透支到了极限。托马斯在法庭上描述了那一刻：“她完全没有力气了，我用绳子把她固定在岩石上。”

然后，他在零下温度以及时速达45英里的狂风中，做出了最后的决定。他翻过峰顶，沿着南坡独自下撤。

他在法庭上说，克尔斯汀在他离开前对他喊道：“去吧，自己想办法活下去吧。”

这句话是否真的被说过，没有人能证实。克尔斯汀已经无法开口。但这句话后来成为辩护律师的核心论据之一：这不是抛弃，这是两人共同做出的决定。

画面中可以看到托马斯正下山。图片来源：大格洛克纳山间小屋网络摄像头

凌晨三点半，托马斯第二次、也是唯一一次明确地拨出了救援电话。此时他已经独自下撤了一个半小时，他在电话中告知警方，他不得不将克尔斯汀留在山上，“建议再派一架直升机”去接她。当时风势已经变得极其猛烈，根本无法派出救援飞机。

一切为时已晚。

当天上午十点，救援人员徒步抵达克尔斯汀所在的位置。他们发现她的尸体悬挂在安全带上，绳索固定在路线的最后一段。她的背包还背在身上，冰爪松脱，靴子半解。法医鉴定确认，死因为低体温症，也就是失温。

一个令人不安的细节，在审判中被披露：托马斯下山后告诉当局，他把克尔斯汀留在了山顶下方的平坦地带。但救援人员发现她的位置是在山顶下方50米处，她不是躺在平地上，而是挂在岩壁上。

法官对此的解释是：托马斯缺乏经验，他不知道怎么把她弄上去，所以在描述时出了错。但在法庭上见证这一说法的记者们，显然并不都这么认为。

一些人怀疑，托马斯在撒谎，因为他不想让人知道他把克尔斯汀留在了那样一个危险的位置。

一场14小时的审判

2026年2月19日，因斯布鲁克地方法院。

庭审持续了14个小时，从上午一直持续到深夜11点。超过50名记者挤满了旁听席。没有陪审团，判决由一名法官单独作出。

这名法官叫诺伯特·霍费尔。他在法庭之外还有另一重身份：山地救援志愿者，曾多次参与高山救援行动，发表过多篇关于高山地区责任问题的文章。

2020年，他曾在德国杂志《Bergundsteigen》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高山事故刑事起诉的文章：“我们的目标绝不是为每起事故都‘找出责任人’。不过，高山地区并非没有法律约束的地方。”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安排。一些媒体质疑：一个山地救援人员来审判一个登山者，会不会有偏见？或者，他见过太多因判断失误而酿成的悲剧，他会不会因此对托马斯更加苛刻？但也有人认为，正因为他是救援人员，他才知道什么情况下应该求救、什么情况下不应该抛弃同伴，他的判断比普通法官更专业。

检方列出了10项过失指控。这10项指控几乎涵盖了登山者可能犯的所有错误：

在冬季条件下延迟出发、忽视恶劣天气预报、关门时间拒绝返回、直升机六次盘旋时未发出求救信号、将手机设为静音未接救援电话、凌晨2点抛弃搭档独自下山、离开时未使用应急露营袋、未尝试用绳索系统将搭档拖上山顶、事后谎报克尔斯汀所在位置，以及追加的未使用动态保护系统。

每一项指控背后，都是一个具体的时刻和选择。

托马斯·普兰伯格正对有罪判决提起上诉。

“我不是向导，我只是一个同样在学习的伙伴。”他在法庭上说。他告诉法官，自己没有接受过任何高山培训课程，大部分知识都是通过“试错”和“网络视频”自学的。他甚至说：“我以为她跟得上。”

这还不是托马斯第一次在这山上留下一个人。

庭审进行到后半段，一个意料之外的证人站上了证人席。她叫安德莉亚·B（Andrea B.），是托马斯的前女友。

她向法庭陈述：2023年夏天，托马斯也曾带她攀登格罗斯格洛克纳。夜间下撤途中，两人发生争执，她想走另一条路线。然后，“他突然就不见了”。

“当时是深夜，我一个人，头灯没电了，头晕目眩，又哭又喊。我完全是一个人……他已经走了。那也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登山。”

这段证词在法庭上引发了巨大的震动。

登山杂志《Climbing》将这段证词称为“压垮被告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它让整个案子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一次判断失误的意外”，变成了一种“可复制的行为模式”。托马斯在两年前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前女友，幸运的是她活了下来；这一次，克尔斯汀没有那个运气。

但托马斯的律师辩称：“这只能证明他在两段关系中都不够体贴，不能证明他故意杀人。”

法官霍费尔最终没有将前女友安德莉亚的证词作为定罪依据。他在判决书中写道：“它让我看清了被告在面对压力时的本能反应：优先自己，放弃他人。”但他在法律上认为，这段前女友的经历与克尔斯汀的死亡没有直接关联。

舆论和法律的审判，从这里开始分道扬镳。下了法庭后，一家媒体的标题这样写道：《他留下她等死——而且不是第一次》。

母亲的原谅与媒体的审判

本案最出人意料的证人，不是前女友安德莉亚，而是克尔斯汀的母亲，格特劳德·格特纳。

她没有指责普兰伯格。相反，她在法庭上为他辩护。

她在法庭上提交了一份书面声明：“我的女儿是成年人，她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我们不能责怪她的男友。”

她后来对媒体解释说，她愤怒的是媒体将女儿描绘成“一个可怜的、被拖上山的小傻瓜”。这位母亲不希望这是女儿留给世界的最后样子。

格特鲁德强调，女儿热爱户外，拥有丰富的登山经验，无论是独自出行还是和托马斯结伴，都表现得独立果敢。她极力为女儿辩驳，不希望世人将她看作毫无主见的弱者。

但这份来自母亲的原谅，在舆论场上引发了复杂的反应。有人将其解读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式的宽容”——一个母亲在巨大的悲痛中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力，反而去维护那个可能害死她女儿的人。

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母亲在巨大的悲痛中为自己女儿保留尊严的方式。她宁愿相信女儿是一个有自主判断力的成年人，也不愿接受她是一个单纯的受害者。

在生活中，克尔斯汀被身边人形容为惹人疼爱的女儿、姐妹、嫂子/弟媳、教母、孙女、伴侣与挚友。

但无论外界如何解读，格特劳德的证词在法律上确实起到了作用。法官在判决中明确提到了克尔斯汀本人的“共同过失”：她是成年人，她选择了继续向上爬，她也有责任。

格特劳德后来对媒体说了一段话，耐人寻味：

“很多指责克尔斯汀男友的人，从未置身过那样的绝境。我希望他们永远不会遇到那样的处境。因为没有人知道自己在那种情况下会如何反应。在温暖舒适的家里，当英雄很容易。”

抛开这起事故案子不说，这句话也在提醒所有人：在评判一个极端环境下做出的选择之前，应该保持谦逊。

但媒体和大众舆论依旧不买账。

在这起判决中，始终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法律看的是被告人的行为有没有因果关系，有没有主观故意，是否证据确凿，法官不能因为普兰伯格“人品不好”就多判他几年，不能因为舆论愤怒就从重处罚。法庭只能依据事实和法律：克尔斯汀有没有共同过失？托马斯有没有主观恶意？救援是否可能在更早的时间实现？

而格特劳德的证词，让本已复杂的案件更加难以评判。她的宽容是伟大的，还是盲目的？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她对女儿尊严的维护，让法官在量刑时多了一个判断，那就是受害者家属选择了原谅。

为何处罚如此之轻？

如果只看事实，一个男人在零下20度的山顶上把他的女友留在山上，独自下山，而她在那里冻死了。很多人会认为托马斯应该被判入狱。

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愤怒的评论，有人说这是谋杀，有人说这是冷血，有人说他应该被关很多年。

但最终结果却远低于人们的预期：过失杀人罪成立，5个月有期徒刑，缓刑3年，罚款9600欧元。

庭审前向媒体发放的小册子，内容为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罪相关说明。图片来源/贝尔纳黛特・拜尔哈默

为什么这么轻？

法官霍费尔在判决中给出了三条关键解释。每一条都在法律上站得住脚，每一条都在舆论场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第一条：克尔斯汀自己也存在“共同过失”。

她是成年登山者，有5级以上的岩石攀登经验，天气和路线信息都是公开的。她选择继续向上，而不是下撤；她选择在直升机飞来时不发出求救信号；她选择信任普兰伯格的判断，而不是用自己的手机报警。在法律的眼中，她不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而是一个有自主判断能力的成年人，她的选择也是导致她死亡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克尔斯汀的母亲格特劳德在法庭上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法官采信了这种观点。

第二条：普兰伯格不是“冷血杀手”。

“我不认为你是个杀人犯，也不认为你是个只想自保的人。但你严重误判了情况，而且没有在关键时刻采取正确行动。”法官在法庭上对托马斯说。

法官相信，托马斯在离开时并不认为克尔斯汀会死。他可能真的相信她还能撑一段时间，真的相信自己下山求援是最优选择。这不是蓄意抛弃，而是判断失误。法律区分“故意”和“过失”，两者的刑罚天差地别。

第三条，也是最关键、最具争议的一条：他不是故意抛弃，而是“能力不足”。

法官认为，托马斯之所以没能把克尔斯汀拖上山顶，不是因为他不想，而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做。他没有学习过滑轮救援技术，没有在实战中演练过搭档失温时的处置流程，他甚至没有打开过那个应急露营袋。

一位记者在总结法官的逻辑时说：“法官基本上是说，他没办法把她弄上来，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做。这证明这位登山者并不具备救援技能。法官的说法实际上对托马斯是有利的。”

而在很多人看来，这根本是个悖论。一个被判有罪的人，恰恰是因为“不够强”，而不是“太坏”。如果你根本没有能力做到，那你的罪责就小得多。

托马斯被定罪，是因为他本应该在出发前学会这些技能，他没有学，这是他的过失。但他没有被判更重的刑罚，因为他不是故意让克尔斯汀去死，他只是不知道怎么救她。

克尔斯汀·格特纳与男友托马斯·普兰伯格

法官在判决中对普兰伯格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你是一名优秀的登山者，但你很难将自己的能力转化为他人的能力，并据此做出相应的反应。”

托马斯的疏忽并非源自恶意，而是源自无能，这就是为什么最终处罚如此之轻。

而在凌晨2点那个生死节点，托马斯究竟该不该留下来陪着克尔斯汀？这个问题如同人性本身一样幽深，永远没有标准答案。

有人说：“这是登山界最难回答的道德拷问。但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从一开始就不要让自己陷入这样的绝境。”

登山伦理的分裂

这份判决出来后，整个登山圈彻底分成了两大阵营，争议一直持续至今。

有一部分人认为，这次判决，直接给民间结伴登山的模式判了“死刑”。

因斯布鲁克大学的刑法教授塞维林·格拉泽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这个判决会带来极强的寒蝉效应。简单来说，但凡参与高危登山活动，过往默认的风险自担规则彻底作废，参与者很可能要为队友的意外承担法律责任。这会大幅拉高登山的隐性成本，很多人会因为这份未知的法律风险，不敢再轻易进山。

放在以前，登山圈有个大家都默认的规矩：老手带新手结伴登山，所有风险都是自愿承担的，途中出了任何意外，全都各自负责、听天由命。

但这次判决打破了所有默契：只要是你牵头带人上山，你就要对队友的人身安全负法律责任。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往后没人敢轻易带新人登山了。登山保险的保费会随之上涨，专业登山向导会变得更加稀缺昂贵，而朋友、情侣之间那种随性、自由的结伴登山，大概率会越来越少。

而另一部分登山者和业内人士，则坚定支持这次判决，认为这才是登山圈真正该有的责任底线。

德国知名登山家亚历山大·胡贝尔，曾成功首登多条9级难度路线，还成功完成过格罗斯格洛克纳山的施图德尔山脊，在圈内极具话语权。他接受《登山》杂志采访时说的一段话，被无数人转发引用：“只要我是团队里经验更丰富的那个人，我就理所应当扛起更多责任。和失去队友性命的后果相比，自己被判有罪的风险，根本不值一提。”

解读下胡贝尔的表述，如果打心底里害怕承担连带风险、害怕被起诉，那从一开始就不要带人上山。这不是法律太过严苛，而是登山者自身的问题。如果没有勇气、没有担当为队友的生命负责，就不该站在带队引路的位置上。

而前奥地利高山俱乐部主席安德烈亚斯·埃马科拉，他觉得大众完全不用过度恐慌，不必担心登山稍有意外就会被起诉追责。本案最终定罪，并不是因为托马斯犯了某一个小错，而是一连串致命失误层层叠加的结果。

其实庭审中，法官也驳回了检方十项指控里的大部分内容。比如“出发时间太晚”，只能算作登山经验建议，算不上违法行为；所谓“未在凌晨3点30分前呼救”的指控也不成立，因为普兰伯格在凌晨0点35分就已经拨打了救援电话，只是沟通不清、信息有误而已。

本案定罪的核心原因，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凌晨两点，普兰伯格抛下了已经完全无法自主行动的克尔斯汀，并且没有给她做任何有效的防护措施。

就像主审法官霍费尔早在2020年写下的那句话，后来也成了整个登山界的准则，被反复引用：“高山之上，绝非法外之地。”

海拔高低，不会改变法律的底线和边界。在城市里被禁止的恶行，在深山雪域里同样不被允许，其中就包括抛弃一个信任自己、依赖自己、彻底失去自救能力的同伴。

在长久的登山文化里，一直有一条不成文的铁律：永远不要把同伴独自留在山里。这虽然不是一条法律条文，却是真正的登山者默认的底线。当两个人被同一根登山绳系在一起时，彼此的命运就已经牢牢绑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当然，这条底线也并非是僵化的。登山圈内也公认一种特殊情况：如果同伴重伤被困、完全无法移动，而自己状态良好、有能力独自下山求援，那么暂时离开求助，是唯一合理、能挽救生命的选择。

而整件事的关键分歧点就在于：你选择离开去寻求求援的那一刻，有没有尽到最大努力，给同伴做好所有安全保障？

再回看托马斯的所作所为：他离开重伤的克尔斯汀时，没有给她套上应急露营袋抵御严寒，没有把她转移到避风安全的区域，甚至连沉重的背包都没有帮她卸下。他唯一做的操作，是用绳索把克尔斯汀固定在岩壁上。

可恰恰是这个敷衍的操作，埋下了致命隐患。后续克尔斯汀滑落时，被绳索悬空吊在岩壁上，无法落地缓冲，最终加剧了伤亡后果，而非平躺在相对安全的地面。

这也是所有法官、救援人员、业内人士和大众，都无法原谅、无法认同他行为的核心原因。

而本案之后，Climbing杂志发表了一篇主旨为“高山弃伴自救指南”的文章。（The Art of Empowering Yourself Against an 'Alpine Divorce）。

作者玛娅·西尔弗（Maya Silver）在文章开头讲述了自己的经历：21岁时，她与经验丰富的男友在科罗拉多州的一条路线上徒步，男友因嫌她速度太慢而独自走开，留下她一个人在荒野中迷路了一个小时。“我当时才意识到，离开他我竟然如此无助。我既找不到原定勘察的路线，甚至连返回营地的路都认不出。”

她说她彼时并不知晓，自己的经历正属于“高山弃伴”（alpine divorce）。这个现代词汇专指在山野中遗弃伴侣的行为，它源自百余年前苏格兰裔加拿大作家罗伯特・巴尔（Robert Barr）。1893 年，巴尔以此为题创作短篇小说，讲述一名男子蓄意将妻子推下阿尔卑斯山崖的故事。

这种是蓄意犯罪型。玛娅提到另一种则更为常见：“登山者带着经验不足的同伴进山，因自身疏忽、认知欠缺，或是受情绪影响做出错误判断，最终导致同伴丧命。”

我们看过很多情侣登山遇险后的经典故事，而此次事故案件涉及的多位向导和登山者在评论本案时都提到：情侣登山，风险更高。

和恋人结伴登山，很容易产生心态偏差：有人想在新交往的对象面前表现自己；有人碍于情面，不愿坦言自己体力不支、需要帮助；还有人被爱意冲昏头脑，高估自身能力。

而本案中的托马斯并非初犯，三年前他也曾在同一山峰将前女友安德莉亚独自丢下。

作者玛娅·西尔弗的建议是，不要将安全完全托付给任何人。自备卫星通讯设备、提前告知亲友行程和预计返回时间、自带应急露营装备、提前熟悉路线、随时留意天气变化。如果同伴遇险或弃你而去，你要有能力独自撤离。

“生命安全远比维系感情重要。无谓的牺牲，从来都和浪漫无关。”

这句话在格罗斯格洛克纳案的语境中，有了更沉重的分量。即便托马斯在法庭上一再强调：他非常后悔所发生的一切。他非常爱克尔斯汀，不想让她遭遇任何不幸。

如果你觉得不安全、不确信、不确定，就不要继续。山不会消失，今天不登，明天还可以来。但如果你因为面子、因为不想让对方失望、因为“来都来了”而继续，你可能就回不来了。这在所有搭档关系中都适用。

克尔斯汀也许在某个时刻感到过不安，感到过恐惧，感到过“我们不应该继续”。但她没有说出来。她选择了信任托马斯。这份信任，在极端环境下没有得到回报，并且演变为灾难。

写在最后：在那座山面前，你是否诚实

大格洛克纳山依然矗立在那里。每年仍有数百人攀登施图德尔山脊。其中许多人会在出发前想起这起案件，想起那个在凌晨2点被留在零下30度岩壁上的女人。

她的手机里有一条给母亲的短信，是晚上6点07分发出去的：“我们结束了。”

她自己不知道，这句话既是谎言，也是预言。她告诉母亲的是“我们的行程结束了，不用担心”。但真正结束的，是她的人生。

克尔斯汀·格特纳

托马斯后来对媒体说：“我每天都梦见她。她在梦里对我说，‘快走’。但我不确定，那到底是她的声音，还是我自己编出来的。”

“她不得不在她曾经感到如此充满活力的地方失去生命，这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克尔斯汀的母亲说。

“高山之上，绝非法外之地。”但高山从不审判人。它只是记录。法律也从不衡量勇气，它只是衡量选择。你违心决然离去的那一刻，山记住了，法律也会。那座山也会记住任何人的不诚实。

那些正在计划下一次攀登的人，不妨静心思量：一绳相连，便是一命相托。绳索的另一端，是一个人的命。

你如何看待这场山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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