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德国投降后，明知是白费功夫，日本为何还向苏联苦苦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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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5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通知日本，将不延长《日苏中立条约》。可以推论远东苏军将未来某个时刻——很可能是在几个月内就参加对日作战。

但令人惊讶的是，日本军部内部为避免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而试图与苏方谈判，幻想通过苏联的斡旋推进“和平”工作。杜鲁门总统发表的“无意消灭或奴役日本人民”的声明被无视了，铃木内阁在5月9日，纳粹德国宣告投降的那一天，发表了《帝国政府声明》作为回答。

1、“瞎忙活”的求和行动

这份大言不惭的声明指出“欧洲战局的剧变并未给帝国的战争目的带来丝毫变化”，与德国投降的“新事态”无关，日本准备独自向继续战争迈进。同样铃木在谈话中还指出，“我抱定奉献全部绵薄之力战斗到底的信念。希望国民诸君也如同前线的特攻勇士一样，为了国防防卫的圣业而怀抱超越生死的希望同舟共济”，丝毫未向国民透露正在推进的“和平”工作或当局“结束战争”的意愿。虽然在表面上丝毫也没有政策转变的征兆，但是军部已感到苏联加入对日作战的威胁，开始出现了以苏联作为“和平”中间人来摸索结束战争途径的倾向。5月11日至14日召开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陆军要求制订防止苏军参战的具体方案，海军期待促成苏联的“友好态度”，寻求从苏联购买石油等资源，让日本把战争打下去。

外相东乡茂德对陆海军的方案极为悲观。他认为时至雅尔塔英、美、苏“三巨头”会议以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方针已确定，“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已经毫无利用苏联的余地了”。东乡还认为陆军对苏谈判的计划，“如果认真去实施，必须放弃使美国丧失斗志的想法”，并指出“英美能够接受是非常不现实的”，实质批评陆军在外交上完全是“门外汉，瞎折腾”。

不过从实际情况出发，东乡自己的“和平工作”也没有多少现实性可言，最终也只能是遵照梅津的“针对英美能够以对我方相当有利的条件进行斡旋的，应该只有苏联”的意见和铃木的“因为感到(苏联)不错，所以才认为以苏联为和平中间协调为好”的判断，把苏联调停作为“和平的救命稻草”。

铃木对于苏联的这番评论自然在战后传为笑谈。会议决定派遣广田弘毅去找苏联驻日大使马利克接触。

因此，“杜鲁门声明”这根真正的“救命稻草”就被浪费了。在广田弘毅找马利克“瞎忙活”的这段时间内，毁灭的乌云继续向日本聚拢。

5月28日，斯大林向美国方面透露信息，苏军加入亚洲战争的备战工作正在抓紧进行，对日本发动战争准备就绪日期已定——8月8日。三周后，6月18日，杜鲁门正式批准实施“奥林匹克”和“皇冠”行动，即进攻日本本土的最后战役。美国军方指出苏联在亚洲大陆助战会减少美军在这两次行动中可能遭受的损失，因此非常欢迎莫斯科的出兵保证。美苏两国领导人同意7月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同英国首相丘吉尔进行一次私人会谈，讨论对日战争和欧洲问题。因此6月中旬，可以说杜鲁门总统已经终止了对寻求苏联进军亚洲明智与否的揣测。

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陆军寄予厚望的所谓“广田-马利克”谈判从一开始就是“瞎忙活”，甚至只有反作用。这样的谈判只是向苏联透露了日本处于绝望无助的境地，给予苏联更多的理由加入同盟国的对日战争。在最后时刻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将使问题复杂化，此时苏联必须做的就是给日本致命一击。

2、谁来结束战争？

在“奥林匹克”和“皇冠”行动被正式批准的当天，日本的本土决战方案也定案了。军部于6月9日首先向天皇详细报告了结束战争的方案，即《收拾时局对策试行方案》。接着向铃木、米内、阿南提交了该方案。除了阿南，包括天皇在内的人都欣然接受了。只有阿南重复了先前的“一击论”，主张继续战争的态度未有改变。不仅如此，陆军内部还有要求主导“求和”工作的木户幸一“滚蛋”的呼声，甚至升级为人身恐吓。

于是在6月18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针对同盟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日本决策集团制订了继续彻底抗战，在有“战斗力”的情况下通过第三国的斡旋来开展“和平工作”的计划，并再次重申只有“维持国体”才能实现和平。总之，寄希望于苏联为中间协调的“和平”工作与坚持本土决战方针的继续战争路线两者并行。

最奇怪的是，日本的决策层早已提出这两条路线推行不下去。但在战争还有不到两个月就要结束的时候，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方案仍然是处处体现“得过且过”的精神。例如，6月20日，外相东乡在汇报对苏谈判过程时，天皇希望促进对苏谈判。6月22日，天皇应木户幸一的请求，召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铃木首相、东乡外相、米内海相、阿南陆相、梅津参谋总长、丰田军令部总长)，指示尽快将投降工作具体化。

御前会议本来是根据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两位统帅部长官的奏请而召开的，但这次是天皇亲自召集。这种破例的形式更显示出天皇及木户对于“两条路线并行”政策是相当坚定的。从这时开始，天皇对于投降工作的直接指导越来越多，直至最后以“圣断”的形式决定接受投降。因此，“圣断”不是突然在日本最高决策圈中发生的事件，它是慢慢酝酿而成的。

天皇如此主动地表现说明，迄今为止他一直没有轻易改变的继续战争的意志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无法维持国体”的危机感造成了巨大压力。梅津承认，6月初驻在中国战区的日军总数只相当于美国的8个师，弹药也只能维持一次会战。

在整个华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基本控制了农村地区和不少小城镇，日军只是孤守在大城市中。显然，连天皇也无法支持陆军主张的维持国体、继续战争及本土决战的强硬方针。

一直以来，天皇对于“求和”的接受程度是与天皇的“国体危机”认识程度相一致，而不是与日本人民的苦难程度成比例。只要天皇容忍陆军的继续战争路线，陆军便成为天皇忠实的战争指导代理人。但是，一旦天皇的意图与陆军之间发生了偏差，陆军对政局的主导权将被逐步夺走。陆军认为在以宫中及重臣集团为主导的结束战争的计划中，如何从盟国得到“维持国体”的保证，其方式手段并不可靠。此外还有解散军事机构的可能。因此，在军队内部握有实质性主导权的中坚层将是最大的“和平阻碍”。

在美国，想让日本赶快接受仅对美国无条件投降的人们仍在做最后的努力，其中包括前驻日本大使，现在担任代理国务卿的格鲁。早在6月16日，也就是杜鲁门批准对日登陆决战计划前几天，格鲁就去拜见杜鲁门，敦促他发布一份说清美国决定“铲除日本军国主义”，但愿意鼓励日本人民“遵循自由和合作路线再生”的声明，并且给予他们决定自己政治前途的权利。这会使日本领导人确认他们只有投降，天皇制度才会被保留，也就是“维持国体”。

格鲁对罗斯福进行了详尽的说明:

我们能够获得的日本人关于君主制看法的所有证据无一例外地指出，对现任天皇的人身不得骚扰和保留君主制是日本人不会让步的条件。这些迹象表明，只要日本人不能让步的条件能被满足，他们会准备好承受最窘迫的贫困。相反，如果同盟国的意图是要让现任天皇成为战犯，或者废除帝制，他们就会准备长期抵抗。我们倾向于同意这种观点，我们没能阐明这方面的意图，或者宣布我们想要让天皇成为战犯。废除君主制的话，将肯定会使战争旷日持久，并导致大量的牺牲。

日本人当然会认为美国人想要天皇的性命。日本大部分城市正被美军轰炸机群化为灰烬，冲绳的激战中，美、日两军血腥拼杀，充斥全美国“杀光小日本”的呼声中不乏“吊死裕仁”的声音，日本人从哪里去寻找美国有意高抬贵手，让日本“维持国体”的证据?

然而讽刺的是，美国对待战后日本的政策，早在1944年底就已定局，基本满足了日本“维持国体”的需求。

3、《波茨坦公告》带来的震撼

讽刺的是，就在6月18日杜鲁门总统批准“奥林匹克”和“皇冠”行动，而日本方面则由天皇亲自召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这一天，杜鲁门还会见了格鲁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杜鲁门告诉格鲁，虽然他乐意对日本无条件投降发布一份公开宣言，但是“讨论之前先保留意见”。

格鲁再度敦促尽快发布这份促使日本人尽快清醒，避免毁灭的公告。然而问题在于，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份公告加以反对，他们认为日本人可能会将这份公告当作示弱的标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惨烈的冲绳战役还未结束，参谋长联席会议正细数运回美国的数量惊人的裹尸袋。参谋长联席会议赞成直接要求无条件投降，而杜鲁门站在他们一边。

百折不挠的格鲁最终获得了总统和军事领导人的支持，为即将在波茨坦会晤的“三巨头”准备公告。这份于7月2日提交杜鲁门总统的新草案，证明了美国人对日本人要比格鲁早先的建议更加大方。在宣布同盟国决定“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都会继续进行对日本的战争”后，这份公告接下来引诱日本人根据一些条件投降:

《开罗宣言》的各项条件必须执行，日本的主权将被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以及我们决定的那些邻近小岛上。日本军队必须完全解除武装，返回家园，回归和平生产的生活。日本作为一个种族不会被奴役，作为一个国家不会被毁灭，但是对所有的战犯，包括那些曾经虐待我们各国战俘的人，将会进行严厉的判决。

在日本人民中发现的民主倾向将会得到支持和加强。应当确立言论和思想自由，以及对基本人权的尊重。应当允许日本保留那些确定不会提供战争潜力，但是可以产生可持续经济的产业。应当允许日本获取为了这个经济目的所必需的原材料。盟军占领军的目标一旦达成，并且一个倾向和平的、负责任的日本人民的代议制政府已经确定无疑地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撤出日本。如果这个政府能表现出不会再度渴望侵略，能够让全世界完全满意，这个政府可以包括现王朝统治下的一种君主立宪政体。

毫无疑问，日本决策层会发现这些条件是可以接受的。他们不可能要求一种关于天皇制，战后恢复经济，或者让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重新融入国际秩序的更加直接的承诺了。6月初美国军方还反对除了直接呼吁无条件投降之外的任何公告，到了7月结束冲绳战役后，他们更加愿意使用政治手段来结束战争。

正如代理陆军主力参谋长克雷格所说：

“从军方的角度来看，如果让裕仁本人保留日本名义上的元首地位，我们更加可能接受日本人投降的话，似乎没有理由不去这样做。他主要是一个象征，如果我们完全接管现行政府，他的影响力看来会妥善地被按在我们的拇指之下。”

如果说美国这个“民主世界的灯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种种不够“民主”的表现，那么如何决定裕仁天皇的命运这件事绝对是个典型。从白宫、国务院到军方的所有美国领导人，都知道美国民众对天皇的怒火有多么旺盛，大部分美国人都同意“除掉”天皇，但美国领导层为了战后由美国掌控的亚洲秩序，“擅自”决定保留天皇，自然也不太可能对其进行审判，更不要说当战犯处死。

杜鲁门总统是在日本投降前一个多月，为波茨坦会议(7月17日开始)而拟定此公告的。日本领导层还没有搞清楚，在美国人那里保留天皇制、“维持国体”是有保证的，如果他们现在就直接去找美国进行谈判，接受尽快向美国投降，那么战后的日本和后来经历了两次原子弹轰炸，被苏军进攻之后的日本并不会有什么不同。这个国家将被美军占领、被美国掌控，但将作为美国的附庸，获得经济复苏与政治独立的机会。

7月26日，《波茨坦公告》公布，呼吁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而条件与先前杜鲁门总统发出的公告基本相同。但是，只有“天皇条款”最终在美国政府内部，按照新任国务卿贝尔纳斯及军方的强硬意见进行了修改。另外，中国和英国方面也不同意该公告中出现清楚的保留天皇制的条款。

所以《波茨坦公告》中的“天皇条款”未明确表示保留天皇制。不过格鲁等人应该心满意足，因为《波茨坦公告》第一条说“上述目的达到及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达之意志成立——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后，同盟国占领军队当撤退”。既然允许日本人民“自由表达”，那么在美国人看来，对于天皇忠诚至死的日本人民当然会表达保留天皇的意愿。

然而，《波茨坦公告》毕竟是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日本注定要为了由苏联调停从而达成体面投降的机会而挣扎到最后一刻——即使他们早已知晓苏联领导人的对日作战承诺，情报部门也掌握了苏军消灭纳粹德国后大规模向远东调动的状况。7月7日，开启大规模侵华的“卢沟桥事变”八周年这一天，天皇找来铃木，指示尽快促成与苏联谈判，显示出他对早已毫无希望的“苏联调停”非常期待。

同时，天皇也对铃木谈了对苏谈判的目的：“顺利的话能够讲和。即使不顺利，也会以此来加强国民的团结，从而导致士气高涨，将战争继续到最后。”

对苏谈判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它的失败——日本领导人只是在欺骗自己它会成功而已——反而会导致国民士气的高涨，天皇这句话简直令人莫名其妙到了极点。这就是一句昏话，只是充分表现出了天皇希望尽一切可能的手段尽快结束战争的焦躁感。日本以苏联为调停者来打开局面的焦虑和期待交织在一起的想法不断深化，后来又制订了派遣近卫作为特使前往莫斯科的计划。

至于日苏谈判，按照在7月18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决定的以苏联为调停者开始与盟国谈判的方针，一直处于中断的广田-马立克会谈也于7月24日重新开始。

在世界外交史上，恐怕再也没有一次国家间的外交谈判更类同“鸡同鸭讲”。马立克大使在会谈中要求日本提出具体的求和方案，日方于是抛出了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伪满洲中立化、取消渔业权等一些条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至7月29日也就是《波茨坦公告》公布三天之后，日苏之间会谈结束，马立克大使没有回应日方今后继续会谈的要求，苏联的百万钢铁雄师已剑指东方。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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