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6岁参加革命战争年代立功勋，60岁任驻外大使馆主任被手下杀害

在河北中南部冀中平原腹地，滹沱河流域，有一个古老有县叫晋县，当然，现在已经改名叫晋州，是省会石家庄下辖的一个县级市，据文献记载，这里是被誉为“千古第一诤臣“大唐名相”魏征的故里，所以这里现有魏征广场和魏征雕塑。晋县地处河北中南部，地理位置重要，明清之际的顾祖禹曾对晋州有这样的评价：“晋州西倚真定，东迩河间，川途四通，利于驰骤！”

尤其是这里盛产棉花，是河北产棉中核地带“西河棉区”的“中心地”，西河棉区棉产量占河北省62.6%，晋州市棉产量占河北省4.67%，是代表性的产棉大县，棉花战争的必须品，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占据这里，掠夺晋县产棉区，因此，晋县为冀中抗日根据地前沿，经历多次日军入侵与反复争夺，这里的人民陷入战争的痛苦之中。

为了打击侵略者，晋县人民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人出人，有力出力，全力以赴支持抗战，竭尽所能参加抗战，在先进组织的领导下，成立晋县抗日游击大队，县、区、村三级抗日组织、政权、地方军事和群众团体，在先进组织领导下，还成立了手榴弹厂、枪厂，制造手榴弹、地雷、决枪，仿制“湖北造”，连造带修，有力的支援了抗日斗争。晋县各阶层人民、各抗日团体、正规军和游击队浴血奋战，前赴后继，谱写了一曲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壮丽篇章，绘就了一幅威武雄浑、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晋县人民为民族解放和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最终取得抗战的胜利。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3000余名晋州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中有髻龄丹心化火映霄汉、八岁铁骨英灰壮人寰的周头儿童团员郭傻瓜;有宁死不屈，英勇就义的刘胡兰式的共产党员杨岭梅烈士等。此外还有被冀中第六军分区和专署授予“子弟兵的母亲”光荣称号怕聂大春。晋县解放后，全县人民立即投入到支援解放战争和实行土地改革的滚滚洪流。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一大批晋县人民的优秀儿女带领群众一手抓战斗，一手抓生产，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出改天换地的壮美音符。1948年5月，一身戎装的晋县县委机关干部。他们扛起枪能打仗，拿起锄头能生产，是建设新晋县的领头羊。今天，我们介绍一位土生土长在晋县人物，他便是从这里走出的英烈张树田。

张树田，1922年出生于河北晋县一个普通家庭，由于这里地处冀中平原，土地肥沃，靠近河流，水源丰富，土壤为黏土，加之地方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空气湿润，气候温和，光照充足。历来是棉花主产区，即使在灾荒年间，也能基本解决温饱，因此，他家虽谈不上富裕但日子还过得去，他的父亲深知要改变孩子的命运，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万卷始通神，就决定送他到学校读书。在老家读书期间，由于他人比较聪明，学习成绩十分出类拔萃，以优异的成绩不断进取。

然而，就在他正刻苦读书期间，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变局，先是军阀混战，继而日军入侵，在那个战火纷飞、备受欺压的年代，张树田人识了进步的同学，接受了先进的思想，不仅学到了文化还打开了眼界，尤其是在思想方面更是有一种茅塞顿开之感，他已经并不满足眼前这种生活的稳定，很快就倾向于革命，渴望参与到政治当中实现自己报国的理想，16岁那年，他便加入了革命工作，成为一名骨干成员。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张树田坚决贯彻执行上级的各项方针、政策，克服重重困难，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扎下根来，与当地干部相结合，各项工作干得很出色，加之他是抗战初期年轻的老革命，又有文化知识，受到了上级领导的高度评价，非常受组织器重。全国解放之后，这位曾经在战场上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的干部转入外交战线，起初他是不理解，后来，他认识到只要国家需要，就坚决服从分配。

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的那些年，“有国必有交，有交必有使”，外交就成了必须迅速起步的领域，而新政权的职业外交官几乎是空白，外交战线可以说比较薄弱，因为旧中国的“外交官”体系一方面严重依附于旧政权，另一方面在新政权眼中缺乏可靠性，做做帮手可以，但直接挑重担还得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上级作出了一个带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决策：从部队中选拔一批立场可靠、政治素质硬、斗争经验丰富、有一定理论水平，懂组织、懂斗争、能在复杂局面中拿主意的干部充实外交力量，张树田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入外交系统，成为一名外交官。

作为身处外交风云变幻最前沿的外交人员，张树田长期坚守在外事一线，展现了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卓越的工作能力。作为资深外交工作者，他为增进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友谊、维护国家利益辛勤工作。他坚持气节、操守、爱国情怀重于一切，言行举止时刻保持我国外交人员特有的仪表、风度和气质。在外交礼节上,严格遵照国家对外政策和外事纪律行事，作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令他终生铭记和引以自豪的是，他时刻捍卫祖国尊严，保护战友安全，把维护“红色外交官”这个崇高荣誉作为自己终生的光荣使命。

上世纪80年代，张树田担任驻莫桑比克马普托大使馆主任、一等秘书，莫桑比克是一个非洲国家，位于非洲东南部，海岸线长2630公里，与南非、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等六个国家接壤，国土面积约为79.9万平方公里，人口总量为3,040万人，首都为马普托。桑比克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南宽北窄。全国3/5为山地和高原，东南部为沿海平原，是莫桑比克农业和人口的富集地区，经济条件较好。莫桑比克的气候以热带和亚热带气候为主，一年分为雨季和旱季，雨季稍长，年平均气温为20度。莫桑比克境内河网密布，河流众多，主要河流有鲁伏马河和赞比西河，都是自西向东注入印度洋。

莫桑比克绝对是一块宝地，土地下面蕴藏着储量惊人的各种矿藏，而且大部分处于尚未开发状态。莫桑比克人的主食叫做西马，其实就是用玉米或者木薯做成的糊糊。吃饭的时候再蘸一些汤汁来混合着吃，其实很多非洲国家都是这样的主食，既便宜又耐饥。莫桑比克的官方语言为葡萄牙语，因为莫桑比克长期被葡萄牙殖民统治，受葡萄牙的影响比较深远。莫桑比克人抬东西不是用双手，而是用头部来抬东西，到了当地我看到很多妇女和儿童都能头顶二三十斤的重物，真的非常佩服他们，甚至都有一些心疼。

莫桑比克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一直以来与我国的关系比如好，况且那个年代都是属于一个阵营，至今这里都有以我国领导人命名的街道、桥梁等，我国大使馆位于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中心区域，那个时候大使馆的一把手王锦川，他比张树田大3岁，是河北辛集人，同样是一名抗战干部，抗战时期，担任过束鹿县（现改名辛集市）的抗日县长，至今在他的老家还流传着他抗战故事。

王锦川在抗日战争之前就读于北京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就参加革命，曾经冒着炮火参加了支援二十九军、救护伤员的工作，日军占领北平后，他回到老家从事抗战工作，先是办报纸，宣传抗日，以后任教育科长、县长。由于他抗日坚决，敌人对他极端仇视，曾悬赏5000块大洋索取他的项上人头，派出特务队多次捉拿他。然而,王锦川并不是那么好抓到的。由于他在本县熟人多,交际广，再加上他平时为人正派，作风民主，生活俭朴，勤政廉洁，在群众中威信高，人人都掩护他，就连敌人内部也有佩服他的人。王锦川在小辛庄一带隐蔽工作，指示各村都挖地洞，一般是白天进洞，晚上出来工作。如果白天出来活动，他就穿上件破棉袍，拿着铁锨，背着粪筐，到田间和农民一块儿参加劳动，一块儿谈心，了解敌情，开展锄奸工作。

那时，日军对束鹿县反复进行“扫荡”、“清剿”，烧杀抢掠，大抓民夫，挖沟筑路，修岗楼据点，占据大批劳力和良田，毁坏庄稼，造成全县1942年秋收无几。同时，以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进行敲诈勒索，人民生活极度困难。1943年春天大旱灾，人们只得以秕子、花生皮、高粱桔、树皮、草根充饥，许多人全身浮肿，病饿致死，许多群众被迫卖房卖地，卖儿卖女，外出逃荒。作为县长的王锦川一边组织救灾无救助，一边打击敌人，尽管在开会的时候多次遭到敌人的包围，但每次都能平安脱险。建国后，王锦川担任过专署副专员、市长等职务，后来调入外交部成为一名大使。

然而，两位抗战老干部王锦川、张树田领导的大使馆卓有成效地开始工作，也就在张树田60岁生日刚刚满半年的1982 年 7 月 29 日这天清晨，大使馆出事了，而且是出了一桩大事，张树田这位历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的老干部，和其它8名同事一块，被使馆工作的一名叫唐健生的翻译杀害，后来，张树田被认定为革命烈士。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引起这桩恶性案件的引子，竟然是一句毫不起眼的回话。就是1982年6月初的一个下午，在大使馆从事翻译工作的唐健生陪一名同事去市中心医院看病，找不到医生，同事突然病情发作急得不行。他赶紧打电话回使馆请示经参处的一秘李某，问现在该怎么处理。也许当时李某手头的事情正忙，还是有什么事情烦的，就回了他一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唐健生当场就发火，在电话里就吵了起来。

回到使馆之后，唐健生仍觉得不解气，使径直到办公找到李某，还拉了同事来评理，吵着吵着情绪直接失控，抬手就给了李某两个耳光。这种在办公室大打出手的情形影响极坏，这事闹大之后，使馆领导没有和稀泥，直接给了唐健生停职检查的处分。对一个前途光明的年轻外交官来说，这个处分意味着什么，他比谁都清楚。被停职的那些天，他把自己关在宿舍里，检讨书改了一遍又一遍，越改越觉得憋屈。

那个年代我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对人的思想工作还停留在多年以前的运动式教育，那就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针对唐健生率先动手打人一事，要求他写出深刻检讨，在大会上态度诚恳，认识错误，改进错误。其实这也是领导的一片好意，惩前死后，治病救人嘛，体现组织团结与自我革新作风，旨在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偏偏这唐健生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大家都在针对他一个人，所以他在台上的检讨也是流于形式，甚至还在替自己辩护，自然检讨没有通过，他的这件事情交由上级去处理。

几天之后，领导找到唐健生谈话，正式通知他上级已经安排他近期回国，要他提前作好工作的交接准备，这个消息直接击穿了他最后一道心理防线，在他看来，回国就是政治生命直接终结，而且这一切都是人家在合伙踩他，从这天起，他心里的那根弦，彻底断了。情绪越来越偏激，从这天起，并开始预谋杀人。

随后，唐健生找莫桑比克总统府警卫营的一个上尉营长，借了一把苏制五九式手枪，还带了24发子弹。7月29号清晨，整个使馆还在睡梦里，莫桑比克的黎明静得吓人。揣着上了膛的枪出了门，他敲开5楼翻译王某的门，说要借手提包，把他杀害。接着，他又找机要员许某，开门的是许某妻子陈某，唐健生说找老许聊两句，进门直接连开两枪，夫妻两人遇害，之后张树田主任遇害。

唐健生24发子弹，一共打出去10发，杀害9人，知道自己被当地警察包围已经插翅难逃了，事后他跑到地下室扯断了所有电话线，切断使馆和外界的联系。把枪和剩下的子弹扔去院外的小花园，自己走到传达室坐在沙发上，束手就擒。

后来唐健生押解回国，法庭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当天下午，刑场的枪声响起。后来几十年，这案子成了外交部新人培训的必讲课。讲师举着他的日记：“性格缺陷能毁掉一切。”因为他一路顺风顺水，从没受过挫折，所以觉得下了班就是天塌了。

唐健生，上世纪50年代出生于江西南昌一个南下干部家庭，那时的英雄城南昌的干部大院的大樟树下，总飘着读书声。唐健生父母都是南大外语骨干。家里书架从地板顶到天花板，摆着《俄汉词典》和父亲从苏联带回的外文小说。母亲常说：“健生，你要做最优秀的。”他小学时他数学次次满分，考98分就躲房间哭，把错题本抄三遍才出来。老师夸他脑子灵，同学却不爱跟他玩——他总说“这都不会，真笨”。

1972年大学毕业，唐健生攥着“三好学生”证书，没去分配的外贸公司，背着军挎包去了征兵站。“我要参军，去最苦的地方。”他对征兵干部说，眼神里的倔强像要争第一的模样。在部队，他成了“尖子兵”。5公里越野冲第一，球鞋磨破垫报纸继续跑；手榴弹扔50多米，比老兵还远为此他还拿过三等功，连长拍他肩膀：“留部队准能提干。”可他选了部队外语培训，抱着英语课本啃半年，就能和外教流利对话。

1976年退伍，他带着“优秀士兵”奖状去北京。外交部面试时，考官用葡萄牙语问他，他挺直腰板答：“不能让外国人看不起中国。”考官当场拍板：“这个年轻人，我们要了。”那时中国和莫桑比克刚建交，急需葡语人才。领导指着他的档案：“唐健生去，语言好，有军人作风。”
出发前，母亲拉着他手叮嘱：“在外要争气，跟同事好好相处。”他点点头，走进安检口，没看见母亲眼里的担忧。刚到大使馆工作的时候，唐健生确实没让人失望。懂葡语的人少，他又当会谈翻译，又帮同事处理文件、砍价。一次大使和莫桑比克总理会谈，当地翻译卡壳，他立刻接话，还补充水稻产量数据。总理笑说：“中国翻译比我们的还懂农业。”大使拍他肩膀：“健生，你是使馆的宝贝。”

不过，时间一长，顺风顺水，从来没受过半点委屈，根本听不进去一句不一样的话。谁对他冷淡点，他觉得人家针对他。谁指出来他的问题，他直接认定是要整他。这种性子在国内大单位，大家还能帮着缓冲一下，到了驻外使馆这种封闭小环境，矛盾稍微一发酵，根本压不住。本该在外交舞台发光的唐健生，却因傲慢和偏执，把人生变成了许多家庭的悲剧。

这起震惊中外的血案，最终以唐健生被判处死刑迅速结案，但留给外交系统的反思远未停止。办案人员发现，唐健生长期的自负心理早已形成偏执：他把同事的正常工作沟通视为"排挤"，将组织处理看作"羞辱"，甚至在日记里写"要用鲜血让那些愚蠢的人后悔"。更关键的是，当时使馆的安全制度存在重大漏洞——外交人员竟能轻易获取枪支，对驻外人员的心理疏导机制更是空白。

38年后案件细节公开，网友在震惊之余发现更多隐情：唐健生的办公桌抽屉里，藏着17封未寄出的举报信，每封都控诉李某"打压人才"；而当时回答他一句话的李某的日记里，则记录着多次向上级反映"唐某情绪极端，恐生事端"。这种双向的沟通失效，让小矛盾最终酿成悲剧。正如相关部门在后来内部通报中写的："再优秀的人才，若不能管理情绪、融入集体，也可能成为定时炸弹。"

当然，这起事件最令人痛心疾首的，莫过于主任张树田，这位16岁参加革命在抗战和解放战争立下功勋，在枪林弹雨战场上的烽火岁月都挺过来了，60岁那年成为驻外大使馆主任，完全可以做出更大的成就，遇上一个冲动的人，使宝贵的生命戛然而止，着实令人叹息。

本文参考资料《快乐老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