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学者：印尼面临的或许不是经济危机，而是信任危机

作者：赖剑文

作者简介：赖剑文 博士 （Harryanto Aryodiguno, Ph.D） 系 印尼总统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 。

近期印尼多个城市再度爆发大规模学生示威，引发社会对国家经济状况的广泛讨论。部分示威者高举“印尼即将破产”的标语，批评政府近期推行的各项政策，包括燃油价格调整以及“免费营养餐计划”（Makan Bergizi Gratis, MBG）。与此同时，多家国际媒体亦将这些抗议活动与印尼盾贬值、财政压力以及公共支出扩张等议题联系起来。

然而，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加以分析，印尼目前尚未达到所谓“国家破产”的程度。政府仍能履行其基本治理职能，维持公共服务运作，支付财政义务，并保持整体社会与政治秩序的稳定。因此，“印尼破产”更多是一种政治修辞，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诊断。

尽管如此，学生所表达的忧虑并非毫无根据。事实上，问题的核心或许并不在于印尼是否陷入经济危机，而是在于社会对国家治理能力的信心正面临考验。

换言之，印尼今天所面对的，或许不是经济危机，而是一场关于国家能力与公共信任的危机。

近年来，印尼政府提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包括基础建设、产业下游化、粮食自给、能源安全、乡村合作社改革，以及备受关注的免费营养餐计划。从政策目标而言，这些措施皆具有其正当性与必要性。然而，真正值得探讨的问题并非政策目标本身，而是国家是否具备足够的能力去有效落实这些政策。

当代政治学将此称为“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所谓国家能力，系指国家动员资源、执行政策、监督行政体系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并非缺乏宏大的愿景，而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能力不足的情况，导致理想与现实之间产生巨大落差。

然而，若从儒家政治思想的角度来看，国家治理除了能力之外，还有另一项更为根本的资产——那就是“信用”。

《论语·颜渊篇》记载，子贡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治理国家需要三项基本条件：足食、足兵以及民信之矣。当子贡进一步追问若不得已必须舍弃其一时，孔子认为可以先去兵；若仍不得已，则可去食；唯独不可失去人民的信任。

孔子说：“民无信不立。”这句话或许是两千多年来关于政治合法性最精炼的表述之一。

在现代国家体系中，政府的合法性当然来自宪法、法律与制度安排。然而，任何制度最终都必须建立在人民对制度的信任之上。若缺乏信任，再完善的政策设计也难以获得支持；再庞大的财政投入也可能遭到质疑。

今天印尼社会所呈现出的现象，正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担忧。人民并不只是关心政府提出了什么愿景，更关心这些愿景是否能够转化为具体成果。当生活成本上升、就业竞争加剧、经济压力增加时，社会自然会开始追问：这些大型计划究竟能否真正改善人民生活？

图：印尼大学学生于6月12日在雅加达举行示威活动，联合多所高校学生提出五项主要诉求。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投资领域。

外国投资者并非单纯追逐高成长率。他们更重视政策的一致性、法治环境的稳定性以及政府执行能力的可靠性。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投资本身就是一种对未来的信任投票。

当投资者愿意投入资本时，他们实际上是在相信该国未来能够维持稳定的政策环境；反之，若对政府执行能力产生疑虑，即使市场潜力依然存在，投资意愿也可能受到影响。

因此，经济发展的核心并不只是资本、技术或市场规模，更包括一种难以量化却极其重要的资源——信用。

对人民而言，信用代表政府能够兑现承诺；对投资者而言，信用代表政策具有可预测性；对国家而言，信用则是维持治理合法性的基础。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印尼最大的挑战或许并不是如何创造更宏大的发展蓝图，而是如何证明国家具备将这些蓝图转化为现实成果的能力。

学生抗议所反映的，不一定是对某项具体政策的全面否定，而更可能是一种对国家治理能力的质疑。这种质疑未必是危机本身，但若长期得不到回应，则可能逐渐演变为更深层次的信任流失。

因此，印尼未来发展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并非是否拥有雄心壮志，而是在于如何建立并维持社会对国家的“信用”。

正如孔子两千多年前所提醒我们的那样，国家可以面对物质上的匮乏，也可以克服外部挑战，但若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国家治理的根基便会受到动摇。

归根究底，发展不只是经济成长的问题，更是信任的问题；而国家能力的最终考验，也不仅在于制定政策的能力，而在于是否能够让人民相信，政府有能力实现自己所承诺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