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27日,印度尼西亚中爪哇,86岁的苏哈托因多器官衰竭去世。消息传出后,印尼政府宣布举行国葬,军政要员、外国使节纷纷到场,时任总统苏西洛还称,要把苏哈托的遗体和灵魂交还给祖国土壤。
这一幕很容易让人困惑:一个被指控贪腐数十亿美元、统治期间发生大规模政治屠杀和排华暴力的总统,为什么没有在审判中度过晚年,反而能够体面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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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并不简单。苏哈托既是印尼现代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也是最不能用单一标签概括的政治强人。
苏哈托出生于1921年,家境普通。年轻时,他先后做过银行学徒和建筑工人,后来进入荷印皇家陆军。1942年日本占领印尼后,他又加入由日本训练的印尼武装力量。日本投降、印尼宣布独立之后,他转而参加独立战争。
这段经历塑造了苏哈托最重要的政治资本:军队身份、战争功勋,以及对组织和权力运作的熟悉。1949年荷兰承认印尼独立前后,他已经成为军队中的重要军官。独立后的印尼并不太平,地方叛乱、政治斗争和经济困难接连出现,军队由此逐渐成为国家秩序的支柱。
真正改变苏哈托命运的,是1965年9月30日发生的军事政变未遂事件。政变者绑架并杀害了多名高级将领,苏哈托当时担任陆军战略后备司令,没有列入被捕名单。他迅速接管军队,调兵平叛,很快控制雅加达局势。
有人曾对他说:“只要军队还在手里,局面就不会失控。”这句话未必真有其事,却准确反映了当时的现实:谁掌握军队,谁就拥有决定政局走向的力量。
苏哈托随后把政变与印尼共产党联系起来,军方展开大规模清洗。1965年至1966年间,印尼多地发生反共屠杀,遇难者通常被学者估计为数十万,常见数字约为50万人。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死者并非全部是华人,主要受害者包括印尼共产党成员、左翼人士及其家属,也有大量普通民众。
但华人群体确实遭到严重牵连。由于印尼共产党与中国之间存在政治联系,部分军方势力和社会组织借机煽动反华情绪,华人商铺、学校和社团受到冲击,不少华人被迫离开故土。把这场屠杀简单说成“50万华人遇难”,并不符合史实;可是,华人在其中遭受的迫害,也不能被轻描淡写地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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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苏哈托正式成为总统,印尼进入长达32年的“新秩序”时期。他限制政党活动,强化军队在政治和社会事务中的作用,同时对华人实行一系列歧视性政策。华人姓名、语言、文化活动都受到限制,社会身份被长期置于不平等位置。
另一面,苏哈托确实推动了印尼经济的稳定。1970年至1996年,印尼经济保持较快增长,粮食生产显著提升,1984年实现稻米基本自给,外资也持续进入。对经历过动荡和贫困的印尼人来说,稳定的物价、扩大的就业和不断改善的生活,是真实存在的利益。
问题在于,这种增长建立在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之上。苏哈托的子女和亲属进入银行、能源、交通、电信等重要行业,政府项目和大型企业往往与家族利益交织。多家研究机构估计,苏哈托及其家族可能掌握150亿至350亿美元财富,但具体数额一直存在争议,不能把最高估算直接当成已经查实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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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印尼后,经济泡沫破裂,物价上涨,失业增加。1998年5月,棉兰、雅加达等地爆发大规模骚乱,华人社区再次成为攻击目标,商铺被抢,住宅被焚,许多华人遭到伤害。关于军方是否直接策划部分暴力事件,学界和印尼调查机构一直存在争论,但政府未能保护民众,军警处置失当,苏哈托无疑负有重大政治责任。
骚乱持续后,军方内部也出现分裂,学生和反对派要求改革,苏哈托失去原有支持。1998年5月21日,他宣布辞职,结束统治。下台之后,印尼曾调查其家族财产和贪腐问题,但司法程序进展缓慢。2006年,相关诉讼因其健康状况而停止,苏哈托本人始终没有接受完整审判。
于是,2008年的国葬便形成强烈反差。对受害者家属而言,苏哈托是暴力和压迫的责任者;对部分军政精英和普通民众而言,他又是带来秩序、经济增长和国家统一的“稳定总统”。印尼没有用一场彻底审判结束苏哈托时代,而是在功绩、罪责、利益和现实妥协之间,留下了这份至今仍难以消解的历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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