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1966年“运动”爆发后，在中央对外联络部任局长的乔石受到了冲击。1967年年初的一天，乔石的妻子、同在中联部工作的郁文刚跨进中联部大门，一位同事就急匆匆拦住她说：“今天出了件大事，有人贴了你和乔石的大字报！”
郁文
郁文连忙跑出去看，发现大字报的内容大致是这样：郁文的舅舅是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乔石原名蒋志彤，祖籍浙江定海——与蒋介石是同省同县。更要命的是，“蒋”和“石”两个字，被某些人硬拧到一起，附会出一个生硬的暗示：乔石和郁文都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孝子贤孙”。
不久以后，乔石被关进中联部的“南小楼”隔离审查，他的“问题”除了大字报上提到的那些荒唐的内容，还有所谓的“历史不清”——解放前，乔石长期担任上海地下党的领导工作，被造反派认为有“特务嫌疑”。乔石在受审查期间，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实事求是，进行了顽强斗争。
1968年前后，中联部机关内的造反派活动进入一个更暴烈的阶段。乔石连续多日被拉出去游行、陪斗、批斗。乔石的女儿乔晓溪曾回忆说：
大概是在1968年，经过连番数日的游行、陪斗、批斗，一天中午，爸爸拖着疲惫的身躯从外面回来，进了洗手间。我们一家正准备着吃饭，突然听到洗手间里传来一声巨响……门开了，爸爸面无血色，没有说上一句话，又直直地朝着我们倒了下来。
郁文和乔晓溪
随后乔石被送到附近的复兴医院急救，经诊断是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失血性休克。医生们正在讨论要不要手术，中联部的造反派闻讯赶到，他们先是宣读了“最高指示”，接着又威胁医生：“乔石是走资派，属于‘牛鬼蛇神’、重点审查对象，你们看着办。”
造反派放话后，医生们立刻将治疗方案缩水成“一般保守处理”，乔石得到的治疗只有输液、服止血药，他在急诊室候诊椅子上躺了几天，待到病情稍稳，就马上被请出医院。事后乔晓溪感叹道：“好在爸爸命大！”
1969年6月，乔石夫妇被下放到黑龙江省肇源县的“五七干校”。肇源地处松嫩平原，冬天气温低至零下二三十度。干校的日常是：晨起点名、下地劳动、挑土、修渠、喂猪、开会念报纸。乔石作为“审查对象”，被安排的一般都是最重的体力活。
乔石
1970年，干校从肇源迁往河南省沈丘县，虽然换了地方，但没换逻辑。尽管吃了很多苦，但乔石一直保持着乐观，他曾用两句话形容自己的遭遇，一句是：“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另一句是：“母亲错打了孩子，孩子怎能怨母亲？”
乔石命运的转机出现在1971年1月，耿飚调任中联部部长。当时整个中联部只剩百十来号人，翻译没人，调研没人，造反派占着位子不干活。耿飚上任后，逐步“解放”了一批中联部被打倒的老干部，乔石也在其中。乔石回到中联部后，没有立刻恢复局长职务，而是被安排参与恢复中的调研工作，整理资料，做编译。
1973年4月，中联部正式成立“研究组”（后改为研究室），乔石是负责人之一。这个研究组听起来像是过渡性安排，实际上它是中联部在“运动”低谷期里最重要的业务引擎。周恩来当时有个具体要求：办一个综述性内刊，让新补选的中央委员有个渠道，能定期了解外部动态。这个刊物后来定名为《共运月报》，郁文具体负责从筹备到出刊的全过程，乔石则负责研究组综合层面的工作——组织各地区的材料汇总、审核调研方向、把关综合分析的质量。
乔石（左）
此后的几年里，乔石始终埋头做业务，他不抢话、不站队、不出风头，因为他清楚：在一个随时可能反转的机制里，自己的那份调研功底、那种“能干活”的不可替代性，才是下一次翻转时真正的护身符。
“四人帮”被粉碎后，乔石在1978年2月被任命为中联部副部长，开始了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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