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只想要一间没有家暴和追债的屋子丨人间

很多年里，她一直想要一套自己的房子。那里面没有父亲的拳头，没有讨债的敲门声，没有随时要卷铺盖走人的惶恐。

配图 | 电影《山河故人》

2026年年初，我偶然想起，已经很久没有关注母亲的短视频账号。

那个账号是她退休后一点点做起来的。她拍风景，拍自己做的菜，拍阳台上的花，一条十几秒的视频，常常反复拍很多遍。她有三千多个粉丝，大多是和她年纪相仿的中老年人，每多一个点赞，她都能高兴半天。

我本来只是想登录后台，帮她清理一下私信里的垃圾广告。页面刚打开，一条红色系统通知就弹了出来：账号因涉及违规，已被永久限制带货功能，扣罚5000元。

处罚已经是两个月前的事。我问她：“你最近把账号给别人登过吗？”

母亲想了半天，才恍然大悟：“有个老师，说能教我怎么涨粉，怎么开通收益。他说要帮我后台设置一下，让我把验证码发给他，还让我扫了个码进群学习。”

一阵无力感涌上来。母亲明明已经不想再投机取巧了，可骗子还是找到了她。

后来我才知道，对方拿到她的账号授权后，利用她的实名认证，在深夜进行违规直播敛财，而母亲对此一无所知。她白天还在认真拍视频，想着怎么配音乐、怎么写文案，想着有一天也能像别人一样接点小广告，攒钱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那天晚上，母亲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黑屏的手机，很久没说话。客厅灯光很暗，她的背影看起来比以前更佝偻了。

我习惯性地想批评她：“跟你说了多少次，不要信网上的人，不要给别人验证码。”话到嘴边，看见她花白的头发，又一次说不出口。

她有什么错呢？她只是太想有一个家了。

母亲老家在湖南，一岁时跟着外公外婆去了新疆，在那里读完高中。第一次高考落榜后，外公把她送回湖南老家复读，第二次落榜，外公又送她去学俄语。

但母亲年轻气盛，不愿再被书本束缚。没过几个月，她瞒着家人，揣着偷偷攒下的路费，坐了几十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又跑回新疆，开始独自打零工。那是1990年，她二十岁。

她跟着亲戚卖过眼镜，生意不好，又去卖啤酒，一个月能赚一百多块，但收入不稳定。最终，她在一家湘菜小饭馆里当服务员，每月工资一百五十元。也是在那里，她认识了我的父亲。

父亲是四川人，只有小学文化，跟着一帮同乡四处跑，做些包工程的活。三十岁那年，他跟着施工队来到母亲打工的小县城，一天，父亲和工友在饭馆聚餐，酒过三巡，一身酒气的他注意到了在前台收银、接待客人的母亲。

母亲年轻时很漂亮，大眼睛，皮肤白，会用省下的钱去烫当年流行的卷发，也爱穿碎花裙。后来我翻看家里的老相册，看见一张她蹲在野花丛里的照片：她穿着蓝底碎花裙，长发披肩，对着镜头笑得格外灿烂。

我总觉得，母亲的笑容本该永远属于那片自由生长的野花，而不是后来这个充满暴力和不安的家。

父亲能说会道，尤其酒后，更是滔滔不绝。他常去外公外婆家，几杯酒下肚，就开始高谈阔论：要承包几十万的大工程，要在县城里买下最敞亮的楼房，要给母亲最好的生活。

外公只是木匠，外婆也没有多少文化，但他们听着父亲这些不着边际的话，看着他每次上门除了两瓶最便宜的酒，几乎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就断定这个四川男人不踏实。

可不到二十五岁的母亲，没能抵住那些天花乱坠的许诺和看似热切的追求。她认准了父亲，只觉得他只是暂时不得志，将来一定会有出息。

后来，哪怕外公外婆坚决反对，母亲还是偷偷怀了我。1995年，我出生，为了给我上户口，她和父亲匆匆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

她当时一定没有料到，那本红封皮的小册子，会把她拖上一条望不到头的坎坷路。

婚后，父亲的“出息”并没有到来，他的懒散与不负责任也不再掩饰。他是个没有长性的人，不务正业，天天混迹于牌桌，偶尔包个小工程，赚没赚到钱我不知道，反正家里从没见过回头钱，倒是常常听见要债的人敲门。

1996年，国营纺织厂招工，母亲有了一份正式工作，每月工资两百多块，这就是家里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厂里给职工安排了住所，母亲以为日子终于能安顿下来。但安稳的日子只持续了几年，2000年前后，厂子倒闭，母亲下岗，安置房也拆掉了，那时我还没上小学。

我的记忆里，十八岁之前，我们一直在搬家。有时候是出租屋拆迁，有时候是租金涨了交不起房租，我们从城边漏风的土坯房，搬到稍微结实些的毛坯房，再搬到拥挤嘈杂的筒子楼出租屋。每次搬家，家当都少得可怜，几个编织袋就能装完。

有一次，因为暂时找不到更便宜的住处，我们不得不在外公外婆家借住了一段时间。

外公外婆心疼母亲，也心疼我。为了不让母亲为难，逢年过节家庭团聚，他们总是对父亲笑脸相迎。即使父亲拿不出我的学费，即使冬天家里拮据到没钱买煤，母亲要带着我去院子里捡柴火取暖，他们也从未当着父亲的面说过一句重话。

他们的隐忍，并没有换来善待，父亲在外稍有不顺，回家随口就是辱骂。一开始，他的脾气大多甩给结实的物件，比如搪瓷杯子、脸盆，后来渐渐波及烟灰缸、陶瓷碗、玻璃杯。最终，家暴的手还是伸向了母亲。

家暴是有迹可循的。结婚前，因为外公外婆强烈反对，父亲就曾借着酒劲跑到家里闹，威胁说如果不让他和母亲在一起，就要同归于尽。谁能想到，他想要的不只是婚姻许可，更是对母亲整个人生的掌控与消耗。

自我能记事起，家暴就成了这个家庭里最常态的恐怖，从母亲身上，也渐渐蔓延到我身上。

印象最深的一次，发生在我小学五年级。那天，父亲又醉醺醺回家，满身酒气，坐在沙发上给四川老家的亲戚打电话。电话里，他声泪俱下，诉说自己在外的艰辛，赌咒发誓一定要赚大钱，风风光光回去。

母亲听着他翻来覆去的哭诉和空头支票，终于忍不住劝道：“少喝点吧，找点正事干。再这样下去，咱们就离婚吧。”

听到“离婚”两个字，父亲摔了电话，抄起手边的玻璃杯，狠狠砸在地上。玻璃碴和茶水散了一地，接着是热水瓶、碗，能抓到的一切，碎裂声此起彼伏。

“你说啥？你再给老子说一遍！”他站起来指着母亲怒吼，一把抓住母亲的头发，把她狠狠推倒在地，紧接着，耳光落在母亲脸上，还夹杂着不堪入耳的脏话。

我躲在房间门后看着这一切，不敢哭出声。直到母亲嘴角渗出血，恐惧、愤怒，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驱使我冲出去，我用尽全身力气拉父亲的胳膊，哭着喊：“别打我妈了！”

一记耳光结结实实扇在我脸上，有几秒钟，我听不见声音，脸颊火辣辣地疼，疼到麻木。这一耳光，好像把我打醒了，我抓起母亲的手机，转身跑出家门，拨通了报警电话。

那次警察来了，训诫了父亲，也留下了记录。父亲在警察面前保证绝不再犯，警察走后，他确实收敛了一阵子。

然而，我们都清楚，报警只能解决一时的危机，解除不了长久的隐患。风头过后，几句痛哭流涕的忏悔、几句好听的场面话，总能再次让母亲心软。暴力就这样在绝望里循环往复。

母亲的绝望不只来自暴力，还有看不到头的贫穷。

我读高二那年，长期酗酒的父亲突发脑溢血，倒在酒桌上。家里本就穷得叮当响，父亲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买居民医保。母亲没有犹豫，借遍亲戚朋友，凑了八万多元给他做手术。

术后，父亲恢复得不错，右脚落下毛病，走路有些拖沓，但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可他以此为借口，彻底躺平，再也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他的脾气变得更暴躁，也理所当然地把家里的经济负担全部压到母亲肩上。

母亲到处托人，去了一个社区公益性岗位上班，最开始的时候，每月收入还不到一千元。

2015年，我在外地上大学。一个四川老家的远房亲戚说是来探病，一张口就是借七万块钱，说家里有急用。那时母亲的工资除了还旧债，还要支付父亲的药费和营养费，连买菜都要一分一分地精打细算，哪里还有余钱？

可父亲不管。他不想在亲戚面前丢面子，让母亲翻出家里的存折，又逼她给亲戚朋友打电话借钱。遭到拒绝后，他再次故技重施，砸东西，怒吼，逼她在手机上操作那些刚兴起的小额贷款软件。

母亲不堪暴力威胁，最终东拼西凑，把七万块转了出去。那个亲戚后来消失了，至今下落不明，母亲每个月不得不从牙缝里省出钱，一点点填那个深不见底的窟窿。

我大学毕业那年，父亲又不知道听了谁的怂恿，闹着非要回四川老家盖房子，说叶落要归根。父亲想要的房子，是他这些年在新疆打拼混出来的“排面”，而母亲同样想要房子，想要在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城市里，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很多个周末，母亲会拉着父亲去看房：去新建的楼盘，只能远远看沙盘；别人急售的二手房，又小又旧；甚至城郊的自建房，她都满怀希望地去瞧过。

房价一年年涨，家里的存款却因为各种事情越来越少。买房的钱，从“差一点”，渐渐变成遥不可及的数字。这些年，我们住过的地方几乎都是租来的，直到现在，母亲仍住在廉租房里。

母亲最终没能拦住父亲。父亲把家里仅有的几万块积蓄带回四川老家，在农村盖了三间平房，母亲独自留在新疆，继续上班、还债。她每个月，甚至每周，都要给父亲转生活费，为了让他未来有个保障，她还要从自己微薄的收入里挤出钱，帮他缴纳养老保险。

母亲每月的收入所剩无几，她一个人在出租屋里计算每一分钱的去向。父亲的光景却完全不同，四川老家的房子很快盖了起来，他找熟悉的木工装好门窗，叫亲戚们一起布置新房。

每天早上，他可以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晒太阳，傍晚天气凉下来，屋里还有空调取暖。隔壁院子开了间棋牌室，他打牌也更方便。房子盖好那年，母亲回去过年，父亲说：“以后有你的退休金就够了，我喜欢这里安逸的生活。”

母亲不喜欢父亲眼里那种安逸到没有盼头的生活，没等假期结束，就匆匆回了新疆。她说：“一定要攒够钱，在新疆买个房子。”

2021年，我结婚了，母亲也到了退休年龄。那一年，她告诉我：“闺女，妈想离婚。”

母亲每月有两千多元退休金，在小县城里，按理说可以过得很安稳。但这些年，父亲要钱的电话从没断过，理由千奇百怪：买药、人情往来、房子要添置东西。如果不给钱，电话那头就是诅咒和谩骂。

这些年，母亲和父亲一直分居两地。她说自己看透了，也累了，前半生的债，她来还，后半生，她想为自己活。她想摆脱这段婚姻，然后攒钱在自己工作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买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

母亲不止一次跟我描述过她想要的房子：有光洁明亮的白色瓷砖地板，脚踩上去凉凉的，但并不冰冷。“以后我们也买。”她总是这样说。

这个“以后”，从我的童年说到她的中年，至今还没有看到尽头。

母亲只有高中文化，年轻时没读完书就出来打工。对于法律条文、诉讼程序，她一窍不通，她不敢去律师事务所，觉得那里门槛太高，是“大人物才去的地方”。

于是，她习惯性地打开手机里的短视频软件。算法很精准，捕捉到了她的焦虑，她的推荐页里出现一个个穿西装、语速铿锵的律师。

视频里，那些人说得天花乱坠：“线上办理，快速离婚，不成功不收费。”

2022年初，母亲加上了一个“陈律师”的微信。对方听了她的诉苦，立刻表示这事太简单，只要交500块钱咨询费，就能帮她起草文件，指导她怎么离婚，保证哪怕男方不同意也能离。

500块对母亲来说不是小数目，但相比于摆脱父亲，这钱花得值，她背着我转了账。然而，现实很快给了她当头一棒。当她拿着“陈律师”发来的所谓模板，信心满满去法院起诉时，诉讼请求被驳回了。原因荒诞得让人笑不出来：结婚证上，父亲的名字和身份证不一致。

原来，他们当年结婚时，身份信息录入尚不够规范。办结婚证时，父亲用的是假名字。于是，在法律程序严谨的今天，母亲想离婚，要么找到“结婚证上的人”，要么证明父亲是父亲。

父亲用假名字这件事，其实我早在前几年办理二代身份证的时候就知道了，当时我问过母亲，为什么不和这样的人离婚，母亲的答案是：想让我有一个完整的家。

多讽刺啊。他用一个假名字拴住了母亲，偷走的却是母亲实实在在的前半生，而我没有一刻觉得自己拥有过一个完整的家。

母亲在电话里问“陈律师”怎么办，对方开始支支吾吾，后来干脆不回信息。那500块钱，就像扔进水里，连个响声都没有，所谓专业指导，连最基本的证件核对都没做。

这让母亲好几天吃不下饭。后来，是我硬拉着她找了一家正规的律师事务所，律师听完情况，告诉我们，这事会很麻烦，但总能解决。

如他所说，这场离婚官司打得异常艰难。

第二次起诉前，为了证明结婚证上的丈夫就是现实中的丈夫，我们开始了繁琐的证明之路。母亲联系社区居委会开证明，证明他们多年来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跑去派出所查询历史户籍档案，找到父亲的身份信息，律师甚至做好准备，如果常规路径走不通，就先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民政部门更正婚姻登记信息。

收集证据，开各种证明，母亲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也不知道听了多少句“这事情不好办”，折腾大半年后，案子才最终立上。

2023年夏天，官司终于开庭，父亲坐在被告席上。那个暴跳如雷、能骑车能骂人、精力旺盛地索取钱财的男人，居然掏出一本残疾证，在法庭上成了需要被照顾的弱势群体。

当法官询问他的意见时，他挺直腰板，语气响亮又嚣张：“离婚？可以啊！让她给我一百万！少一分都不行！”

他伸手指着原告席上低着头的母亲，声音越来越大：“我前半辈子辛辛苦苦养她们娘俩，现在我老了，有病了，她就想甩了我？没门！要离，就把我养她们的钱还给我！”

我坐在旁听席上，气得浑身发抖。我从小到大的学费，都是助学金或者是外公外婆垫付的，过年时亲戚给的压岁钱，几乎都被他摸去打牌，母亲更是日夜操劳，养家糊口的同时，还要忍受他的暴力，他拿什么养了我们？

母亲始终低着头，听他颠倒黑白。直到法官询问她的意见，她才小声说：“我愿意把他的养老保险继续交完，每个月再给他一点生活费。只要能离就行。”

即使这样，法院最终仍然判决不准离婚，理由是考虑到男方身体状况，以及夫妻感情破裂证据不足。

母亲从法院出来时，脸色苍白。我们都没想到，结束一场失败的婚姻，比想象中困难得多。

终于熬到2024年夏天，可以第三次起诉了。立案后，法院调解员再次试图促成和解，父亲的条件依然是一百万。

母亲在长年累月的压迫和漫长诉讼里身心俱疲，几乎又想妥协。她开始和律师商量，是不是可以少给一点和解费，只要能离婚就行。我和律师坚决阻止了她，坚持要求开庭判决。

开庭那天，父亲没有出现，法院缺席审判。法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中关于“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的规定，最终判决离婚。

开庭两周后，母亲收到了判决书。她第一时间拍照发给我，在电话里反复问：“闺女，你看这日期，是生效了吧？”

我一遍遍肯定地告诉她：“是的，妈，判决生效了，你们在法律上已经不是夫妻了。”

虽然离婚判决不能抹去过往的伤害，她还要继续一点点偿还当年父亲在新疆欠下的房租债务，但至少，她终于可以是她自己了。

离婚判决后，母亲把父亲拉黑了。没过多久，父亲突发脑梗去世了。

离婚后，母亲觉得日子有盼头了。她开始疯狂地想要赚钱，买房的执念也更深了。

她的退休金只有两千多元，除去生活费和还债，所剩无几。看着县城房价，她总觉得心里发慌。这时候，短视频给她推来了新的路子：投资理财。

画面里，全是和她年纪相仿的人，拿着手机，背景是豪车或者新房，绘声绘色地讲：“退休后，我靠这个软件，每天睡醒就有收益。”

一开始，她还算谨慎。她把视频转发给我，问：“这个是真的吗？”我看了一眼，那种粗制滥造的界面，典型的资金盘。我严厉地告诉她：“全是骗子，天上不会掉馅饼，千万别碰。”

母亲当时答应了。但我忽略了，对于一个迫切想要改变现状的人来说，理智是极其脆弱的，她满脑子都是攒首付，觉得如果错过这个机会，买房的日子又要往后拖好几年。

后来我才知道，她从2023年就已经开始瞒着我往里面投钱。她先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投了一小笔，第二天，账户里果然显示多了几十块收益，而且还能提现，她高兴极了，觉得我是读书读傻了，不懂这些新路子。

接着，她投了一千，收益可观。再投五千，数字仍然不断增加。最后，她咬咬牙，把攒了许久的一万块也放了进去。

那段时间，她像变了个人。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APP，看账户里红色的收益数字，她把我给她买营养品的钱省下来，把买菜时斤斤计较省下的零钱攒起来，一笔笔投进去。

她不仅自己深陷其中，还忍不住想拉上老姐妹一起发财。母亲以前在社区工作过，是个热心肠，有什么好事总想着分享。这次也不例外，她偷偷告诉几个关系好的老朋友，让她们一起加入投资。

跟我视频的时候，她说话常常带着笑意，还告诉我：“马上就能攒够首付了！”

2024年冬天，外婆突然生病住院，我才知道出事了。

那天下午，我正在医院病房陪护外婆。医生突然走进来，神色严肃地把我叫到走廊：“刚才有警察来医院，说要找你母亲，联系不上她本人，电话一直占线。你们是不是遇到什么事？”

我冲出病房给母亲打电话，的确一直占线，打了好几个才通。“你在哪？警察为什么找你？”我急得大吼。

母亲在电话那头声音发颤：“警察把我的银行卡冻结了！我正要去银行转账，客服说系统维护，要我再转一笔保证金验证身份，验证完，之前所有的钱连本带利都能提出来。我正要去汇款，警察就打电话来了，说我的账户异常……”

我眼前一黑，这才意识到，她被骗了。

原来，当她投入的本金达到四万块时，平台突然显示无法提现。客服告诉她，系统维护，需要再充值一笔钱验证身份，验证完一起退。她慌了，正准备去银行汇款，反诈中心的预警系统拦截了她的操作，直接冻结了她的账户。

我们在医院走廊见面。她像个做错事的孩子，缩在长椅上，警察说那是骗子，她还喃喃自语：“可我前几天还能取出来啊。”

四万块。那是她省吃俭用一点点攒下来的钱，就这么轻飘飘地消失在虚拟网络里。我看着她鬓角又添的几缕白发，到了嘴边的责备和埋怨，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投资被骗后，母亲消沉了很久。她卸载了那个APP，和我发誓再也不信网上理财，“你放心，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再也不碰了。”她说。

但骗子永远比我们更有耐心，也更懂得变通。既然线上你不信，那就骗你去线下。

几个月后，母亲又兴奋起来。她在网上认识了一些“朋友”，对方告诉她，南方有个国家扶持的好项目，这次不是虚拟货币，是实业。投几千块，回报率极高，而且最重要的是，眼见为实，可以邀请她去实地考察。

“我去看看，如果是假的我就回来，反正当旅游了。”她试探着问我。一听“南方、考察、几千块、高回报”这几个关键词凑在一起，我脑子里立刻蹦出两个字：传销。

“妈，这是传销！绝对不能去！人生地不熟的，把你扣在那怎么办？”

我一遍遍跟她分析风险，甚至翻出新闻里传销扣人的案例给她看，拼命阻止她动身。她嘴上答应不去了，但心里那个发财梦还在挠她。

几天后，我突然收到她一个老朋友发来的微信：“你妈好像去南方了，她给我发了个定位，说在考察大生意。我觉得不对劲，那地方挺偏僻的。”

我的心突然一沉。我一遍遍给母亲打电话，直到她接起，背景音很嘈杂，有人在大声说话，听起来是在讲课。我让她立刻买机票回来，哪怕花再多钱，也必须马上离开那里。

也许是我的反应太激烈，也许是她到了那里，发现考察是在小区里，环境确实不像大老板待的地方，她开始害怕了。后来母亲告诉我，对方前一天曾要求收走身份证，她警惕地没有给。离开时，我约了车到小区门口，又给她打电话，故意让对方听见：“如果走不了，我就报警。”

对方听到了，没有阻拦。好在母亲刚去两天，还没有被深度洗脑。

我打开购票软件，当天直飞的航班已经没有了，只有一班中转航班，半夜才能到家。我让母亲马上收拾东西去机场。母亲听说飞机要中转，觉得折腾，电话里还有些犹豫，试探着问能不能第二天再走。

“不行！一分钟都不能留！无论多晚，今晚必须离开那个城市！”我对着电话吼，“钱我出，机票我买好了，你现在就走！”

计划赶不上变化。离飞机起飞还有半个小时，航班晚点了，后续中转航班赶不上。收到消息，我的心立刻提到嗓子眼，又马上订中转城市的酒店，改签第二程航班。

完成这一切，我才发现自己已经满头大汗。我不停刷新手机屏幕上的航班消息，生怕她临时改变主意留下来，也害怕她被人拦住走不掉。

与被骗钱相比，我更担心她的安全。那天晚上，我拿着手机，盯着航班软件上的小飞机图标，看着它一点点移动。第二天中午，她终于落地回家，我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那次之后，她似乎真的怕了。回到家后，她心有余悸，主动去办理新的手机号，重新注册微信，彻底切断了和那些所谓“朋友”“老师”的联系。

我开始频繁给她转发各种反诈宣传文章和视频。她不再像以前那样不耐烦，会一个个认真看完，甚至主动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

经历了线上理财和线下传销两次惨痛教训后，母亲变得像惊弓之鸟，对任何快速致富的门路都充满警惕。但人只要心里那点念想还没灭，就总想找点出路。既然把钱交给别人不靠谱，那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总不会有错吧？

2025年，她开始盯上短视频创作。

她看到平台上很多普通人，拍自己的生活，拍美食，拍风景，积累了粉丝，还能接点小广告，赚些零花钱。她觉得这个可行，不用投钱，只要付出时间和精力。

她重新燃起希望，开始认真研究怎么拍视频。她学着拍风景，拍自己做的菜，虽然剪辑粗糙，镜头也晃晃悠悠，但她无比认真，一条十几秒的视频，常常反复拍很多遍，挑选最满意的一段发布。

慢慢地，她的账号积累了三千多个粉丝，大多是和她年纪相仿的中老年人。每多一个点赞，都能让她高兴半天。“这次我可没投一分钱，我是靠自己的劳动，踏踏实实赚点钱。”她跟我说这话时，像小时候说要买房一样坚定。

我心里也渐渐踏实了，母亲总算不再想着靠赚快钱买房。直到2026年年初，我登录她的后台，看到那条扣罚5000元的通知，才知道她又一次被骗。

那天晚上，母亲坐在沙发上沉默了很久，我没有再骂她。骂她有什么用呢？她前半生被一段糟糕的婚姻困住，被一个无赖般的男人吸血。她没有房子，没有安全感，没有依靠。

当她终于想为自己活一次时，手中的智能手机像一扇窗，让她看见外面精彩的世界，也给了她“我也能行”的错觉。

短视频告诉她：你可以轻易离婚，你可以轻松赚钱，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事业。

但没有告诉她：这扇窗外，布满了精心设计的陷阱，专门捕猎像她这样急于改变命运、却又缺乏辨别能力的中老年人。

她只是想努力赚钱，买一个属于自己的、贴着白色瓷砖的家。而这个时代的技术，看似给了她选择的自由，其实一次次打碎她的梦，把她困得更紧。

现在，母亲还是会刷短视频，但更多只是看，很少发了。她注销了那个被处罚的旧账号，重新注册了一个新的，只关注养花、做菜、编织的博主。

她开始在阳台上认真养花，偶尔拍拍视频，分享到只有我们几个家人的小群里。她在短视频里学织毛衣，一针一线，给我女儿织了一件柔软的小马甲和一顶可爱的小帽子。她还跟着美食博主学习营养搭配，在笔记本上工工整整抄写许多食谱，说要把身体养好。

前段日子，我们一起收拾屋子，翻出母亲以前的旧物。一个箱子里，整整齐齐码放着十几本荣誉证书，有单位的先进工作者称号，也有区级和市级荣誉。

母亲并不是一个头脑简单、思想封闭的女性。她也曾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努力、认真，也得到过认可和尊重。

只是失败的婚姻不停汲取她的养分。等她终于循着短视频的指引，想要迈步向前时，却发现过去信赖和擅长的一切，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了。

前几天，母亲跟我视频。她坐在收拾得干净整洁的廉租房里，笑着说：“不折腾那些虚的了，妈最近找了个销售兼职，出一单就有一单的佣金，赚的钱实在。”

我看着屏幕里的她，忽然想起那张年轻时的照片。蓝底碎花裙，野花丛，长发披肩的母亲对着镜头笑。很多年里，她一直想要一套自己的房子。那里面没有父亲的拳头，没有讨债的敲门声，没有随时要卷铺盖走人的惶恐。她想要白色瓷砖，想要一扇明亮的窗，想要一个不用再被谁赶走的地方。

如今，那个房子仍然遥远。但至少现在，她终于坐在自己的小屋里，把花养活，把毛线织成衣服，把饭一口一口吃下去，不再急着从短视频里寻找命运的捷径。

说明：本文人名、地名均为化名。

编辑丨小满 实习丨宁昕

未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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