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帮扶干部如何沦为“恶势力成员”

引子

孙尚红这辈子最怕的事，就是接到监狱的电话。

每次手机一响，她的心跳就漏半拍。她怕弟弟孙尚利在电话那头说：“姐，我挺好的，别担心。”——越是这样说，她越心疼。

她的弟弟，北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名普通科员，一个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连一只甲虫都舍不得伤害的好人，在扫黑除恶的洪流中，被卷入了一场他从未想象过的风暴。

2021年8月5日，孙尚利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2022年11月，北票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2024年12月，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刑期不变。

三年。

一个政府派驻企业的帮扶干部，一个被近三百名群众联名签字摁手印证明“憨厚善良、乐于助人”的好人，一个从未有过任何犯罪记录的公职人员，因为一场他根本不知情的“扫黑除恶”，在监狱里度过了三年。

而这场风暴的源头，是一个盘踞北票数十年的流氓团伙头子柴某玉——绰号“豺狼”——对当年与他有过节的企业家张福东的诬告。

豺狼没有被定为恶势力。孙尚利被定了。

这就是孙尚红拼了命也要为弟弟讨回清白的原因——不是因为弟弟是好人，而是因为她亲眼看到，一个好人是怎么被装进“黑恶”的筐里的。

一、一个好人，是怎么被选中的

孙尚利是北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科员。2009年，北票市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其中一条是：政府向重点企业派驻帮扶人员，协助企业办理政府手续、调解矛盾纠纷。

孙尚利被派到了庄头蔬菜批发市场。不是去当经理，不是去管人，是去“服务”——帮企业跑腿、办手续、调解纠纷。他的工资是政府发的，和市场没有一分钱关系。

他在这家企业一待就是四年。四年里，他做了什么？

协助政府相关部门征地拆迁；帮企业办理政府手续；企业和商户有纠纷的时候，出面调解。

这些事，任何一个人在体制内工作的人都能理解——这叫“职务行为”。

可是四年后，这些行为被重新定义了。调解纠纷，成了“寻衅滋事”；协助政府工作，成了“恶势力集团”的活动；一个政府派驻的公务人员，成了“黑恶势力”的骨干成员。

翻遍全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孙尚利在市场领过一分钱工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拥有市场的管理权，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指使过任何人做任何违法的事。

但他被定了罪。

凭什么？

凭一些人的“听说”和“猜想”。

二、听说和猜想，也能定罪吗

一审法院认定孙尚利是“经理”，是“恶势力集团”的主要成员。

可是在法庭上，市场的实际控制人张福东四次庭审都明确说：“孙尚利不是市场经理，他是政府派驻的帮扶人员，我没有权利给他安排任何职务，市场不给他发工资。”

市场负责人魏某斌、王某苍也说：“孙尚利从来没有给我们安排过工作，我们的工作是张某玲安排的，工作向她汇报。”

那法院凭什么认定他是经理？

凭几个基层员工的证言：“我们觉得他像个领导，因为他经常出面调解纠纷。”

这就是全部的证据。

我作为张福东的辩护人，在庭上帮孙尚利说了一句公道话：“职务的认定要有法律依据或者客观证据来证明，不应该上下嘴一碰就定性了。如果他们管孙尚利叫爹，法院是不是还要做一次亲子鉴定？”

话糙理不糙。

在刑事案件里，定罪需要“证据确实、充分”。而在孙尚利案里，“确实、充分”变成了“听说、猜想”。

这就是作为姐姐的孙尚红最想不通的地方——一个被政府派去做好事的人，怎么就成了罪犯？一群基层员工随口说的“觉得像”，怎么就成了定罪的铁证？

三、从“不知道是谁打的”，到“就是孙尚利打的”

在所有指控中，张某生案最让孙尚红愤怒。

2009年，张某生在事发当年的报警记录中，清清楚楚地告诉警察：“不知道是谁打了我。”

这是案发当时的真实记忆，谁也做不了假。

可是13年后，在豺狼开始诬告张福东的背景下，张某生突然“恢复了记忆”。他准确辨认出：是孙尚利领着十多个人追打他。

一个人13年前都不知道是谁打了他，13年后反而知道了？这不是记忆，这是交易。

而且，这起指控只有张某生的合伙人武某军一人作证——典型的孤证。武某军和张某生是利益共同体，他的证言能信吗？

还有更荒唐的。高某山进市场锅炉房偷煤，被认定为“捡煤”，成了寻衅滋事的受害人。一个醉酒后拿着菜刀到市场办公室闹事的人，也被定性为寻衅滋事的被害人。

为定罪不顾是非。

这些案件，孙尚红说：“不但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简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可是法院采信了。

四、“恶势力集团”只有一个人在场

一审法院认定，张福东、孙尚利、魏某斌、王某仓四人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四个人，长期纠集，多次共同实施犯罪。

可是这四个人，从来没有同时在场过。

张福东2010年末就离开市场回大连了。魏某斌2009年末到2012年10月工作，之后也回大连了。王某仓2013年才来市场帮忙，2014年就走了。孙尚利2013年就回政府上班了。

四个人，时间线上几乎没有交集。

一个在时间上根本不存在的“集团”，被法院硬生生捏在了一起。

孙尚红说：“我文化不高，但我也能算明白这个时间账。张福东走了，魏某斌还在；魏继斌走了，王某仓才来；而孙尚利，他从来就不是市场的人，他只是个被政府派去的服务员。把这四个人定性为涉恶集团，是在愚弄百姓，还是在亵渎法律？”

更讽刺的是，真正的“豺狼帮”老大柴某玉——一个盘踞北票数十年、妇孺皆知的黑恶势力头子——因为被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反而没有被认定为涉恶集团成员。而孙尚利，一个帮企业调解纠纷的公务员，却被定了。

孙尚红说：“豺狼诬告张福东有情可原，因为他们毕竟还有经济往来。可是孙尚利和他无冤无仇，怎么就成了涉恶集团成员？这是为什么？”

五、程序的门，从来就没开过

这起案件的程序问题，多到数不过来。

疫情期间，一审线上开庭，连线效果差到各被告人和辩护人都听不清公诉人说了什么。辩护人提出：听不清怎么质证？怎么辩护？

主审法官说：“就这样的条件了，2020年以来都是这么审的，有没有效力和你没关系。”

北票市检察院检察官杨某威，在起诉阶段是承办人，在行贿罪部分又作为证人出证。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该回避不回避。

发回重审后，辩护人提出管辖权回避的三个理由，合议庭当庭驳回，但不同意回避的理由——没有出示。辩护人申请在宣读起诉书之前先宣读庭前会议报告，也被驳回。

最让孙尚红震惊的是：侦查机关出具了一份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无法证明镐把是谭某国买的”。这份证据被折叠起来，在右下角用铅笔标注了三个字：“不出示”。

公诉人没有出示，法官也没有审理。

孙尚红说：“这份证据如果出示了，公诉人指控的‘预谋’就不成立。可是他们不让它出现。”

程序正义，在很多人眼里是“虚的”。但孙尚红知道，程序正义不是虚的——它是实体正义的保险丝。程序一断，正义就烧了。

六、三百人的签名

孙尚利被关进去之后，孙尚红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她开始学法。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为了给弟弟申冤，从头学起，硬是把几千页的材料翻了一遍又一遍。她旁听了四次庭审，每一次都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

第二件，她挨家挨户敲门，征集弟弟的人品证明。

她用了两天时间，找到了近三百个人——邻居、同学、同事、市场周边的货栈老板、种植户——请他们为孙尚利的人品签字作证。

近三百人，签字、摁手印、留电话、留身份证号。没有一个人拒绝。

庄头市场附近有三十多家与市场收费有关联的货栈，其中二十七家主动为她弟弟出具了人格证明，说他“正直、善良、乐于助人”。八十多户种植户也出具证明，证实孙尚利从来没有对任何种植户有过拦截辱骂、强拿硬要等行为。

一个被老百姓交口称赞的好人，怎么就成了“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的恶势力？

孙尚红让律师在法庭上，把这些材料一份一份地递上去。

法官没有采纳。

七、时代的灰尘

2024年12月30日，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原判，孙尚利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从入狱到释放，孙尚利在监狱里待了整整三年。2024年8月8日，他走出看守所，刑期已满。

他是“服完刑”出来的，不是“无罪释放”出来的。

孙尚红不觉得这是胜利。“他还是有罪。他还是背着这个罪名。一个清清白白的人，凭什么要背着‘寻衅滋事’四个字过一辈子？”

他的妻子患有罕见的乔本氏病，最怕精神刺激。丈夫被抓后，她病势沉重，生命岌岌可危，每天以泪洗面。

他的孩子才上初中，小小年纪就变得语无伦次，经常半夜一个人跪在菩萨面前自言自语。

孙尚红自己的身体也不好，父母离世后，她的癌细胞本来就偏高，弟弟入狱的打击让她的癌细胞激增了数倍。

“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一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孙尚红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是抖的。

她不是在感慨别人的故事。她是在说她自己。说她弟弟。说她弟弟的妻子和孩子。说她自己的病。说她三年里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这粒灰尘，压在她一家的头顶上，压了三年，可能还会继续压下去。

八、公平正义，怎么就这么难

孙尚红说，电影《第二十条》她看了无数遍。每一次看到检察官韩明说那段话，她都哭。

“法律的权威来自哪里？难道不是老百姓心中最朴素的期待吗？公平正义对老百姓是多么重要，又是多么难以做到。难道让老百姓用自己的命运，家庭的命运，甚至几代人的命运去承担公平正义的代价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一共四百五十二条法律，五万六千六百八十一个字，从头到尾不就是写着四个字——公平正义吗？”

孙尚红把这段话背了下来。她说，这就是她三年里想说的话。

她不是法律专业，不是什么大人物。她只是一个姐姐，一个普通的、有点文化的、在弟弟蒙冤之后决定死磕到底的中年女人。

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赢。她知道的是，如果她放弃了，就再也没有人为孙尚利喊冤了。

尾声

2026年的夏天，孙尚红还在写信。

写给法院，写给检察院，写给信访局，写给巡视组。

每一封信的开头都是“尊敬的领导”，每一封信的结尾都是“泣血叩上”。

她不敢停下来。因为她停下来，那座山就真的压下来了。

我不知道孙尚利最终能不能等到一个“无罪”。我不知道孙尚红的身体还能撑多久。我不知道那个半夜跪在菩萨面前自言自语的孩子，什么时候才能像正常孩子一样长大。

但我知道，如果连孙尚利这样的人都能被定罪，那么每一个服从政府安排、老老实实上班、给企业调解纠纷的公务员，都可能是下一个孙尚利。如果连这样明显的冤案都无法纠正，那么“法治”就真的只是一个词了。

孙尚红在信的最后写道：“不求法外开恩，只求公平正义。”

这句话，她说了很多遍。

这句话，值得一个回答。

本文根据孙尚利案刑事判决书、上诉状、申诉状、情况反映材料及孙尚红公开陈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