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年少时，我曾是那些老派哲理的忠实信徒。
我把那些至理名言抄在本子的扉页上，
视作安身立命的座右铭。
那时候的我以为，凡是能流传百年的金句，
必然经过了世道的严苛筛选，
我只需要依样画葫芦，
自己的人生便能避开许多明处暗里的麻烦。
可人到了某个年纪，自身的经历和遭遇，
便必然会开始反噬曾经那些奉为圭臬道理。
当亲历的人间事足够多的时候，
便会发现自己曾经深信不疑的“经典”，
不过是，过滤掉了复杂的人间刺角，
而后只留下便于执行的“世故”。
这就像是《增广贤文》里那句话，
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这句话显得着实聪明，
聪明到近乎狡猾的地步。
如同一道防不了火的防火墙，
以似是而非的“功能”，切断了与之匹配的麻烦。
因为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只要你闭嘴，
是非就追不上你。
于是，人们就顺理成章的接受了在这个喧嚣时代里，
保持一种精致的，安全的沉默。
有些问题，我们不能非黑即白的看，
绝对保守，和盲目的去冲，都是不可取的选择。
这就好比对于“来说是非者”这句话的理解一般，
模板化的理解，只会让人显得更为木讷沉滞。
比如某些问题，人们需要通过发声来产生影响时，
人们因为那句“什么都别做”的暗示，
就导致了大家都不评价，谁也不表态，
然后看着纷扰从眼前流过，
像观看一场与自己无关的默剧。
可问题在于，当所有人都害怕成为“是非人”时，
那么，又是谁在定义“是非”呢？
托克维尔曾经提到过一个观点，
那就是当人们对不公保持沉默时，
沉默本身就在替不公背书。
这话听起来似乎很不友好，
但同时，也确实精准地点透了某种荒诞的现实。
是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
甚至左右一些问题的结果。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曾提出“公共领域”的概念，
他说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理性的公共讨论，
因为只有经过充分的辩论，
迷雾才会散去，真相才会水落石出。
可现实是，人们常常把“不参与”当作一种高级智慧，
把“装糊涂”当作一种生存艺术，这并非指责个体的怯懦。
相反，我深知这种沉默背后的精明与无奈。
这是一种基于成本计算的理性选择。
但正是这种集体理性的沉默，
往往会喂养出一种非理性的怪物。
就像安徒生笔下的《皇帝的新衣》。
所有人都看到了赤裸，但所有人都夸赞华服。
直到那个孩子开口。
孩子的价值不在于他比大人聪明，
而在于他还没有学会那种“识大体”的沉默。
是的，当“是非”无人敢议，
它便不再是是非，而成了定论。
那些本该被审视的现象，因为缺乏反对的声音，
反而获得了某种诡异的合法性。
所以我始终认为，身为普通人的我们
或许不该把对世界的解释权，
拱手让给了那些我们原本最不信任的声音。
这并不是在鼓吹每个人都去当愤青，去无差别地攻击一切。
而是说在那些关乎常识，底线与良知的时刻，
只有发声，才是最必要的表态。
世间事，终究是世间人的事。
老百姓的冷暖，老百姓最清楚；
人间的公道，也需要人间的人来守望。
如果连亲历者都成了旁观者，那人们失去的，
恐怕将不仅仅是一次争论的机会，
而是让事实浮出水面的可能。
在这个人人都能发声的时代，我们缺的不是说话的渠道，
而是开口的勇气。
毕竟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而当皇帝真的穿上了新衣，每一个赞美过的人，
也都参与了那场自欺欺人的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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