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上个月22号，大悦城控股完成了一场权力交接。
原董事长姚长林不再兼任总经理职务，聘任田佳琳为公司总经理，同步调整的还有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关键岗位。
距离这次人事变动的余温散尽，满打满算不过二十余天，一把更锋利的“手术刀”，再次划开了大悦城的组织肌理。
这已是近年来，这家央企地产序列里的“头牌”不知第几次抡起改革的大锤了。
新任总经理田佳琳，1980年5月出生，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工学学士、工学硕士，工程师。
2006年8月，他进入大悦城控股，从厦门鹏源项目工程师的基层岗位起步，历任副经理、广州金域蓝湾项目副总经理。
2013年，田佳琳出任深圳公司总经理助理，由此迈入管理序列，之后先后担任上海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成都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2020年4月，四十岁的田佳琳出任西南区域公司总经理，一年后，擢升集团副总经理，进入高管序列。
随后几年，他的管辖半径急剧扩张，在执掌西南大区的同时，先后兼管华南、北方大区。
到此番扶正前，大悦城全国四大区域公司，他一人独揽其三。
从基层工程师到集团总经理，这条路，田佳琳走了整整二十年。履历光鲜，实战经验扎实，统管过大悦城半壁江山，他的扶正，在内部看来水到渠成，几乎就是“不二人选”。
在央企地产序列中，大悦城无疑是近年来高管变动最为频繁的一家——从集团董事长到总经理，五年间已更换三任。
原董事长陈朗卸任，时任总经理的姚长林接棒，开启了董事长、总经理“一肩挑”的两年。
彼时，姚长林独掌大权后的第一把火，就是烧向组织架构，将七大区域公司压缩至四个，东北、浙江、华中多个板块被撤并。
管理层更迭即动组织，在大悦城，几乎成了一种路径依赖。这一次，新总经理上位不到一个月，改革的刀再次落下。
昨天，大悦城董事会一纸议案，宣布了一项更为激进的调整：北方大区、华东大区、华南大区、西南大区——这四个覆盖全国的管理平台，整体裁撤，就地解散。
取而代之的，是总部直管的七家城市公司：北京、上海、深圳、成都、杭州、西安、三亚亚龙湾。
这意味着，大悦城沿用多年的“总部→大区→城市/项目”三级管控架构，被彻底压扁，变成了“总部→城市公司”两级直管。
与此同时，业务板块也迎来深度重组：商业和物业合并，成立“大悦生活”；产业与写字楼管理部独立，变身“产业发展事业部”；产品中心与营销管理部整合，成立开发事业部；内控与信息化小组，从战略运营中心剥出，升格为数智化中心。
整场调整，八个字就能概括：压扁层级，运营为王。
彻底锚定运营收费，将产业/写字楼独立、开发营销整合、住宅收缩、数智化升格，一切指向服务型管理。
大悦城曾是商业地产的绝对标杆，朝阳大悦城一战成名，一度是唯一能与华润万象城比肩的顶尖商业IP。
但十年过去，风光不再，彻底掉队。眼下的大刀阔斧，与其说是改革，不如说是自救。积重难返的现实压力，已不容它再踌躇。
业绩压力首当其冲。 2022年至2025年，大悦城连续四年净利润为负，累计亏损超过96亿元。
2025年，公司营业收入308.92亿元，同比下降13.69%；归母净利润亏损23.5亿元，虽较2024年的29.77亿亏损有所收窄，但泥潭依然深不见底。
此外，行业逻辑已彻底改变，过去靠杠杆驱动、规模至上的高周转模式，走不通了。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
今年3月，大悦城面向“十五五”提出的“1123”新战略，明确认清了这一现实。
而此番架构调整，正是这一战略在组织层面的强硬落地。大悦城心知肚明，开发业务收缩已是定局，运营服务才是未来。
从田佳琳上位到四大区域裁撤，大悦城在一个月内，完成了人事与组织的双重变局。
这位从基层工程师一步步拱上来的80后总经理，接手的，是一个连续四年亏损超96亿、组织臃肿、战略亟待转型的摊子。
撤销所有大区，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如何真正扭转颓势，考验的不仅是这位“嫡系”总经理的智慧，更是整个体系能否真正摆脱吃老本的惯性。
二十年前，田佳琳从项目工程师做起，亲历了大悦城从崛起到辉煌，再到如今不得不刮骨疗毒的全过程。
如今，他站在总经理的位置上，面对的已不是如何做大，而是如何活下去，并活出新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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