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福泽谕吉《劝学篇》有这么一段话，今天读来，仍然振聋发聩：
一个青年学生读了几本书便想做官；有志经商的人仅只有几百圆资金，便想假借官府的名义做买卖。设立学校要官许，传教要官许，甚至牧羊养蚕也要官府允许。大概民间事业中十之七八都是与官府有关的。因此举世人心风靡，羡慕官，依赖官，害怕官，谄媚官，丝毫不能发挥一点独立的真精神，其丑态真是不忍卒睹。 譬如现在出版的报纸及各方面的上书和条陈之类，也是一个例子。出版条例虽不甚严，可是报上不但绝对不登触犯政府忌讳的事，而且官方如有些许美事，就加以过分的吹捧，简直和娼妓向客人献媚一样。
我之前引用过这位思想家关于“现代化要先从思想上启蒙”的一段话，今天又看到这段文字，深刻揭示了当时社会对官权的畸形依赖与独立精神的缺失。其批判直指三个核心问题。
一、病灶：官本位吞噬社会创造力
“青年读几本书便想做官”“商人借官权经商”——教育、商业等本应自主发展的领域，被官本位的价值观侵蚀。当“做官”成为终极成功标准，社会创造力必然萎缩。
“办学传教要官许，牧羊养蚕需批准”——官府通过审批权，将触角伸向民生细节。这种管控表面上维持秩序，实则扼杀民间活力，使社会沦为权力的附庸。
“羡慕、依赖、害怕、谄媚官”——四个词，递进深入，画出了民众从被动服从到主动献媚的完整路径。
于是，整个社会扭曲，人人都不知道作为人的价值所在，只觉得无论如何都要加入进去，不为了创造价值，只是为了避险。当尊严让位于对权力的驯服，独立人格便不复存在。
二、媒体的“自我审查”更可怕
即便审查制度没有那么严苛，媒体仍选择主动回避敏感话题。这说明权力已内化为媒体的自我审查机制。这种恐惧比明文禁令更可怕，因为它让压迫成为“自愿”。
对官员“过分的吹捧”如同“娼妓献媚”——直指在权力垄断资源的环境中，依附强权成为生存手段。媒体的堕落实则是体制性扭曲的缩影。
三、历史的回响：从帝制到现代
这种描述契合清末民初的社会现实。传统帝制下“官为民父母”的观念，使民众将官府视为全能主宰，而科举制更将“入仕”塑造为唯一阶层上升通道。
福泽谕吉的警示至今闪光：
“一国文明程度，可从人民对权力的态度判断。若遇官则屈膝，逢富则谄笑，纵有军舰大炮，仍是野蛮之国。”
这段批判的价值，在于它超越时代地戳穿了“权力迷信”对社会灵魂的蛀蚀。重建独立精神，需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更需每个个体在思想中拆掉那座跪拜的祭坛。
四、今天的我们，进步了吗？
若创业创新仍被繁杂的行政许可束缚，便是现代版的“牧羊养蚕需官许”，与“放管服”改革精神相悖。
媒体若因利益或压力放弃监督权，重复“献媚式报道”，即是对公器的背叛。
公民精神的培育，需要根治依附心理——从教育入手：培养权利意识、批判思维，使青年理解“不做官亦可推动社会进步”。
此类批判常见于梁启超、福泽谕吉等启蒙思想家著作。他们痛感于民众缺乏“独立自尊”（福泽谕吉语），呼吁打破官权迷信，建立公民社会。
官府通过审批权扩张寻租空间，民众因缺乏权利保障而被迫依附，形成恶性循环。根治之道在于：限制公权、保障民权，使社会摆脱“官府监护”（梁启超《新民说》）。
作者书法可结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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