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西江下游南岸军事开拓与政区变动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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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随着六朝统治的不断深入，西江下游南岸的政区也渐显密集化。由于当地土著势力长期表现出离心倾向，这一时期的新置政区多带有镇抚俚僚的军事性质。六朝对西江下游的政区开拓，依托于广州中部平原地带与西江干流水道，逐渐向南岸各支流流域深入，并呈现出自东向西渐进的时序历程。但在南朝后期，随着陈氏酋豪的崛起，建康朝廷直接掌控南江流域的政治意图逐渐瓦解。与此同时，基于高要—新兴江—漠阳江一线实控区域所构建的广州西部防线则日渐完善。此外，梁大同后在粤西地区新置诸州多为羁縻性质。这种种迹象表明在酋豪势力难以遏制的情形下，南朝出于拱卫广州的战略目标，不得不对西江下游南岸的经营策略转趋保守。

关键词：六朝 西江流域 政区变化 土著酋豪

六朝政权对岭南地区开始深入经营，郡县政区的大量增设便是其主要体现之一。本文的研究地域范围为西江下游地区,并以新兴江、漠阳江、南江三大西江支流流域的政区变动为主要研究对象。万震《南州异物志》称：“广州南有贼曰俚。此贼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往往别村各有长帅，无君主，恃在山险，不用王［法］。”西晋交州刺史陶璜亦称：“广州南岸，周旋六千余里，不宾属者乃五万余户。”这里的“广州南岸”也指西江南岸，可见当地是岭南土著势力极为强大的地域。虽然自秦汉以来，苍梧、南海等郡便包括了这片“负山临海”的广大地域。然而，鉴于当地存在诸多被统称为“俚僚”、与王朝政府长期对抗的“边缘群体”,显然不能认为中原王朝能对该地进行有效统治。正如夏炎所指出的，六朝在岭南地区的统治结构“从构建之日起，便有十分突出的离心特征”。因此，并不能将郡县政区的范围视作朝廷实际控制的区域。六朝时期（229—589）西江南岸的新增政区多为针对当地土著势力而设的军事重镇，并多带有羁縻性质。目前，学界对六朝时期岭南地区土著人群的活动及政区设置已有一定研究。然而，对于西江南岸各支流流域政区变动的动态研究，以及当地政区变动所反映的各方社会势力政治合作与博弈的探讨，仍有待进一步深化。本文旨在通过梳理西江下游南岸政区变动的时空历程，揭示王朝对当地经营策略的演变。

一

吴、晋政权经营西江下游地区

的初步尝试

东汉末年，孙吴势力针对西江流域的军事活动主要围绕着西江干流水道进行，并兼及滨海地带的高凉地区。建安十六年（211）步骘南下平定岭南动乱，先至苍梧（治广信县，今广西梧州市）败吴巨，后从广信沿江而下，于高要峡口大败吴巨旧部衡毅、钱博等地方势力。至东吴末，又有广州郭马叛乱，其部将何典、王族二人分攻苍梧、始兴（治曲江县，今广东韶关市）二郡，东吴遂遣滕修率万人自东道进讨，另派陶溶领兵七千与陶璜自西道协同进击，合击叛军。上述东吴政权与地方势力的作战中心，集中在南海、苍梧两郡交界处，这也正是西江下游流域。对于这片地区，孙吴（229—280）与两晋（266—420）政权多借助水道，通过开展相关军事打击活动对地方势力加以威慑。这种军事思想体现在政区设置方面，即为当地郡县的设置多集中于西江干流两岸。汉代设置的端溪县，以及吴、晋时期新设的元溪、夫阮、晋化等县（俱在今广东德庆县一带），均位于西江干流沿岸，并以北岸居多。而对于南岸，两晋朝廷亦已意识到其重要性，故于当地设置晋康郡。最初的晋康郡治于江北的元溪县，表明当时晋康郡的军事及行政中心在北岸。此后，晋室一度将晋康郡治移于南岸龙乡县（治今广东罗定市南），则又表明朝廷越过西江干道、经营南江流域的意图。然而，龙乡县不久即撤，晋康郡治复还于江北，这反映了王朝对西江下游流域的控制范围仍不能超出西江干流水道而向南推进。当时元溪与端溪两大县区毗邻，却分属晋康、苍梧两郡，且恰位于南江东西两侧，似乎说明当时的王朝政权并没有将南江流域视为一个独立的军事地理单元看待。

此外，当时西江下游政区的空间分布，还呈现出一种东密西疏、东重西轻的特征。西江两大支流中，东部新兴江流域的郡县体系较为完善。东晋在此设立了新宁郡（治博林县，今广东新兴县）与南兴、新兴等县（俱在今广东新兴县一带），《宋书》又载，“（宋）文帝元嘉九年，割南海、新会、新宁三郡界上新民立宋安、新熙、永昌、始成、招集五县”；“封乐令，文帝元嘉十二年，以盆允、新夷二县界归化民立”,表明刘宋对潭江流域的行政拓殖取得一定成效，俚人归附，王朝对这一地域的掌控力度加深。而对于南江流域的郡县设置，直至晋末也如上文所述未有较大进展。临海的高凉地区情况也为类似。东吴时期，高凉郡治于思平（治今广东恩平市）。彼时，高凉郡虽已辖有思平、高凉等县，对漠阳江中游一带形成行政管控，但郡域西部沿海区域（以漠阳江下游滨海地带为核心）仍由钱博等本土势力掌控，后续钱博所任“高凉西部都尉”，其管辖范围也主要集中于此。及至刘宋（420—479）初年，朝廷进一步加强对该区域的军事布防，增设“高凉西营”这一军事建制。不过，在漠阳江至鉴江之间的广袤区域，行政建制仍较为稀疏，仅边缘地带受高凉郡或邻近郡县辐射。自高凉郡治往西的相当广大的海岸线上，区域管控多以军事管制为主、零星行政设置为辅。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地的土著势力未归顺于王朝。这种“东密西疏”的管控格局表明，此时的王朝政府在今粤西滨海区域的实际控制范围，实未能超出南海郡中心区域所在——距离这一行政中心越远，王朝的控制力便越弱。与此同时，广州中心所在地域的安全，亦需要依托西江水道沿线设置的一系列带有军事性质的郡县作为屏障。换言之，王朝在西江下游设置郡县的首要目的，正是通过控扼南海郡西侧的江道与山区，防卫广州中心。这种“东重西轻”的治理思路衍及南朝，即有“西江督护”这一专门军事职位的设立。《南齐书》所称之“（广州）西南二江，川源深远，别置督护，专征讨之”,便是这种军事思想的体现。不过，高凉郡设置未久，东吴赤乌年间（238—251）仍有当地“高凉贼”不服管制，“破略百姓，残害吏民”的记载,另有“九真夷贼及高凉渠党煽乱”，“攻劫郡邑”这样的部族反抗事件。时人曾言：“今日交州虽名粗定，尚有高凉宿贼。其南海、苍梧、郁林、珠官四郡界未绥，依作寇盗，专为亡叛逋逃之薮。”可见，高凉地方人群动乱势态之甚，实未因朝廷在当地设置郡县并实施军事威慑而有所转变。值得注意的是，高凉郡及高凉西营的设置，实为六朝政权在西江干流水道之外，开辟经营西江下游南岸陆路据点的开端。进入南朝后，江左政权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对西江南岸广大地域的治理。

综上，吴、晋时期在西江下游的政区空间分布，呈现出“江北密、江南疏”与“东密西疏”的双重特征。从后续历史进程来看，南朝历代政权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依托西江干支流的水网与高凉滨海陆路，沿“自北及南、自东向西”两条主线，逐步深入经营西江南岸的广大腹地。

二

宋、齐两代的深入经营与土著豪酋

崛起的先兆

西江土著势力的强大，迫使吴、晋政权不得不以军事管制的形式加以强行管控。然而纯粹的武力征讨并不能建立起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一味的姑息亦难以让王朝的权力空间得到进一步的实质性延展。永嘉南渡后，“岭外酋帅”更为势大，他们“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而“雄于乡曲”。进入南朝，刘宋政权在吴、晋治理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西江南岸的统治。于是，以刘宋时期为开端，南朝政府开始寻求一种折中的方式，即以形式上臣服的地方土酋为媒介推动对高凉西部的经营，将当地置于郡县体系下的羁縻管控范畴。针对岭南的酋豪们，南朝多“因而署之”，通过册封他们为州郡长官维系朝廷在岭南地区的表面统治。西江下游的行政建制与军事防卫体系由此逐步完善。

（一）冯氏的归附与刘宋政权在高凉地区的“拓疆”

高凉地区的最大酋豪势力当属冯氏家族。从相关记载来看，冯氏势力的拓展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江左朝廷在高凉地区构建政区体系的重要依托。史载，冯业臣服刘宋、肇基高凉之时，被授予罗州刺史一职。然考诸志乘，罗州在刘宋之时并非独立的州级政区，而仅为高凉郡下辖的县级政区,其位置当距后来的安宁县（治今广东阳江市）不远。至于后世梁（502—557）、陈（557—589）时期治于石龙郡（今广东化州市）的罗州，则地处高凉西部的鉴江流域，当时属高兴郡（治高兴县，今广东化州市）管辖,与刘宋时期的县级罗州并非同一建置。可见，史籍中所称的冯业及其子孙在高凉地区“三世为守牧”的说法,当是后世将南朝前后期的“罗州”（县级与州级）混淆，进而误以为冯氏家族自南朝之初便以罗州刺史之职掌控高凉全域。事实上，刘宋时期冯氏家族的实际势力范围，与吴、晋两朝中央政权所能威慑的区域基本一致，仅限高凉东部的漠阳江一线而未能西拓。甚至在后世记载中，直至萧梁时期，南朝政权才在漠阳江一带“讨平俚洞”。这也再次说明在梁世之前不论是建康朝廷还是冯氏酋豪，其实际统治范围均未能逾越漠阳江流域。刘宋时期冯氏酋帅所任“罗州”之职绝非后世鉴江流域的行政建制。刘宋政权也正是基于这一现实，采取“以县充州”的策略：让冯业虚领罗州刺史之号，挂以高凉太守之职，而实行罗州县令之实，使其充当朝廷向西拓进高凉的先锋。此外，原本吴、晋二朝的“高凉西营”这一军事区划，在刘宋时期也转为宋康郡（治广化县，今广东阳江市西），纳入郡县行政体系之内。这标志着刘宋政权对高凉地区治理的进一步深化。

在鉴江流域，治于宁化县（治今广东高州市）的海昌郡亦在此时设立。宁化县地处云雾山区南陲，与原越州东部的高兴郡毗邻，当为刘宋王朝向南经略原越州所辖茂湛平原与北部湾地区的前哨点。由此种种迹象可见，在与冯氏家族协作的背景下，王朝的郡县体系得以逐渐向高凉西部延伸，使当地归入羁縻统治范畴。不过据相关史料记载，终宋、齐两朝，其皆未能再向西向南拓展半步。今粤西南地区的茂湛平原与雷州半岛地区，在六朝时期本为土著势力活跃之地。刘宋大明间（457—464）更因王朝军事行动的失利而为俚僚人群占据。当时朝廷征讨“合浦大帅”陈檀未果，只得转而表授其为“高兴太守”。后续朝廷又令陈檀“通朱崖道”，这一记载恰恰表明当时的雷州半岛并不在江左政权的有效统治之下。不久，陈檀为朝廷将领所杀,这使得当地的社会秩序再度陷入动乱，原本孤悬于高凉西部的高兴郡也难以为继，未久即废。自此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该地都是未设郡县政区的“真空地带”，长期为越州土著的势力范围。《舆地纪胜》中所说的高凉地区自宋末起即“为夷獠所据”,正是对宋齐时期高凉东、西部均被土著势力占据这一史实的印证。只不过这些“夷人”内部也各分势力，而相较于越州势力而言，高凉冯氏对江左朝廷的政治态度相对更为恭顺罢了。

（二）南江流域的特殊地貌特征与宋齐政权在当地构建郡县体系的尝试

吴、晋两代，王朝虽有越过西江向南经营的意图，却并未有足够的实力完成，故而只得继续以北岸为基点徐徐南图。这是南江流域独特封闭的地理环境与复杂的社会环境所导致的。南江流域四面环山，其“腹里”区域则为罗定盆地。该盆地自北向南又可再细分为罗定红盆、镜船盆地两个次级地理单元。再加上北面有西江横亘，阻隔了流域与西江北岸晋康郡治的联系。南江地区这种特殊地理区位使得江左朝廷要将郡县体系贯彻其中绝非易事。虽在晋末，江左朝廷曾尝试将郡县体系深入罗定盆地，不仅于当地设龙乡县,还一度将晋康郡治从江北的元溪县移于此处。然而未过多久，龙乡县即遭裁撤，晋康郡还治江北端溪县,这表明了经略当地的困难。除此之外，为了羁縻当地的僚人群体，江左政权在西江南岸的山地设置了夫阮县。但据史载，“晋康郡夫陙〔阮〕县人夷曰僀，其俗栅居，实惟俚之城落”。可见，当地虽已纳入郡县体系之下，但西江南岸的山川谷地却并未从此置于王朝政府的掌控之下，当地反倒是成了“俚之城落”。据此推测，夫阮县很可能只是为赐予俚人部族酋长以朝廷封号而设，是纯粹羁縻性质的政区，并且在地理位置上也并未深入罗定盆地。

进入南朝，刘宋政权基于自然地形与水陆交通条件，采取了“南北封锁”的治理方针。南江流域的地形地貌虽以山谷深地为主，却绝不是与外界全然隔绝。相反，在南北通道上，自有南江发自群山之中（今广东信宜市内）。南江纵穿罗定盆地，最终注入西江，沟通了两江流域。这使得当地自秦汉以来便是粤西重要枢纽之一，魏晋南朝以来更是成为人口南迁与中土文化传播的重要通道。不过，仅有水道交通，还不完全具备设置郡县政区的条件。而在西江南岸，有两个地势相对平坦的小规模地理单元，却进一步赋予了江左政权深入罗定盆地的可能：一是位于罗定盆地北缘的小块平原（大致今广东罗定市连滩镇、东坝镇一带），刘宋遂于此地设立安遂县（治今广东郁南县），将其作为跨越西江、深入经略罗定盆地的前哨站；二是在南方，漠阳江自盆地南缘群山间流出，注入高凉郡海域。漠阳江沿途为河谷平地，天然形成沟通罗定与高凉地区的南北要道。西晋便曾在沿途设有莫阳县（治今广东阳春市西南）,但该县相去罗定甚远。逮及刘宋，政权则又更沿河谷通道向北深入，增设了龙潭县（治今广东阳春市北）。龙潭距罗定盆地南缘，近在咫尺。值得注意的是，安遂、龙潭二县建制稳定，此后皆并未如龙乡县一般遭到裁撤。因此，刘宋即便未能将郡县体系深入罗定盆地之中，但通过设置龙潭县与安遂县对盆地形成南北两面封锁之势的举措，已为后续齐（479—502）、梁（502—557）二朝正式深入罗定盆地奠定了基础。

在刘宋王朝对罗定地区形成南北封锁的基础上，江左政权曾将高凉郡治从靠近广州的思平县，西迁至高凉腹里所在的安宁县。治所是一政区的中心，高凉郡治的西移，表明在冯氏势力的开拓之下，漠阳江流域的郡县体系日趋稳定，王朝对该区域的掌控力也随之提升。这为南朝政权进一步向北经略罗定地区创造了条件。此后，南齐将郡县体系延伸至南江流域的“腹里”之地——罗定盆地。结合前文提及的罗定地区的独特地貌，南齐先是在镜船盆地复置了龙乡县，并将其定为新设的广熙郡的治所所在。又在罗定地区平原面积最大的地理单元——罗定红盆，设置了永熙（治今广东罗定市区）、罗平（治今广东罗定市罗平镇）二县。至此，一个较为完备的郡县体系首次在罗定地区构建起来。广熙郡的设立，更是江左政权首次在罗定盆地专设郡级政区的举措。与此同时，南江督护设立，这使得南江流域正式脱离以西江主干道为核心的晋康郡，开始作为一个独立军政单元而存在。加之依照地理特征而设置的三县，足见当时罗定盆地的战略地位（尤其军事层面）必然已使朝廷不可忽视。史载广熙郡下辖之县还有“宾化”“长化”“定昌”“宁乡”等，其治所位置虽已不可考，但地望定然也在南江流域。且从其政区之名便不难看出南齐对罗定地方“安宁”“平定”“向化”的政治愿景。此外，南齐时期晋康郡治亦向南跨过西江，移至南江口岸的威城县（治今广东郁南县），与先前安遂县形成上游掎角之势，控扼水路要道，以防两江“盗寇”勾结倡乱。结合南朝岭南地方酋帅横行的特殊历史背景，以及日后泷州陈氏能出兵袭扰高要的史实，可推断至迟在南齐时期，罗定盆地的地方势力已经开始或初步完成了内部整合，且具备了越出盆地向外扩张的实力。若非如此，梁朝陈文彻“西江俚帅”之称及其家族势力之盛，便缺乏足够的地方社会基础；而这般深厚的势力底蕴，也绝非一朝一夕可形成。

三

梁、陈时期西江下游酋豪势力的

发展与各支流政区的完善

萧梁政权对西江下游的州级政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举最为明显的特征，便是大量析置广州西部的州域，使西江下游几乎达到每一支流流域皆置州级政区的局面。譬如，天监至普通年间（约6世纪初），漠阳江流域长期作为广州西屏的高凉郡正式脱离广州，升格为独立的州级政区；新州（治新宁郡新兴县，今广东新兴县）辖域则大致包含新兴江流域；罗州与石州（治永平郡夫宁县，今广西藤县）南部囊括了鉴江流域；静州（治静慰郡龙平县，今广西昭平县）辖有漓江下游与贺江上游地区；成州（治苍梧郡苍梧县，今广西苍梧县）则较为特殊，下辖之苍梧、梁信二郡地处西江干流与贺、漓二江汇合之处，当亦为控扼水道而设。经此调整，原本的广州保留在西江下游河段的郡县，则基本集中于干流江道沿岸。可见，这一时期设置州级政区的战略意图，主要是为王朝对各流域的系统经营服务。这类基于“山川形便”原则的政区改制，使得新置诸州的军事防卫职责都极为明确，也标志着西江下游政区体系的完善程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萧梁政权又将原本长期职专征伐、驻无常所的西江督护内撤驻扎于高要郡，该地处于下游咽喉位置，既可遥制上游诸州，又能总揽粤西防务大局。以上种种布置，不难看出萧梁政权控扼江道、保卫广州安全的苦心孤诣。而严重阻挠南朝在西江下游推行统治的不安因素，正是崛起于南江地区的陈氏酋豪集团。与此同时，冯氏家族也在滨海地区完成了对高凉全域的势力渗透，为其岭南第一酋豪家族的身份奠定了基础。因此，梁陈时期是西江下游政区极度完善的时期，也是当地土著势力空前强大的时期。下文将以南江、高凉两域为中心详述之。

（一）高凉西部政区体系的完善与冯氏势力的扩张

虽然在宋、齐两代，江左朝廷通过移治、置郡的方式将郡县制推进至高凉西部，但从史籍中对冯氏家族“自业及融，三世为守牧，他乡羁旅，号令不行”的记载来看，高凉西部相当一部分俚僚人群始终未屈服于冯氏，更遑论真正归附于江左朝廷。直到冯氏家族与高凉地方的俚僚大族——冼氏家族联姻，这一局面才发生根本转变。正是通过与冼氏结盟，冯氏最终实现了对高凉全域的势力渗透，江左政权的政区体系也由此在鉴江流域得以完善。萧梁大同（535—546）初年，时任罗州刺史的冯融为其子、高凉太守冯宝聘娶冼氏之女。冼氏夫人嫁入冯家后，凭借其家族在俚人中的威望，与冯氏一同推行礼法，慑服“诸酋”，使得高凉地方出现了“政令有序”“远近怀畏”的稳定局面。大同年间，罗州由县升州，并向西移治于高凉西部的石龙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冯氏的罗州刺史一职由此名副其实。石龙郡所在之地在南齐本属越州刺史部所辖之高兴郡,地处粤西南茂湛平原与云开大山南麓的交界处。从军事地理的角度来讲，高兴郡所在之地，对于王朝政府自北向南进一步经略广阔的茂湛平原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自南朝以来，该区域即为越州地方势力所占据。刘宋时有“合浦大帅”陈檀任高兴太守，至萧梁大同八年，更有越州酋豪宁巨身领罗州刺史一职领兵作战的记载，透显出土著豪强对当地的实际掌控能力。由此可见，高凉西部长期受到越州土著势力侵扰。直至陈朝（557—589），冯融之子冯仆在母家冼氏的支持下，联合高凉俚僚各部平定广州叛将欧阳纥，因功升任石龙太守。冯氏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正是依靠以冼氏为首的高凉俚僚势力。冯氏的势力因俚僚各部的拥护而迅速壮大，最终取代以宁氏为代表的越州地方势力，将势力范围扩张至鉴江流域，这也为隋朝时期冼夫人之孙冯暄正式出任罗州刺史奠定了基础。

梁、陈时期，原高兴郡地纳入冯氏势力范围。罗州与新石龙郡的设置，既标志冯氏家族在高凉地区势力的进一步扩展，也表明王朝政区体系在当地趋于完善。罗州下辖石龙、高兴二郡，涵盖鉴江流域大部，这使得自刘宋末年高兴郡废撤后，江左政权终于重新构建了这一地区的政区体系，填补了中央权威在当地长期存在的“真空”。鉴于冯氏家族对华夏政权的政治态度素来较为亲善，尽管新置的罗州治于石龙郡，但其羁縻色彩较前代高兴郡时期已明显减弱，江左朝廷对当地的支配力也随之增强。

（二）陈氏酋帅的崛起与西江下游支流流域州制的变革

就在江左朝廷竭力填补高凉西部的政区空缺之际，西江沿岸地区的形势却逐渐恶化。史载，萧梁普通（520—527）年间，时任广州刺史的萧劢以广州西部“俚人不宾，多为海暴”及“南江危险”为由，表奏朝廷于高凉设州。梁廷从其议，并将西江督护内撤至高州，兼领刺史之职。西江督护这一流官能任职于久为冯氏盘踞的高州，再结合《舆地纪胜》称高州为“梁讨平俚洞”后乃设的表述,当既能说明漠阳江流域经长期经营，已成为江左政权经略西江下游的关键节点，又能够反映当时的西江南岸存在不服统治的强大土著势力。

此后未久，西江督护再度北移，驻于更靠近广州的高要郡。高要地处西江水道咽喉，是广州抵御来自上游威胁的重要江防节点。广州在当时虽经析分，却仍保留了包括高要西江干流沿岸的郡县，这正是基于控扼水道的防卫需求。除此之外，萧梁又将原新宁郡升格为新州，使其所在的新兴江流域沟通高要郡与高州这南北两大军事据点。总之，驻于高要郡而总扼江道的西江督护，辖有新兴江流域的新州，以及滨海而立的高州，共同构成北至西江、南抵于海的纵向防线，屏障广州西翼。萧梁政权如此急切地构筑防线，意在确保地方政治中心地带的安全。这反映了在当时的西江下游，特别是支流南江地区已出现强大到足以进逼广州的严峻威胁。

导致梁初西江下游局势急剧恶化的，正是南朝晚期崛起的岭南酋豪——南江陈氏家族。陈氏酋豪对南朝政权长期叛服不定，较之高凉冯氏家族更具离心倾向。早在天监（502—519）年间，“西江俚帅”陈文彻便曾侵扰高要，顺江东进威胁广州。前文所引萧劢所称“俚人不宾”“南江危险”的情况，所指即陈氏家族统领的南江俚僚群体所带来的军事压力。为此，萧梁政权一方面在表面上对陈氏俚帅加以招抚,另一方面也内撤西江督护、添置高州以拱卫广州。而出于进一步扼制陈氏势力的扩张、拱卫广州的军事考量，萧梁政权还对西江下游的政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以期对陈氏所在的南江流域形成包围封锁。

先是普通四年，萧梁于安遂县置建州,所辖之域只广熙一郡，也即南江流域。安遂所在之地，如前文所述，位于罗定盆地北缘，是江左朝廷向南经略该盆地的重要前哨。建州的设置具有明显的军事镇遏意图。然而不久，原本便只领一郡的建州却再析置出双（泷）州。《太平寰宇记》引《南越志》称：“梁大同中分广熙置建州，又分建州之双头洞立双州”。“双头洞”当为土著族群聚居地。梁朝连置二州于此，源于其时罗定土著日渐势大，原广熙郡治龙乡县地处盆地腹地难以管控，而安遂靠近西江干流更便于防守。从这个角度来看，南齐所设的广熙郡已然丧失经略罗定盆地的作用，是以萧梁不得不再度重循类似刘宋最初的经略方针，于安遂置州以图深入进取。此外，关于罗定盆地内县级政区的设置，梁朝也进一步精细化。如开阳县（治今广东罗定市东南）位于罗定盆地东南缘,是沿漠阳江水路及谷道南下的交通要隘，当为控扼南江俚僚南下高州所设；罗阳县（治今广东罗定市西）得名于罗水，罗水源出广西岑溪，流经云开大山间而北注西江,罗阳县应是为防止当地土著夺水北上西江干流水道而设。

在南江流域这一陈氏势力根深蒂固的地区设立建州、双州后，萧梁又在其东、西两翼分别设置新州与石州。新州如前文所述，由原新宁郡升格，包含新兴江流域，以此阻隔南江流域与广州的联系；石州自北向南囊括了云开山脉与鉴江流域两大地理单元，其南部的梁德郡（治今广东信宜市），地处南江、鉴江两大水系源头,是沟通两江的重要水路交通节点。梁德郡最初也应是为防范陈氏势力自罗定南侵鉴江流域而设。上述东西两州夹南江流域而峙，这一政区格局体现出萧梁政府封锁南江土著势力的战略意图。

然而从后续相关记载来看，陈氏酋豪势力并未因此受到有效遏制。陈文彻受抚未久，旋即复叛。史料虽载梁廷最终平定叛乱，却未除陈氏根基。被擒后，陈文彻与其族兄陈文戒仅被分别远迁南陵郡与德州，担任地方守牧，而未受任何实质性惩戒，朝廷绥靖之意明显。而留居南江本土的陈氏酋领陈法念被册封为宋平郡公，并任新、石二州刺史；其子陈佛智在梁朝任罗州刺史，至陈朝更官至南靖（静）太守、东衡州刺史（治始兴郡，今广东曲江县），并被封为安靖郡公。陈氏一族在南朝后期愈加荣显。前文提及的那些原本用以防制俚僚的新设州郡，其刺史之职反而最终成为安抚酋豪的名号。陈佛智担任南靖太守,表明陈氏势力在这一时期已越过西江北进。后来的康州陈氏当在此前已播迁而来。

值得注意的是，陈佛智曾任罗州刺史，反映梁陈时期高凉西部的鉴江流域并非冯氏独占。前文提及，在陈朝之前，冯氏的罗州刺史一职名不副实，罗州地方长期为其他部族所占。继越州宁氏的占据之后，罗定地区的陈氏酋豪以其罗定江水道交通之利，率先将势力范围扩张至鉴江流域，这才有陈佛智所任罗州刺史一事。史载，隋朝开皇十年（590）“番禺夷王仲宣反，岭南首领多应之，引兵围广州”,陈氏家族的陈佛智便参与其中。此时陈、冯两家关系表面“素善”，罗州刺史一职由陈氏担任，州治石龙郡太守一职则由冯氏出任，鉴江流域实际处于两大酋豪家族权力空间的重叠之处。然而这种平衡不久后即因政治利益冲突而被打破。王仲宣叛变不久后，基于家族利益的考量，高凉冯氏在冼夫人的主导下杀陈佛智，并领兵协助朝廷平定了叛乱。经此一事，冯氏家族在中原王朝的有意扶持下势力大盛。不光冼夫人本人被隋朝册封为“谯国夫人”，获得开幕府、“置长史以下官属，给印章，听发部落六州兵马，若有机急，便宜行事”的大权；其孙冯暄还接任陈氏家族占据的罗州刺史一职。由此可见，冯氏家族是借平定地方动乱的时机，驱逐了陈氏家族在鉴江流域的势力。而在陈氏势力退出鉴江流域后，冯氏家族才真正掌握了东起漠阳江、西至鉴江的高凉全域。故反推之，在此之前，鉴江流域并非冯氏势力所独占。在南朝后期，陈氏酋豪不仅未受江左朝廷有效压制，反而越出罗定盆地，不断扩张，势力范围一度东抵新兴、北越西江、南迄鉴江、西枕云开大山，雄踞西江南北的广大地域。乃至后世的隋唐时期，泷州陈氏仍是华夏政权难以“驯服”的地方豪强。

综上所述，梁陈时期西江下游南岸的酋豪家族，基本完成了对各自区域内社会力量的整合。为了安抚俚人势力，梁、陈两朝一方面通过不断升郡为州、抬高酋豪家族的名望身份加以羁縻，另一方面则在暗中采取类似“众建诸侯”的手段，通过析解酋豪所占的州郡以图分化、削弱地方势力，进而加强朝廷对当地的掌控。但从最终结果来看，政区行政等级屡经调整、建制日趋密集的表象，并不能掩盖陈氏、冯（冼）氏酋豪日渐壮大的事实。这也从另一维度表明，南朝政权对岭南西部边疆的控制依旧深度依赖地方豪族的归顺。

结语

总体来看，六朝政权对西江下游南岸的地方经营与政区沿革，呈现出由东向西、自干流延及支流的时空推进特征。这一特征的形成，源于西江下游以山川谷地为主的地形因素：六朝对该地域的开拓，不得不以广州军政中心所在的东部平原地带为起点，依托西江干、支流水网的交通便利实施军事震慑，进而逐步推行统治。西江南岸的政区沿革，也同六朝政权与土著势力的反复博弈息息相关。当地州郡县的设置多带有军事属性，几乎每一次郡县的置废调整，皆与防制俚僚族群直接相关。东部“高要—新兴江—漠阳江”流域一线，既是广州西部的战略屏障，也是六朝广州地方实控范围的西界，自东吴经营潭江流域起，到萧梁时期“高要—新州—高州”防线的巩固，这片区域始终是六朝政权赖以西拓或拱卫广州的重要军事屏障，因而该地政区的开拓与密集化，也早于更为靠西的南江流域。对于此线以西的广袤地域，自孙吴至萧梁大同年间，建康朝廷一度力图建立直接统治。然而自梁大同年间起，随着陈氏酋豪势力的崛起，南朝政权不得不转向羁縻策略，与陈氏分享部分州域的统治权；与此同时，南朝进一步采取军事内缩策略，着力构建广州西部防线。总之，南朝对西江下游南岸各州的掌控程度，呈现出自东向西逐步减弱的格局，羁縻与实控区域的分界大致也与萧梁时期出现的“高要—新兴江—漠阳江”军事防线趋同。在这一道较为明确的分界以西，是冯、冼、陈等酋帅家族盘踞的俚人之域。这也导致六朝政权对当地的掌控程度因不同俚人酋帅对王朝归顺程度的差异而大不相同。但不论如何，六朝时期的总体趋势是西江下游各支流流域政区逐渐密集。这一政区体系的逐步完善，既标志着王朝经略在六朝时期取得了重大进展，国家力量逐步深入西江下游的边缘地带，也为后世岭南西部行政格局的成型奠定了初步基础。

作者：林立洋

来源：《军事历史》2026年第1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耿 曈

校对：汪依婷

审订：董进康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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