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霸凌解决的路径探索：以高某晖诉沾益清源学校民事赔偿为案例

一、案例概述

高某晖系曲靖一中沾益清源学校2026届12班学生。高某晖性格外向、思维活跃、言行异于同龄人。高一下学期，班主任魏某在课堂上，多次称呼高某晖为“小可爱”。从高二上学期开始，胡某云、范某涵、吕某宇等人，亦以“小可爱”称呼高某晖。同时，同班同学又基于“小可爱”的戏谑称呼，进一步衍生出了“Cute”、“Q”等绰号。其中，以胡某、范某及吕某的行为为甚，且这三名同学都曾先后是高某晖的室友。三人以公然侮辱、恐吓排挤、贬损人格等行为，对高某晖实施长期的校园霸凌行为。

在此过程中，高某晖主动向学校德育老师反映霸凌问题，然而学校却未能及时有效对胡某等三人予以规训，从而制止针对高某晖的校园霸凌行为。在此情况下，高某晖对胡某等三人的霸凌行为进行报警，学校得知此事后经与派出所进行协商由学校处理解决，但学校对胡某三人仍然缺乏必要的管教规训措施，三人对高某晖的校园霸凌行为仍持续进行。

最终，高某晖因与胡某等三人的矛盾冲突，以及校园霸凌对高某晖造恐惧及人身威胁等原因，导致高某晖无法继续在学生宿舍居住，并被迫于2025年4月搬在校外租房居住，这才避免了双方矛盾冲突的加剧与恶化。

高某晖因长期遭受校园霸凌，使其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并出现重度抑郁、焦虑及自杀倾向，经到三医院就医情况才出现好转，但也无法继续完成正常学业。

二、问题提出

2025年6月27日，十四届全国人大第十六次会议，对《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了修订，新增第60条将“校园霸凌”纳入法律调整。

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用户群体的普及，使该现象的普遍性突然闯入了公众视野，校园霸凌所透露的残酷青春气息，也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修法也是对此的回应。

因此，如何应对并处置解决校园霸凌问题，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之一。

就本案例而言，高某晖对自己所遭遇的校园霸凌行为，准备将沾益清源中学告上法庭。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反而促使我以民事赔偿的视角，思考以此防治校园霸凌的方法。

三、教育服务合同

教育服务合同并非《民法典》的典型合同、有名合同，根据《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教育法》等相关规定，除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外，双方均可以成为民事主体，学生向学校缴纳学费，学校则向学生传授知识，这种双务有偿关系符合合同的构成。

将学生与学校的关系，构建为教育服务合同，是为了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责任，并通过合同所规定的违约责任，承担校园霸凌的侵权损害赔偿。

在教育服务合同关系中，学校的权利是收起学费、履行教育惩戒权等，开展正常的教学活动既是权利亦是义务，义务则是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保障其人身安全免受不法侵害，既包括教师的不当体罚、亦包括校园内的霸凌行为。对于学生而言，其权利则是享受在校期间的人身安宁，以及个人人格尊严不受校方的贬损，而这些都需要校方的义务予以配合才能实现。

因此，若基于教育服务合同的视角，那么校园霸凌行为就可能导致以下两种责任：其一、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违约责任；其二、学生之间的侵权损毁责任，而校方对此亦因承担连带责任，若其无证据证明已尽必要管教责任。

通过民事赔偿的方式，让不作为的校方、以及作恶的学生家庭，承担必要的经济赔偿责任，以此预防制止校园霸凌行为。

四、教育行政与不作为

在教育服务合同的模式中，教育行政部门是不可或缺的监督者。毕竟，县（区）教体局不仅学校的行政主管部门，而且还是受害学生的权利救济主体。校园霸凌不仅仅是学生行为失序的表现，而且还是学校教育未尽必要职责的表现，这又关系到教育行政的内部管理问题。

或者说，正是因为县（区）教体局的不作为，会导致其对学校监督管理懈怠放任，这种状态必然会从教育行政部门传导至学校，然后又会逐渐影响到学校内部对学生的管理，而这种学校环境又会是校园霸凌滋生的温床，学生之间发生霸凌行为就变成了概率事件。

若县（区）教体局的确存在不作为，那么其也应当成为承担责任的主体之一。

五、结束语

校园霸凌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而且主观意志、动机、行为、种类、责任及损害后果各不相同，因此亦应当构建多维度的惩戒措施予以整治。

目前，校园霸凌的惩戒模式，要么仅是学校教育、要么是治安管理处罚，这种惩戒模式畸轻畸重而缺乏弹性，而加入民事赔偿的经济制裁或救济，可以弥补起“学校教育”与“治安处罚”的真空地带。构建“教育服务合同”不仅是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与责任，而且还是为校园霸凌的民事赔偿构建合法性依据。

针对校园霸凌的权益维护，高某晖诉沾益清源中学的行为，不论其最终的结果如何，这种尝试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探索。

陈浩 记于知止堂上

2026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