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醒来的人，其实也没那么苦楚

“先醒来的人”当然是孤独的，但他们并不是孤独的个体，而是相互支撑。

撰文丨张丰

美加墨世界杯，中国也有贡献。

有媒体报道，创下奇迹的佛得角，其国家体育场是中国援建的，上面写着中文；40岁本来要失业却一战成名的佛得角门将沃齐亚尼，穿的足球鞋是中国莆田生产的。

这样的报道多少有点阿Q的味道。但是，它其实也道出一个让人乐观的事实：尽管中国足球不行，但是其他方面很行。中国无比深入地融入到世界之中，谁也无法把“中国”与“外国”完全割裂开来。

这当然得益于改革开放。但是，如果要回顾“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就不得不让人想起晚清第一批去美国留学的人——那些“留学幼童”，他们是最早“融入世界”的一批人。

叶克飞新出版的《先醒来的人：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为我们还原出生动的群像。

01

新视角和新解释

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就读到詹天佑的故事。到了高中，记得历史课上讲到了“留美幼童”，提到容闳带了一批孩子，去美国留学，他们归来报国，其中的佼佼者就是詹天佑。

历史教材告诉我们的只有这么多。读大学的时候，我知道胡适去美国留学得益于庚子赔款，而清华大学最早就是“留美预备学校”，这个故事也并不详细。我们不太好意思承认，美帝国主义有“仁义”的一面，他们竟然愿意把清政府在《辛丑条约》后的赔款，退还一部分给中国。

直到我认真读叶克飞这本书我才知道，“退款”得以实现，也不全靠美帝国主义的善心，也是中国外交家群体努力的结果，而这些外交家，大部分是詹天佑的同学们，留美幼童因为了解世界，外语水平高，很多人后来成为了外交家。对他们，我们所知不多，因为我们有一条“弱国无外交”的真理。历史书告诉我们，清政府的外交官，大部分都是无能的。

▲詹天佑（图/Virtual Exhibition: Journeys 旅途: Boys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2002年我第一次去美国，在飞机上的读物是钱钢、胡劲草编著的《留美幼童：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那时候还有一部纪录片，这本书大概配合纪录片，谈不上研究，更多是介绍性的文字。但是也足以满足我的好奇心，从香港去旧金山的飞机上，我几乎没有睡觉，读完了这本书。

这次叶克飞的《先醒来的人：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

叶克飞的著作，把“留美幼童”放在了近代中国人赴海外留学的大背景下考察，在“留美幼童”之前，就有了容闳和他的同时代人，比如黄宽。他和容闳同一年赴美留学，两年后又去英国留学，是中国首位西医博士；还有黄胜，他比容闳去美国留学还早。这种“承继”其实有助于我们理解容闳的使命。

作者详细考察了“留美幼童”归国后在教育、军事、外交等领域的贡献。尽管他分领域、以人为线索，但是仍然呈现出了这些人之间的交往。“留美幼童”是一个“海归共同体”，他们在美国结下友谊，回国后也相互帮助提携，这种友谊大都延续一生。

“先醒来的人”当然是孤独的，但他们并不是孤独的个体，而是相互支撑。同学落难，他们甚至会帮忙介绍工作，当然，这种“自觉”，并不仅仅是因为“同学之谊”，也是价值观层面的共识，他们都知道“世界”是怎么一回事，知道中国的艰难，甚至大部分都赞同“实用主义”的人生态度。

难能可贵的是，因为大部分“留美幼童”都来自香山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广东珠海、中山一带，定居在中山的作者本人，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去探访留美幼童的家乡和故居，写出他们的“来处”。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留美幼童”的独特视角。

当年，容闳获得洋务派支持，获得清政府同意，在全国分批选拔120名幼童去美国留学，在那个时代，这并不是特别吸引人的“留学项目”，几乎没有精英家的孩子愿意报名，最终容闳只有回到家乡（香山南屏）想办法。一方面，在故乡有人帮忙，而另一方面，因为距离澳门更近，“香山地区”的人更早接触到“海外”，有些人愿意把孩子送出去。

当他们签下生死状的时候，心中当然下定了“可能失去这个孩子”的决心，但是他们也知道，对孩子来说这也许是一次真正的机会。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留美幼童”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史上重要的一页。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再次开放的时候，广东又成为前沿阵地，这当然不只是地理因素，而是根植于一种传统。

02

全盘西化和再本土化

当时容闳的理想设计，是招一批12-15岁的小孩，让他们在美国学习15年。这样，他们回国的时候，已经接近30岁，肯定完全摆脱落后的大清的习气了。

这和现在把孩子送出去读初中、高中的想法差不多。事实上，第一批去美国的孩子，尽管出国之前没有学过外语，比今天的小留学生要优秀得多。他们很快融入寄宿的家庭，大部分在中学阶段表现出色，有不少进入到耶鲁这样的名校。他们不但很快学好英语，有不少还成为运动健将，成为学校运动队的成员，也理所当然地剪掉了辫子。有些人更进一步，信仰了基督教。可以说，这是真正的“全盘西化”，从内而外的格式化。

作为他们的偶像和导师，容闳也是表率，他娶了美国太太，建立家庭，而且宣布加入美国籍。为了“救中国”，容闳漫长的一生中和太平天国、洋务派、改良派、革命派都接触过，可谓为祖国操碎了心，但是在法律意义上，他其实是一个美国人。

▲Mary Kellogg, Wife of Yung Wing (容閎 Rong Hong)（图/WSU Libraries Digital Collections）

▲R. N. Brown and Yung Wing (容閎 Rong Hong), Shanghai (上海市), 1869 May 5（图/WSU Libraries Digital Collections）

这些小留学生呈现出全盘西化的状态，当然是因为他们年纪很小，尚未被中国社会所染。但是，他们的“决心”也有很大作用，他们普遍有要报效祖国的想法，既然要向外国学习，就要学个彻底。

很可惜，大清派往美国的管理人员没有这样的觉悟，他们要求留学生每天朝东跪拜，心中想着皇上。发现他们剪掉辫子，生活方式全面“腐化”的时候，更是大惊失色禀报朝廷，这引来北京的震怒。于是，“留美幼童”不得不提前回国，这才刚刚过去7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过20岁出头。

这些孩子回到上海，马上被控制、关押起来。等待他们的是沉重而腐朽的现实，清政府并没有重用自己“第一批官派留学生”，相反，给予他们很重的惩罚，抛弃了他们。

所以，尽管詹天佑学的是机械，很懂修铁路，却不得不先去挖矿，后来又去海军当兵。

如果他们留在美国，在当时也是精英，回到故国，却都从零开始，有人甚至到了沿街乞讨的地步。

可以说，他们从“全盘西化”一夜之间就面临着“再中国化”的转折，不得不重新适应。这是痛苦的旅程，每一个留学生，如果有足够多的资料和研究，都能写出厚重的著作。在这个意义上，“留美幼童”的研究只能说刚刚开始。

尽管政府的态度是打压，但是时代站在他们一边。落后的大清，实在是需要人才，首先就需要一批懂外语的人。所以不难理解，很多留美幼童的人生起步，都是从干翻译开始。然后是进军外交和军事领域，尤其是海军。

等到袁世凯崛起，这些人才迎来了自己的春天。袁世凯是一个超级实用主义者，他本人没有效忠大清皇上的心思，把很多留学生都延揽到自己门下。

03

跳出“决定论”框架

所以，如果我们要对这批“留美幼童”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就必须把他们置于当时的历史情景之下。他们二十岁就回国，并没有获得重用；此后，他们一切都靠自己，首先求得自己的生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并未忘记“家国责任”。

比如，他们有不少投身福建和北洋水师，但是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又该如何评价他们的功与过？很明显，仅仅依靠他们，大清并不足以战胜日本。这称得上是时代和个人的双重悲剧，但是如果我们跳出这种家国叙事，或者这种历史决定论的框架，会发现他们中大部分都为国家和社会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也有相当多有益的探索。

这里以唐绍仪为例。他是民国第一任总理，那时的“大总统”是袁世凯。为袁世凯卖命，这该如何评价呢？唐绍仪是当时南北和谈的重要人物，他支持和同情革命派，也以务实的态度看待中国的社会转型。

他亲手帮袁世凯剪掉了辫子，那一刻他一定相信中国会有新的局面。但是当袁世凯要当皇帝时，就触碰到唐绍仪的底线，他远离了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老袁。

▲唐绍仪（图/WSU Libraries Digital Collections）

叶克飞充满感情地书写了唐绍仪的一生，尤其是他人生末期的选择。民国时期为纪念孙中山，设立了中山县，也就是原香山地区。唐绍仪主动提出回老家，当中山的县长。在中山，他有足够的能力和影响力，把这里建设成“全国模范县”。唐绍仪当时的努力，现在中山都还能看到影响——你不禁想到，如果这些留学生都有这样的机会，或许能更深刻地改变中国。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使用了“铁屋子”这个比喻，“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留美幼童毫无疑问是“先醒的人”，他们是被迫醒来，小小年纪就被送到大洋彼岸。但是，在这本书中，我读到的却不是“苦楚”，而是实实在在的追寻。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有着非常现代的观念和超强的个人能力，为国家付出了一生。他们没有“成功”，但是也谈不上“失败”。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应该被历史叙事所埋没。

*题图为1905年中国留美幼童学生在中国的重聚，来源于WSU Libraries Digital Collec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