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知道这位被枪决的高考状元

每年高考都会涌出一大批“高考状元”，他们先后步入政界、商界、学界，成为社会精英，民族栋梁。

他也曾是高考状元，以全国文科第一名考入北大，一个妥妥的学霸，青年史学权威，在全中国的研究领域曾掀起过不小的风浪。郭沫若、周予同、黎澍等著名学者，都对他不吝赞叹之词。

他所发表的论文被称赞过国学大师王国维，他在《人民日报》上创下整版被摘录的记录。倘若他还活着，日后极有可能成为中国史学界的，泰斗、大师级人物。

遗憾的是，他生错了时代，年仅32岁时，就陨落于政治运动中，不幸地被错误地枪决。

他就是：沈元。

1938年，他出生于上海的书香门第，父亲沈昌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南京政府成立后，曾任镇江县县长，后在抗日战争中功勋卓著，因“涉历巨险，忧劳至疾”而病逝。

母亲何天予，毕业于早期南京女子师范学校，是一位汉语言学家，书法家。姑母是协和医院医学博士，姑父曾任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医学系主任、医学院副院长等职务。

父亲沈昌

从小他的功课就好，刚上初中时，他是班上第一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中，加入了少年儿童团（少年先锋队的前身）。

进入高中后，他文理各科，均为全班第一，近乎满分。毕业后参加高考，以当年全国文史类，总分第一名的身份考入北大历史系，致力于古代史，专攻秦汉史。

学习期间，他像饿牛进入水草地一般，每日早出晚归，除了上课就是自修，终日埋头于学校的图书馆，在这里，他写下了数十万字的历史学论文。

他不仅学习勤奋，还心系天下，关心时政要闻，常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许，曾志向远大地对同窗说：“我们就是未来的“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

在当时提倡做“螺丝钉”的社会背景下，谁出头，谁遭殃，一切壮志凌云，都被视为“狂妄”、“无知”、“自大”，他出众的才华，高调的言论，招来了不少异样的目光。

1956年，国际形势动荡，赫鲁晓夫发表长篇“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问题，国际上也对斯大林议论纷纷，引起强烈反响。

年仅20岁的他十分关心政治形势，有一次在图书馆阅览室里，看到一份英国《工人报纸》，上面全文刊载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他读后大为吃惊。当时大学生的外语都是选择地学习俄语，不能阅读英语报纸，因为他在中学学过英语，便借助字典摘译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私下供同学们传阅，其中特别惊人的是，斯大林在肃反中大开杀戒，受害者达七十万人之多。

那时候，宿舍每晚都在议论斯大林问题，他政治敏锐、颇有胆识，发表了很多独特见解，让人叹为观止。而当时意识形态尚存，信息的管制比今天更加严格，很多资料国内绝对保密，只供高级干部查看。醉心于学术和世界形势的他，只要看到类似的报纸，便会翻译出来供人传阅，这无疑犯了当时的大忌。

1957年，凡是翻译过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都被打成右派，他也自然被定义为“极右”，被开除学籍发配到了北京西郊劳动改造，那一年，他才19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

三年后，他返回北京开始在街道上劳动。因为才华横溢，领导爱才，加上三年困难的特殊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相对宽松，这位三年级就被北大开除的历史系学生，被破格加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职。

一入社科院，满腹诗书的他如鱼得水，先是在《历是研究》上发表《 <急就篇> 研究》，以当代人的眼光研究汉代的社会性质，凭借在史学、文学，和音韵学上的，深厚功底和独特视角，在史学界引起极大轰动，连郭沫若和范文澜读后，也不由得拍手叫好， 郭沫若甚至还称赞他为“神童”。

25岁时，他在《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的长篇文章，被《人民日报》整版刊载。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现象，一时间，他的文彩博得满堂喝彩，祖国各地的学者，都在争相谈论他。

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中国，知识分子相继被打倒，专注学术但治学惹祸的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也会有这么一天。

年仅28岁的他，被列入，要打倒的“历史学界十大权威之一”，除他以外，其余九人，都是历史届大师级人物。他和家人走到哪里，红卫兵就追到哪里。曾经接纳过他的研究所，也将他扫地出门。他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姐姐也早已自顾不暇，哪里还敢收留他？

一年多来，不仅被摘去学术研究的权利，还要承受连续的批斗和陪斗，他亲身体验了人格的侮辱，和肉体的折磨。他看到心爱的学术研究戛然而止，传统文化被批判、破坏，扭曲。

他想争取多停留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在别人已经绝望之时，他还在苦苦死里求生。因为他脑海中所储存的历史学研究课题，一次次在绝望中鼓舞着他求生的信念。

后来实在忍受不了批斗和躲藏了，走投无路的他选择用竟鞋油涂满皮肤，乔装成黑人闯入，非洲国家马里驻华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结果大使不敢收留，通报中国政府逮捕了他。

一位清高的知识分子，经历了何等痛苦的内心挣扎，竟会破釜沉舟地选择这一条路！

他在给老师的信中曾写道：我们祖国艺术的伟大特点，不仅在于其通体之雄浑壮丽，而且在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常人视为无关紧要的地方，都是花费了无数的心血和精力的。 我就是这样体念：我们今天所要继承的，正是这一种精神。

在狱中，即使他身患重病，还会将自己有限的口粮分给别人，昔日的狱友们透露：
“他很安详，有修养有学问，很受尊敬。”他多想有人喊一声“刀下留人”，却没有等到。

1970年4月18日，他在北京被枪决。和他同被枪决的北大同窗还有：中文系林昭，外语系顾文选，哲学系黄中奇，化学系张锡琨。本是“人中龙凤”的他们，就这样湮没在时代的洪流中。

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签发了一份布告，行文如下：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备注：关于其兄的内容后来在第二次布告中被删除）。

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妆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执行枪决的两年后，家人才收到“枪决通知”，竟是因为执行枪决的人，来家中索要5分钱的子弹费！

文革结束后，许多人获得平反，姐姐和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奔赴北京，多次为他上访洗冤，1980年春天，他们终于收到一张平反通知书：

被告沈元……因现行反革命叛国罪……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被逮捕……一九七Ｏ年四月十八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处其死刑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据此判决如下：一，撤销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判决书。二，对沈元同志宣告无罪。”

坚强的母亲再也无法承受，在儿子死后第一次放声大哭：“我要人，我不要纸，不要纸啊！我送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聪明绝顶、才华横溢的儿子，为什么现在还给我一张纸？”可是，她却再也要不来儿子了。

他曾留下过一部读过的《汉书》，满篇用蝇头小字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用以补充前人的注解，这部书因无人识宝，才得以在那场文化浩劫中幸存。后来家人奔波数年，出资数十万元，将其出版。

一，为文化遗产得以幸存，

二，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他的学术生涯和思想生涯才刚刚开始，便画上了句号，如今距他被枪决已经过去了50余年。在和平安定的年代里，每年高考放榜，举国欢庆，受万众瞩目的状元们，未名湖畔意气风发，步履匆匆的学子们，

还有谁知道，记得，这位一心关注国际形势，潜心治学，不为功名利禄，却因才华而被处决的无辜学长呢？！

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一位试图改变历史书写方法的陨落者，他纵身一跃跳进历史的长河，惨痛的灭顶之灾，不由得令人扼腕叹息，泪湿衣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