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的钱,无论是税收、转移支付、卖地收入,还是城投债、专项债,最后都要通过银行来流转。
在县城,有余钱,喜欢存银行,但存的钱去了哪里,鲜有人真正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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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就来聊聊县城银行。
一、银行的出身。
县城常见有五类银行,国有大行、邮储、农商行、城商行、村镇银行。
它们并非同时出现,五类银行,对应着不同改革阶段。
1978年前,只有一家中国人民银行,那时是既管货币发行又做存贷业务。
1978年后,银行体系开始按行业切分。
1979年,中国银行从人民银行分出来,专管外汇,农业银行恢复,管农村金融。
1984年,工商银行成立,接管人行的工商信贷和储蓄,建设银行则从财政部分出,专管基建拨款。
这就是工、农、中、建四大行,最初分工明确,工行管企业,农行管农村,建行管基建,中行管外汇。
国有大行在县城的定位是“存款抽水”。
国有大行讲究全国一盘棋,县城网点吸收存款,大部分上存到省行、总行,再投向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留在县城本地投放的贷款比例不会太高。
所以,国有大行的县城网点,对县城经济的直接贡献有限。
邮储银行,前身是邮政储蓄,1986年恢复开办,定位是利用邮政网点覆盖农村,吸收储蓄存款。
邮储的网点比任何银行都多,全国近4万个,70%在县域和乡镇。
邮储银行取钱方便,不管县多偏远,如果那里有一家银行,大概率是邮储。
当然,邮储毕竟也算国有大行,也存在“存款上存”问题,吸收的存款大部分也去了大城市。
农商行和城商行,1990年,各地出现了大量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规模小、管理乱、坏账多。
1995年以后,中央启动改革,城信社合并重组成城市商业银行,农信社逐步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
城商行和农商行,一出生就是“地方的孩子”,和地方经济绑定极深。
农商行的定位和国有大行相反,存款来自本地,贷款也投向本地。
农商行的信贷员骑着电动车跑乡镇、跑村庄、跑田间地头,谁家开了新店、谁家买了新房、谁家孩子考上了大学,都是他们的服务对象。
农商行的网点覆盖到每一个乡镇,甚至行政村都有代办点。
县城政府和农商行的关系也最深,县财政的工资通过农商行代发,城投公司的贷款主要来自农商行,专项债的资金也存放在农商行。
农商行行长,某种意义上就是县城金融的管家。
农商行的压力也最大,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农商行不良贷款率达3.34%,显著高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部分机构息差已跌破1.3%。
息差收入已难以覆盖信用成本,“吃利差”模式走到尽头。
城商行,从2024年,开始下乡。
桂林银行在广西设立了近7000个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很多城商行开始赶集日去乡镇摆摊、在村里设惠农服务点。
城商行在县城的根基终究不如农商行深,是“外来者”,要花许多成本去建立信任。
村镇银行,2007年后才有,政策鼓励“一县一行”,填补农村金融服务的空白,村镇银行很小,一家村镇银行可能只有十几个人,注册资本几千万到一个亿,小很灵活,但也脆弱。
2022年河南村镇银行风险事件,涉及资金数百亿元,严重影响了储户对中小银行的信任基础,此后村镇银行进入大撤退模式。
2025年全年,全国有310家村镇银行注销,2026年前5个月,又有近百家村镇银行完成注销。
村镇银行的退出,一般是被大银行吸收合并,变成大银行的分行或支行,“村改分”、“村改支”。
那个趴在乡镇角落里、信贷员和储户互相认识的村镇银行,一个接一个地消失。
县城五类银行,是四十多年金融改革在不同阶段留下的历史遗产,出身不同,扮演的角色也不同,有的“人面不知何处去”,有的“桃花依旧笑春风”。
二、银行听谁的。
出身不同,老板就不同。
国有大行的县级支行,上级行说了算,支行行长由省行或市行任命,地方政府插不上手。
支行长的KPI是存款规模和利润,完成了,升迁,完不成,走人。
县里想让他配合什么工作,那是第二位的。
邮储银行也是国有大行,逻辑一样。
农商行不一样,农商行的前身是农信社,“县联社”曾有很强的独立性,改制为农商行后,实行省联社和县级法人双重管理,省联社管人事任命和业务指导,县政府有影响力,但不直接管行长任命。
所以,农商行行长既要完成省联社的利润指标,又要配合县里的中心工作,两边都得罪不起。
城商行也不同,在地级市和县级层面,城商行的大股东往往是地方政府,董事长和地方渊源很深,所以这类城商行天然愿意配合政府工作,老板就在当地。
村镇银行的老板是发起行,一家村镇银行背后,通常有一家更大的银行做股东,比如某家农商行或城商行。
谁出钱谁说了算,地方政府在村镇银行面前分量最轻。
五类银行,老板不同,听谁的完全不一样。
在县城,最特殊的是农商行,它既不是完全听上级的,像国有大行,也不是完全听地方的,像城商行,而是夹在中间,它的行长经常面临一个两难,听省联社的,利润指标完不成,听县里的,合规风险扛不住。
三、银行在政府中的作用。
第一个角色,钱袋子。
县财政的工资,通过银行代发,公务员、教师、事业单位人员,每个月的工资从财政账户划到银行个人账户。
这笔钱体量大、稳定、在账户里沉淀时间长,哪个银行拿到了工资代发业务,就等于拿到了一笔长期稳定的低成本存款。
专项债发出来以后,钱存在哪家银行、存多久、利率多少,里面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社保基金、公积金、医保基金,也存放在银行,这些钱是银行最想要的“财政性存款”。
所以,控制了银行,就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县城的资金流。
第二个角色,输血器。
县城城投公司的贷款,主要来自本地银行,城投向银行借钱,银行看的是城投背后的政府信用。
房地产市场好的时候,城投有土地做抵押,土地在升值,银行的贷款很安全,现在地卖不动了,城投还不上钱了,这些贷款就变成了银行账上的不良资产。
招商引资来的企业,政府会要求银行提供配套贷款,扶贫项目、乡村振兴项目,银行要提供资金支持。
这些贷款不一定赚钱,政府要求,银行就得做。
银行配合得好,政府在存款、财政账户等方面就会倾斜,配合不好,存款可能就被转走了。
第三个角色,政策执行者。
国有银行每年有普惠金融指标,给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贷款必须达到一定比例,这是政治任务,不算经济账。
扶贫贷款、乡村振兴贷款、绿色金融贷款,各种专项指标层层分解,最后落到县城银行的信贷员头上,完不成指标,扣绩效,完成指标,贷款质量可能堪忧。
银行在这样的政策框架下,往往要兼顾政策指标与商业可持续,两头平衡并不容易。
第四个角色,稳定器。
县城银行不能出问题,不出事是底线
一旦出现大量储户挤兑,县政府必须牵头处置。
2022年河南村镇银行事件,数百亿存款取不出来,最后是地方政府、央行、监管局多方出手才稳住局面。
县城银行,每类都有特定的出身和使命,国有大行抽水、邮储铺网、城商行下乡、农商行守土、村镇银行挣扎求生,它们听不同的老板,扮演不同的角色,承受着各自不同的压力。
看懂它,能更好地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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