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在五原县插队落户，他娶了一个寡妇成了留守知青

知青岁月：当年跟队里的寡妇大嫂传出闲话，他索性做出惊人决定

当年到五原县插队落户的天津知青，跟当地农民结婚的屈指可数，杨庆贤师傅就是这屈指可数的知青中的一员，他不光跟当地农民结了婚，还成了留守知青，至今还生活在五原县。

征得杨庆贤师傅的允准，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天津知青杨庆贤师傅的知青往事和情感生活经历。

据杨庆贤师傅回忆，1967年夏季，他因为和同事在车间打架斗殴，造成极坏影响，被单位除名。当时的天拖可是人人羡慕的国营大厂，突然失去了体面的正式工作，杨庆贤也很后悔，后悔不该那么冲动，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大打出手，打伤了同事，丢掉了自己的饭碗，热恋的女友也离他而去。

1968年12月份，《人民日报》一则“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社论再次把上山下乡运动推向高潮，杨庆贤在家待业一年多，街道一直也未能为他安排工作，在家游手好闲也不是长久之计，杨庆贤就听从了街道干部和父母的劝说，他决定以社会青年的名义，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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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年末，杨庆贤跟随一批十六七岁的初中生乘坐火车离开了天津，那年杨庆贤二十三岁，当时一起到内蒙古插队落户的知青，都以为杨庆贤是带队干部。

满载天津知青的列车经过三十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就像一头疲惫的老黄牛，喘息着停靠在了内蒙古巴彦淖尔地区的刘召车站，杨庆贤他们在车站集合，又乘坐前来接站的汽车，在傍晚时分来到了五原县城。

数百名天津知青在五原县住了一夜，第二天吃完早饭，大家又分乘多辆汽车继续前行，各奔东西。经过一上午的行程，三辆大卡车把杨庆贤他们八十多名天津知青拉到了一个叫新风的生产大队，杨庆贤他们十一名天津知青被分派在新风七队插队落户，大家临时住在了队部的几间土坯房子里。

新风七队的队长姓李，叫李成根，李队长当年四十多岁，不识字，是个大老粗。李队长很淳朴很善良，对天津来的知青非常热情，为知青们安顿好了住处，李队长又安排了一名年轻妇女临时帮知青们做饭，他亲自为知青们挑水挑柴，还把自己家里的土豆、萝卜和咸菜拿来给知青们吃。

帮知青们做饭的年轻妇女姓赵，叫赵桂兰，知青们都喊她赵姐。赵桂兰年龄不大，起初大家以为她还没结婚。后来大家才知道，她是个寡妇，她男人刚去世一年多，有一个两岁的女儿，叫李小英。

赵桂兰帮知青们做饭，她也负责挑水，杨庆贤看一个女人去挑水，他觉得不好意思，就抢着去挑水。

第一次去挑水，是赵桂兰带领杨庆贤去的水井。队里的水井就在村口，离队部不远，也就一里多路。赵桂兰之所以带着杨庆贤去挑水，一是怕他找不到水井在哪，二是担心他不会使用辘轳打水。

那次多亏了赵桂兰带着杨庆贤去打水，要是赵桂兰不带领杨庆贤去打水，他找不到水井在哪不说，他还真不会使用辘轳，赵桂兰手把手教了他两回，杨庆贤才知道怎样用铁索链挂水桶。

挑水回来的路上，赵桂兰问杨庆贤：“大兄弟，你们天津来的知青，我看你年龄比他们大，你也是刚毕业的学生？”“我不是刚毕业的学生，我是社会青年，是被工厂开除的工人。”杨庆贤毫不掩饰地说出了实情。

“大兄弟，你今年多大了？”赵桂兰又问杨庆贤。

杨庆贤笑了笑说：“赵姐，我都二十三岁了……”“大兄弟，我也二十三岁，咱俩同岁。”赵桂兰不好意思地说。“那我就不能叫你赵姐了，我是正月的生日。”杨庆贤赶忙说道。

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杨庆贤知道了赵姐的男人姓李，比赵姐大一岁。杨庆贤不喊她赵姐了，就改口叫她嫂子。对于这个称呼，赵桂兰很尴尬，她苦笑着说：“我男人没了，我成了寡妇……”

春节过后，天气逐渐转暖，一年一度的春耕备耕生产就要开始了，队里就不让赵桂兰帮知青们做饭了，那时知青们也都学会了做饭，是赵桂兰教会他们做饭的。

春耕春播生产开始以后，赵桂兰也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干农活，她看女知青都不会使用劳动工具，也不会干农活，就主动教大家怎样挑担子，怎样用铁锨挖土，怎样用镢头刨地，她还告诉知青们，一定要握紧铁锨把和镢头把，不然手掌会磨出水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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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赵桂兰和社员们的指教，知青们慢慢掌握了生产劳动的要领，慢慢学会了挑担子，但他们还是都磨破了手掌，压肿了肩膀。每天傍晚收工后，赵桂兰都会领着她的娃到知青们居住的地方转一圈，看看知青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有时赵桂兰也会端一碗咸菜或半碗辣子酱送给知青们吃，那时物资匮乏，咸菜和辣子酱是一日三餐不可或缺的美味佳肴。

之后的日子里，只要赵桂兰家里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身为知青小组长的杨庆贤就会叫上几名男知青去帮助赵桂兰，知青们的衣服破了，纽扣掉了，赵桂兰也会帮知青们缝补，在知青们心中，赵桂兰就是大伙的知心姐姐，除了杨庆贤一个人叫她嫂子，其他知青都亲切地叫她赵姐。

因为杨庆贤经常帮着赵桂兰干零杂活，帮她挑水，有时还抱着赵桂兰的女儿李小英玩耍。渐渐地，村子里就有了闲话，说杨庆贤一个大男人，经常往小寡妇家跑，早晚会出事。也有人说，赵桂兰虽然是个寡妇，可她长得俊，跟天津知青杨庆贤正好般配。

记得是1973年秋后，赵桂兰患病到公社卫生院住院治疗，队里的几个长舌妇开始传闲话，说赵桂兰怀了杨庆贤的孩子，是到公社卫生院做流产手术去了。这话很快就传到赵桂兰的耳朵了，她伤心难过了好久。因为这事，杨庆贤也轻易不敢帮赵桂兰挑水干活了，毕竟是寡妇门前是非多。

那年冬季回天津探亲过春节，杨庆贤的母亲对杨庆贤说：“庆贤，你也老大不小了，看看插队落户的生产队有没有合适的姑娘，不管丑俊，只好人心眼好，就赶紧找个对象结婚吧，可不能打了光棍。”

那次回天津探亲，杨庆贤给赵桂兰的女儿买了书包铅笔橡皮之类的学习用品，李小英也快该上学了。他还给赵桂兰买了围巾和农村不好买的肥皂针线之类的东西，赵桂兰常帮知青们洗衣服、缝补衣服，离不开针头线脑。杨庆贤还给赵桂兰买了一块布料，给李小英买了天津的糕点糖果。

从天津回来，杨庆贤带着礼物直接去了赵桂兰家。看杨庆贤带着这么多礼物来了，赵桂兰有些惊讶，她难受地说：“我一个寡妇，别人爱说啥说啥，我倒不在乎，可你……”“嫂子，身正不怕影子斜，谁爱说啥就说啥，我也不在乎。这几年你没少帮我们知青，也没少帮我，你是个热心人，我们知青都感激你。你放心，以后有啥事需要我们帮忙，尽管言语。”杨庆贤很诚恳地说道。

1974年初秋，杨庆贤和社员们一起在田间劳作，一场大暴雨不期而至，知青们和社员们都被淋成了落汤鸡。

那天半夜，杨庆贤发起了高烧，直到天亮还是不退烧，呼吸都有些困难。吃早饭的时候，赵桂兰到知青点给知青们送来半筐茄子，是她在自留地自己种的。她听说杨庆贤高烧不退，烧的直说胡话，赵桂兰赶忙跑到邻村叫来老中医为杨庆贤把脉问诊，老中医开了药方，赵桂兰抓来草药，为杨庆贤熬了汤药。服药后出了一身汗，杨庆贤总算退烧了。随后，赵桂兰给杨庆贤做了热汤面，还有荷包蛋。

因为赵桂兰为杨庆贤请大夫熬药，做好吃的，村子里又有人说闲话，说赵桂兰上赶着杨庆贤，看样子她早就跟杨庆贤有一腿了。听了这样的风言风语，杨庆贤做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情，他说他要娶赵桂兰，他要做李小英的继父。

对于这个决定，有几名知青觉得杨庆贤太唐突，应该慎重考虑，毕竟赵桂兰是农民，还是个寡妇。当时知青招工进城已成大趋势，杨庆贤要是跟农民结婚，就不能招工进城，大家都担心杨庆贤以后会后悔。

淳朴善良的李队长也劝说杨庆贤，劝他再考虑考虑，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情，以后可不许后悔。杨庆贤很认真地对李队长说：“李队长，你放心，我是个男人，吐口唾沫都是钉，我是真心喜欢赵桂兰，不会后悔，也不会做出对不起桂兰她娘俩的事情。”

1974冬季，在李队长和乡亲们的祝福声中，杨庆贤跟赵桂兰领取了结婚证，举办了简单的婚礼，他成了第一个跟农民结婚结婚的天津知青，做了李小英的继父。

婚后的生活简单又快乐，赵桂兰和杨庆贤一起出工劳动挣工分，收工回家后赵桂兰忙着做饭，杨庆贤就看着李小英学习做作业，李小英一口一个爸爸，叫的杨庆贤心里都乐开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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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8年秋天，在新风大队插队落户的天津知青有的招工进了工厂，有人上了大学，有人到公社或县里当了干部，也有人回了天津，整个新风大队就剩下杨庆贤一个人了。赵桂兰问杨庆贤：“庆贤，你娶了我不后悔吧？”“你善良贤惠又勤劳，对我这么好，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咋会后悔！。”

1981年春天，杨庆贤享受了知青待遇，被招工到县铁木联合厂工作，成了端公家饭碗的正式工人。1983年秋后，赵桂兰也享受了知青家属待遇，招工到县食品厂工作，也转成了非农业户口，月月都能开工资了，再也不用脸朝黄土背朝天在黄土地里刨挖了。

李小英初中毕业考上了师范学校，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城关小学当了一名语文老师，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现如今，杨庆贤和赵桂兰还生活在五原县，和女儿女婿一起生活，一家人生活得很幸福很和睦。李小英对杨庆贤特别孝顺，一会看不到他，就会问她妈：“妈，俺爸呢？你别让他一个人出去，等天气凉快了，我带你们去北京旅游。”

讲述完自己的知青往事和情感生活经历，杨庆贤一脸的幸福和满足，他说年轻时鲁莽冲动，丢了工作也丢了爱情，没想到自己好人好命，在五原县遇到了赵桂兰，有了一个可心的家庭，有了一个懂事孝顺的小棉袄。他说他现在生活得很好，谁也没他幸福快乐，他很知足。

（根据杨师傅讲述编写成文）

作者：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