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和平”倡议第二次峰会在华盛顿召开，吸纳欧盟、荷兰、德国、希腊等新成员｜全球地缘政经动态（2026年第12期）

2026.06.30

第12期（总第35期）

全球地缘政经动态

本 期 要 点 速 览

01

全球重点事件与对华影响分析

1. G7与欧盟峰会接连召开，聚焦关键矿产协同与AI共治（含APEC成员）

2. “硅和平”倡议第二次峰会在华盛顿召开，吸纳欧盟、荷兰、德国、希腊等新成员（含APEC成员）

02

其他重要涉华动向与简析

1. 美伊停火框架再受冲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进程再现波折（含APEC成员）

2. 日本央行加息至31年来新高，仍难挽日元颓势（含APEC成员）

3. 英、德政坛接连震荡，欧洲主流政治加速失势

4. 数字欧元在欧洲议会扫清关键障碍

5. 秘鲁、哥伦比亚相继公布大选结果，加剧南美政治右转浪潮（含APEC成员）

03

近期国际大事预告

1. 北约峰会将于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

PART 1

精选简析

“硅和平”倡议第二次峰会在华盛顿召开，吸纳欧盟、荷兰、德国、希腊等新成员

作者：李征

6月25日至26日，“硅和平”倡议（Pax Silica）第二次峰会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召开，共有35个经济体参加，探讨人工智能竞争力及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欧盟、荷兰、德国、希腊在峰会前宣布加入该倡议，阿根廷、智利、哥斯达黎加、哈萨克斯坦、巴拿马也相继签署协议加入，美国将在哈萨克斯坦建立一个旨在确保关键矿产供应链的“经济安全区”。至此，该倡议签署国已增至24个，横跨欧亚、南美洲及北美洲。

峰会上，包括“硅和平”倡议新老成员国和观察员在内的35个经济体共同签署了《人工智能机遇宣言》（Declaration on AI opportunity），以促进与人工智能增长和有限度监管相关的政策协调、公共与私营部门协调，以及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供应链系统、技术生态系统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雅各布·赫尔伯格（Jacob Helberg）宣布成立“和平通行证”（PaxPass）平台，旨在通过简化货物运输和验证程序，加速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关键矿产、半导体、服务器和算力设备等产品的“可信赖交易”，确保核心硬件能在签署国之间实现快速流通。据悉，巴拿马将成为其中重要的运输枢纽，美国也将为该平台投入5000万美元的支持资金。赫尔伯格表示，“硅和平”倡议将形成对联合国“数字主权”倡议的替代方案，他认为联合国的倡议将导致重复投资，七国集团（G7）及二十国集团（G20）等平台并不适合构建人工智能创新网络，需要在传统多边框架外实现能够突破新技术的“创新主权”。

2025年12月，以美国为首的7个创始国首次发起“硅和平”倡议。作为一个国家间的战略产业投资协调平台，该倡议旨在通过保障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供应链安全，在半导体、关键矿产、能源安全等领域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并培养盟友间的长期商业伙伴关系。

6月25日至26日，“硅和平”倡议（Pax Silica）第二次峰会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召开（图源：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官网）

IIA简评

本次美国通过“硅和平”倡议进一步加深与欧洲、南美和中亚国家的合作，表明其正在对华去依赖议程上形成系统性布局：美国主导顶层议程设计并负责资本调度；巴拿马被赋予关键货物中转核心角色；南美提供丰富的矿产原材料；澳大利亚、东南亚及东亚则分别扮演关键矿产开采和精炼、区域物流和金融中心，以及芯片制造技术提供者等职能；欧洲则提供关键技术能力和对华限制闸口；哈萨克斯坦除坐拥丰富关键矿产储量外，更有可能成为美国将供应链去中国化布局延伸至欧亚大陆腹地、以弥补美国过往在中亚经济安全关系中缺位的关键节点。

目前来看，随着“硅和平”倡议的持续推进，将会在多方面产生影响。其一，“硅和平”倡议已包含从能源供应、矿产开采和精炼，到芯片制造、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再到关键货物运输、金融服务等AI供应链各环节的完整布局，将可能在未来形成美中两国分别主导的两套平行技术和供应链体系，加剧目前美中之间阵营化的技术对抗趋势。其二，哈萨克斯坦的加入将显著增加中亚方向的战略压力，一旦美国与其合作的“经济安全区”落地并向其他中亚国家扩散，将与上合组织和“一带一路”倡议等在中亚构建的合作网络形成竞争。结合已加入该倡议的日韩、菲律宾、新加坡、澳大利亚、印度等印太国家力量，逐渐对中国形成地缘合围之势。其三，荷兰等欧洲国家的加入，短期影响最为直接。尤其是在美国施压下，荷兰已逐渐收紧阿斯麦对华出口管制，并将限制范围由EUV光刻机逐步拓展至DUV光刻机及其他设备的销售和售后服务之际，这将为美国推动更广泛的对华半导体设备出口限制提供制度框架。

英、德政坛接连震荡，

欧洲主流政治加速失势

作者：曾译瑶

英国方面，执政工党正面临领导层更替。在5月9日陆续公布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中，工党仅获1063席，且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极右翼的英国改革党则赢得1453个席位，全国得票率达到27%-30%，跃居第一。6月19日，斯塔默的党内竞争对手、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Andrew Murray Burnham）赢得议会补选、重返下议院，获得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角逐首相职位的资格。在支持率持续下滑以及地方选举表现不佳的背景下，斯塔默在工党议会党团内承受的压力上升，部分内阁成员甚至公开要求启动领导层更替。6月22日，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但将在继任者产生前继续担任首相。斯塔默的辞职，意味着英国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迎来第七位首相。

5月，英国工党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安迪·伯纳姆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的竞选启动仪式上（图源：路透社）

目前，伯纳姆已宣布参选，且获超201名工党下议院议员支持。原本被视为主要竞争者的韦斯·斯特里廷（Wes Streeting）也公开表态支持伯纳姆，不再参与竞选。此后，包括首相首席秘书达伦·琼斯（Darren Jones）在内的多名潜在竞争者也相继退选并转向支持伯纳姆，使其成为工党党首的最热门人选。根据工党安排，党首提名程序将于7月9日启动。若仅有伯纳姆一人达到参选门槛，其有望于7月中旬直接当选党首并获国王任命为首相；若出现其他合格竞争者，则将进入党内选举程序，新党首预计于9月议会复会前产生，并接替斯塔默出任首相。

德国方面，默茨政府的执政基础正在持续承压。在民众对默茨政府不满度创下其执政以来新高的同时，6月初的相关民调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的全国支持率升至29%，反超默茨所属联盟党（CDU/CSU）的21%，两党差距扩大至8个百分点，创下该民调启动75年来的最高水平。默茨甚至警告称，选择党可能在9月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以下简称“萨安州”，支持率高达38%-40%）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以下简称“梅前州”，支持率约34%-37%）两场东部州选举中取得“大爆炸”式突破。

IIA简评

从目前公开表态来看，伯纳姆的执政思路主要围绕三个方向展开。一是强调推动英国经济“区域再平衡”。作为长期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的地方政治人物，伯纳姆希望改变过度依赖伦敦和东南部的发展模式，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推动产业和就业回流英格兰北部、扩大地方政府自主权等方式，缩小英国长期存在的“南北鸿沟”。二是倾向于扩大公共投资，但回避大规模财政改革。伯纳姆主张增加基础设施、国防和公共服务投入，同时承诺不提高主要税种，资金更多来自压缩福利体系低效支出以及扩大政府借贷空间。尽管上述主张具有较强的政治吸引力，但目前尚未提出一套能够兼顾财政可持续性与经济增长的完整方案，“钱从哪里来”仍是外界质疑的焦点。三是更加注重回应基层诉求，而非推动具有争议性的结构性改革。其竞选过程中频繁围绕降低生活成本、改善公共服务和支持地方发展等议题争取不同利益群体支持，但整体政策更偏向“协调”，缺乏一套清晰、可落地的改革框架。总体来看，伯纳姆更关注如何重振国内经济，公开涉及中国问题的表态并不多。若其最终执政，对华政策大概率仍将延续工党“安全与经济分离”的基本思路，在国家安全、关键技术等领域继续保持审慎立场，同时出于推动地方经济复苏、扩大产业投资和促进就业的现实需要，在绿色产业、高端制造、地方合作等领域保持务实合作空间。

当前，欧洲核心大国领导人的支持率普遍跌破30%，主流政党执政基础明显承压。目前来看，欧洲各国政府越来越难在有限任期内兑现选民期待，而就业、收入、住房等长期的民生压力又直接决定执政命运。结果是，领导人更替加快，但新政府面对的仍是同一批结构性难题，欧洲政治正由“轮流执政”演变为“轮流失望”。以英国为例，其结构性问题正在当前地缘周期下被进一步放大，使领导人执政难度明显上升。主要体现在：一是区域发展长期失衡。英国国家统计局（ONS）数据显示，伦敦人均GDP约为英国平均水平的170%以上，而东北英格兰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5%左右。这也成为近年右翼民粹力量扩张的重要社会基础。二是长期投资不足与生产率停滞。2010-2019年间，英国固定资本形成的年均增速仅约1.8%，明显低于同期G7国家约3.2%的平均水平，导致同期的年均生产率增速降至0.6%（金融危机前十年为2.1%）。投资长期偏低，导致生产能力和创新受限，进而严重削弱了居民实际收入和经济增长潜力。三是能源自给优势显著削弱。英国曾依托北海油气资源获得较强能源缓冲能力，但随着北海油气产量继续衰退，英国对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敏感性明显上升。俄乌冲突推高欧洲能源价格后，英国通胀率一度突破11%，能源冲击迅速传导至居民生活成本和企业生产成本，进一步放大了英国经济的脆弱性。

面对欧洲各国政党更迭加快的局面，需确立一个基本判断：欧洲正在进入一个政治稳定性下降、政策连续性减弱、对外关系更受国内选民压力牵引的新阶段。对欧洲领导人而言，政治生存往往优先于长期战略规划。因此，面对一个“变化中的欧洲”，最重要的是判断哪些合作不会因领导人更替而消失。一是要降低对单一政府承诺的依赖。目前来看，欧洲政府越来越难在一个任期内解决增长、就业、住房、移民和财政压力等结构性问题，领导人更替将更频繁，政策调整也会更突然。对此，既不应因某位领导人释放友好信号而过度乐观，也不应因竞选期间的强硬表态而过度悲观，关键是看其上台后面临哪些国内压力、在哪些领域仍需要中国。二是要依照欧洲各国的政治结构分别应对。如德国的关键在于联合政府和产业联盟。其安全部门更加强调“去风险”，但在实体利益层面仍重视中国市场。因此，对德工作应重点稳住产业链合作、绿色技术合作和地方州层面的经贸联系，避免中德关系完全被安全议题绑架。英国的关键则在于政府部门政治和议会压力。财政部、商业与贸易部门、教育部门通常更重视增长、投资、市场和跨国学术交流；外交、国防和内政部门则更容易从安全、技术和联盟政治角度看待中国。三是要抓住欧洲右翼崛起背后的“选民利益”逻辑。右翼力量崛起势必会带来保护主义、移民议题激化和对华强硬表态增多，但其社会基础往往来自产业衰退地区与中低收入群体的选民。应避免简单将欧洲政治右转等同于对华全面恶化，而应分析其背后的具体产业诉求和选区压力。通过地方投资、产业合作、绿色转型、职业培训、基础设施等项目，增强合作对当地就业和经济的显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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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A Review 新传媒

校对｜罗行健

排版｜詹蕴第

初审｜覃筱靖

终审｜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