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工智能成为厌女“帮凶”

剧集《纳米比亚的沙漠 》

近期，对在德中国公民下药性侵案的多篇报道发现，针对女性的性侵害过程不仅被记录、传播，甚至被总结为可模仿的“经验”，一套完整的犯罪模式在线上群组中被传授与学习。

从韩国“N 号房”到中国偷拍产业链再到跨国厌女犯罪社群，群体性性暴力事件接连曝光，这引发了许多新且紧迫的问题：为何此类事件总是难以禁绝？新技术的出现是否在助长厌女文化？在人工智能时代，危险的是技术本身吗？

在去年出版的新书《性别歧视的新时代》（The New Age of Sexism）中，英国作家劳拉·贝茨（Laura Bates）指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重构当下的性别不平等，塑造新型厌女症候。在她看来，厌女现象一直存在，但深度伪造（deepfake）、图像性暴力、性爱机器人等技术将其推向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果不能在人工智能的早期阶段对其进行约束，技术的高速发展将使性别不平等问题变得更难解决。

贝茨是这一话题的长期关注者。2025 年初，剧集《混沌少年时》热播的同时，贝茨关于网络厌女论坛的著作《隐秘的角落》推出中文版——在书中，她深入调查非自愿独身者（incel）、搭讪艺术家、男性权利活动家等群体，使男性圈（manosphere）、红蓝药丸、有毒男性气质等话题为人们熟知。同年，贝茨关于系统性厌女症的书《修复系统，而非女性》也被译介至中国。

更早之前，贝茨曾发起“日常性别歧视项目”（Everyday Sexism Project），这是一个简易的网站，任何人都可以在其中分享自己遭受的性别歧视，从玩笑、街头骚扰到职场歧视、性侵犯，这一项目如今已经收集了超过 20 万份关于性别不平等的证词。2015 年，贝茨因“推动性别平等事业的贡献”被授予大英帝国奖章，《卫报》曾形容她为“第四波女性主义的领军人物”。

十几年来，我们距离性别平等是更近还是更远了？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是厌女的回潮还是进步的可能？在单读与劳拉·贝茨的对话中，我们发现我们共享着许多丧气与鼓舞的时刻。在贝茨看来，如今我们当然取得了一定进展——在她刚开始做调查时，“女性主义”还是一个鲜被提及的词语——但结构性变革仍然没有到来。过去这些年，公共发言和倡导已经成为她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因为作为写书的人，她相信观念的力量：如果足够多的人认识到问题的存在，就会开始关心，而一旦开始关心，改变就有可能发生。

当人工智能成为厌女“帮凶”

采访、撰文：王鹏凯

01

针对受害者的羞耻文化是全球性的

单读 是什么契机让你开始这一系列的调查和研究，尤其是“日常性别歧视项目”？

劳拉·贝茨 2012 年初，我在一星期内接连遭遇了几件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包括在公交车上被人不当地触碰，在街上被人跟踪和骚扰。我第一次停下来问自己，为什么它如此“正常”？我开始回想自己过去数年的遭遇，并向其他女性提问，“你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吗？”结果是，每一个与我交谈的女性都有不止一次被性骚扰的经历，她们说：“在你问我之前，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因为我们被教导要保持安静，接受它，这不是什么大事，不要过度反应，或许我们自己也有错。”

当我试着在公开场合讲述这些集体性的遭遇，人们会说，性别歧视不再存在，你这是小题大做。“日常性别歧视项目”就是对此的回应，我不认为这能解决性别歧视，但我可以通过建立一个集体经验的数据库，迫使人们看到并承认这一问题的存在和严重性。

电影《伯德小姐》

单读 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项目，你在不同国家的案例中有观察到什么共性和差异吗？这是否能帮助我们从交叉性的视角来看待和反思这一问题？

劳拉·贝茨 最突出的是女性在世界范围内所遭受之事的广泛性和严重性。在同一天里，我们可以收到这样的条目：在法国，几名青少年女生在公园野餐时，有男子故意向她们暴露自己；在阿根廷，四名男子从车里对一名年轻女性吹口哨，她想要置之不理，可他们突然停车，强行拉她上车；在印度，一名女性在公交车上被人从背后侵犯，却害怕而不敢报警。

这些案例夹杂着种族主义、恐同、反犹、仇外、年龄歧视、残障歧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的经验错综复杂且相互关联，要解决性骚扰的问题，必须认识到它的交叉性。我们的社会总是习惯于将它看作孤立的问题在影响孤立的人，并有特定的解决方法。但在现实生活中并非如此。在我看来，这其中最普遍的要素是错误归咎，比如对受害者的责怪，并形成了一种羞耻文化。大家都难以认识到，问题是男性的暴力而不是针对女性的暴力。

我们生活在一个指责女性的社会，他们会问，你穿的什么衣服？你让他进去的？你喝醉了吗？这在年轻人当中特别突出，我们大学里的强奸报案率只有 10%，只有 4% 的学生会提交性骚扰申诉。受害者的羞耻及其受到的指责，在欧洲乃至全球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02

《混沌少年时》并不是完全写实的

单读 你对 incel 群体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讨论，你如何看待它的流行？

劳拉·贝茨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incel”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晓，而如今它已经进入主流认知。积极的一面是，今天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开始意识到，只有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才能识别极端和激进文化，为年轻人提供支持和保护。但（对 incel 群体的讨论）也存在问题，许多媒体在报道中缺乏必要的伦理，往往只关注故事里最耸人听闻的部分，利用争议作为点击量的诱饵。这无形中在公开地为那些男性圈名人提供更大的平台，引用他们的话，为他们增添神秘感和吸引力，并进一步助长极端主义。

另一个问题是，当 incel 被以戏剧的形式呈现，通俗的描摹中可能会出现误解。像《混沌少年时》，它是一部非常出色的剧集，但当它成为很多人了解男性圈的主要信息来源，人们会忘了它是一部戏剧作品。比如有的家长看完以后会认为，如果我的孩子没有使用那些特定的表情包，那他就不是 incel，我也不用再为此担心了，但我们需要将它与现实状况区分开来理解。《混沌少年时》并不是完全写实的。

单读 关于 incel 的讨论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性权利（the right to sex）的问题，男人会将性视为一种应得的权利，对此的缺乏引起了暴力和侵犯，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劳拉·贝茨 表达个人的性取向、作为拥有完整性能力的个体的权利，和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权利，这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Incel 和其它极端厌女群体的相同点是，他们认为女性是非人化的商品，是男性天然能拥有的。这会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出来，比如搭讪艺术家会宣称，可以通过特定的技巧让女性每次都与你发生性关系，又比如 incel 认为政府有义务重新分配性资源。这一切都归结到一个核心问题：你谈论的是性权利，而他们谈论的只是男性的性权利。他们的诠释所隐含的是，女性没有选择权，也没有性自主权和性同意。所以这根本不是一项普遍性的权利，而是权力失衡的表现。

剧集《混沌少年时 》

单读 许多男性认为自己在两性关系中处于弱势，如你在书里所说，他们会认为：“如果女性的性自主权使她们能够邪恶而暴虐地控制男性的生活，那么女性的解放就是所有男性痛苦的根源。”

劳拉·贝茨 “异性恋男性在关系市场里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对待这样的观点。它是否有具体的实证依据支撑？不要将那些哀怨却又不正视自身缺点的男性所提出的理论与基于结构和统计数据的客观事实进行比较。男性在意的不是女性拥有性行为本身——他们希望女性拥有性行为，只是对象要是他们——他们在意的是，女性拥有性自主权或选择与谁发生关系的权利，并认为女性拥有权力会导致他们自身的衰落。

单读 如今人工智能等技术似乎让男性重新“获得”了这种“应得的”性权利。

劳拉·贝茨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使这样的愿景越来越接近现实。比如，你可以在没有获得同意的情况下制作出与现实生活中的某位女性外观一致的性玩偶，只需要将她的照片发给制造商；或是购买性爱机器人，设定的功能可以让它假意反抗，以实施模拟强奸；以及，深度伪造（Deepfake）这样的技术正在为男性提供新的胁迫手段，让他们能够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控制”女性的身体。

03

人工智能将厌女文化推向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单读 你书里写到的很多社群都存在于社交网络，你也写到人工智能会如此轻易地吸收和放大厌女偏见，这是一种怎样的现状？这是新问题吗？

劳拉·贝茨 厌女现象一直存在，但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将它们推向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五十年前，一个男人可以在酒吧或街头发表针对女性的恶毒言论，会有十几个人听见。现在的情况是，这个男人说着完全一样的内容，但通过算法，他的仇恨言论会被阅读和传播数十亿次。同时还有受害渠道的扩大，如今的受害者在更短时间里就会遭遇一次骚扰，比如，过去女性政客面临的骚扰可能是被人从门缝里塞进一副粗俗的性漫画，但如今人们可以制作出高度仿真的虚假色情视频，将它上传到网站上，让数千万人看到。我们需要认识到它（厌女内容）的规模，以及人们获取它的便利性。

单读 戏剧《非穷尽列举》里，女主角的儿子就深受网络社区影响。其中存在这样的语境，对这些男孩来说，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就无法融入，你就是不正常的。

劳拉·贝茨 这部作品在英国也引起了很多讨论。当你生活在这样的线上世界，充斥着暴力描述、未经同意的色情、虐待、厌女和性别歧视内容，而且这些内容往往制作精良，设计得很有趣，使用文化热点和梗图之类的东西，如此多的年轻人每天花费七八个小时浸淫在里面。这很容易让人觉得，事情就是这样的，它很正常。

而且算法并不会推送不同的声音。最近有一些研究发现，如果你创建一个 TikTok 账号，并将身份设定为青少年男孩，平均 23 分钟后，第一条极端厌女内容就会被推送给你。这个发现很重要，我认为男孩们不是在主动寻找这些内容，而是在踏入网络空间的第二天就被这些内容淹没了。

单读 最近有一起中国人在德国实施性犯罪的新闻引起热议，令人震惊的是，嫌疑人背后牵涉出的是一个庞大的网络厌女社群，其中有大量女性私密照片和视频。

劳拉·贝茨 过去几周里，我们这里也发生了非常相似的事情，有男性在某个论坛里讨论如何给自己的妻子下药，他的帖子被访问了 6200 万次。

类似的事情每次发生都会引起震惊，人们会说，这绝对不是真的，太可怕了。然后我们就把这件事抛诸脑后，继续生活。但到了某个时刻，我们必须停下来，承认这就是真的。如今有大量证据表明，存在着规模庞大的网络空间，聚集了数以万计的男性在分享、强化着彼此的极端厌女观念，并积极且明确地鼓动线下行动。问题在于，要如何应对这种状况？我们的社会并不善于对此给出回答。

单读 相比于其它人工智能技术，深度伪造在中国更流行，因为你很容易就能用它生成图片和视频，不只是与性相关的内容，还可以是你的亲人、朋友或是喜欢的明星日常生活中的任何场景。后者似乎在让人们忽视这背后的严重性？因为它太日常了。

劳拉·贝茨 这也是一个例证，说明这项技术在被推广给公众之前，没有经过任何伦理层面的深入考量。因为即便你只是在制作某人跳着滑稽舞蹈的视频，你仍然是在未经对方同意的情况下制作的。这些程度更轻的行为确实在让深度伪造正常化，它减轻了制作未经同意的深度伪造性内容的罪恶感。

在公众理解和教育方面，我们需要思考，边界、同意和个人自主权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能看到不同国家如何试图用不同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在美国，政府允许个体起诉对自己制作深度伪造内容的人；在英国，政府将制作未经同意的深度伪造性内容的行为定为犯罪；丹麦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公民对自己的图像拥有版权，以防止类似情况发生。但问题在于相关的法规是滞后的，它无法跟上现实的步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面对技术本身，防止它们在设计和推广之初就被用于相关的虐待侵犯行为。

04

修复系统，而非女性

单读 社会学家萨拉·索比拉杰曾指出，公共事件的女性当事人往往要承受更严苛的检视，甚至遭到人肉搜索。很多时候这些攻击并非在质疑她们的观点，而是针对其女性身份，其实质是话语控制权的争夺。你在书里也指出，我们总是更倾向于关注女性，而忽视那些真正做出犯罪选择的男性。这背后反映了怎样的权力关系？你怎么看待女性的此类困境？

电影《 德菲因与卡罗尔：反叛缪斯 》

劳拉·贝茨 作为一名女性主义者是危险的，作为一名在公共空间发表观点的女性同样在变得危险。这要回到“羞耻”这一概念，即我们的社会是如何基于女性的外貌、身份、遭受暴力的经历、身体和性取向来施加羞辱的。在每一个案例中，这些使女性噤声的强有力手段之所以能奏效，正是因为它们所处的社会语境——强大的羞耻感笼罩在各种事物之上，它发展为一种有关追责和羞耻的高度厌女的社会结构。如果我们能消除这些污名和羞耻感，归因于应该承担责任的人，即施暴者，那么我们就能让这些手段失效。

单读 这让我想到你提出的“修复系统，而非女性”这一论断，很多时候我们会讨论“做得不够好”的女性主义者，但个体困境背后是更大的系统和结构性问题。在你看来，我们可以如何进一步反思系统的问题？

劳拉·贝茨 对于那些受益于既有权力结构的人来说，将责任归咎于某位女性是很方便的。比如她们走了错误的路线，穿了不恰当的衣服，或是没有做对一些事情。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手段，从而逃避责任，回避结构性变革。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权力所在之处。我曾与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有过一次对谈，她说：“真正让女性受困的力量，并不掌握在女性自己手里。”我认为这一表述非常恰当。

如何迫使人们看到这些系统性的不平等？最新的一份调查显示，英国超过一半地方议会使用的人工智能工具在生成和总结病例记录时，对男性使用“残疾”、“失能”、“复杂”等表述的频次要明显高于女性，这将导致女性的医护需求被忽视或以更不严重的措辞表述，从而获得不平等的护理服务。当人们了解到这些信息，才有可能针对性地展开公共教育，促使系统和机构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漫长而艰难的工作，女性主义者得持续地指出各个系统的问题所在，并希望社会能够响应她们，促成变革的发生。

单读 你最近在做什么工作？

劳拉·贝茨 目前我在英国成立了一个名为“人工智能与厌女网络”（AI and Misogyny Network）的项目，将律师、政客、活动家和一线女性主义组织聚集在一起，探讨人工智能的监管问题。眼下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窗口期，如果不能在人工智能仍处于早期阶段时将问题处理好，日后它将无处不在。这不是反科技，而是伦理问题，要在新技术被部署和推广之前制定出合理的安全标准和监管措施，确保它们不会产生偏见和歧视，就像我们对汽车、食品等行业做的那样。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但科技公司却成功地让世界误以为：这些技术无法被管制，这太难了。

即使法律体系还未完善，也并不意味着科技公司和平台本身没有能力去做出改变。这再次回到了科技公司自身的意愿，而它们的意愿很多时候取决于公共舆论，如果公众的反对声音足够强烈，企业通常还是会被迫采取行动。所以归根结底，这仍然需要组织、动员和公共意识的提升。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但我们仍然可以做一些事情。

编辑：菜市场、nono

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对本次采访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