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七章：“常规的”反抗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是美国政治学家和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基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塞达卡"村长达数年的田野调查撰写的著作，首版英文名《Weapons of the Weak》于1985年问世。作者曾任耶鲁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深耕农民政治与底层研究数十年，书中融合人类学民族志方法与政治经济学视角，记录了一个稻米村庄在"绿色革命"冲击下的社会裂变与底层回应。

全书以村庄日常生活的细腻叙事为主线，剖析了贫富分化加剧时，弱势农民为何没有发起公开暴动，而是转而采取一系列"日常反抗形式"——包括偷懒、装糊涂、暗中破坏、偷窃、诽谤、散布谣言乃至表面恭顺背后的冷嘲热讽。通过对比正式政治与日常政治，着重揭示底层群体在不具备公开对抗条件时，如何利用低成本、低风险的"弱者的武器"维护自身尊严与利益。书中案例多源自对村民对话、仪式、劳动场景的深度观察，涉及土地分配、雇工关系、宗教习俗等主题，部分结论因对"霸权理论"的颠覆性质疑而引发学界持久论辩。该著作开创了"日常反抗"这一研究范式，被译成十余种语言，成为当代政治学、社会学与人类学跨学科对话的里程碑式文本。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七章：“常规的”反抗

在这里，我的目标只是传达出此种常规反抗的某些特点及做法，而不是其全部，因为那个题目可以自成一本大部头的书。由于大量的反抗行动与水稻种植过程的安排有关，我们最好从进行打谷工作的田间地头开始。

没有工会的工团主义与收割工人不同，打谷工人是作为个人被农场主雇用并付钱的。他们通过同一根脱粒的管子两两在一起工作，然后在一个工作日结束时分配计件工资收入。在1979年，平均每麻袋的计件工资数是2马元。这项工作的计件工作组织方式在打谷工人和那些稻谷正在脱粒的农场主之间引发了利益冲突。农场主自然想获得田里所有的稻谷，为此，他们倾向于让打谷工敲打每一捆割下来的稻谷，直到实际上所有的稻谷都进入管子里。相反，打谷工人却对他一日工作能赚得的现金更感兴趣。 [374]根据稻谷的成熟度，粗略说来头两三下可能打下80%—90%的谷粒。而为了打下大多数剩余的谷粒却需要再敲打六至七次。如果打谷工人每捆稻谷只敲打两三下然后就迅速换到下一捆，管子就会满得更快，而他们每天可以赚得更多。 [375]如果有人能按照这种方式工作，他就有可能每天打下10麻袋稻谷（20马元）。相比之下，比如说，如果他把每捆稻谷打得更彻底，就只能赚10或12马元。对穷人而言，打谷是每个季节当中收入最好的工作，收割期间如果能打下尽可能多的稻谷还有额外的奖赏，考虑到这些，上述区别就是至关重要的。打谷工的工资收入和农场主的稻谷收入之间的利益冲突到此还未结束，如果打谷工家里有人拾穗，他事实上还可以再获得一部分留在稻秆上的稻谷。穷人留在脱粒桶之外的稻谷越多，他们家里的女人收割后能收集到的稻谷就越多。这就为他们多留下一些稻谷提供了进一步的动机。

每捆稻谷根据其品种及成熟度应该打多少次，相关的期望当然会逐步增大。但这些期望需要持续的压力和持续的监督才能实现。经历了最初几次打谷后，我想了解农场主为什么不自己打谷，即使他自己比较穷。我考虑，毕竟他可以省下付给别人的20马元的工资。当我在那天工作结束后询问一个农场主（玛·伊莎）时，他说如果他不监视那些打谷工，就可能损失一半的稻谷。这当然是夸大之词，但解释了为何大多数小农场主监视他们的打谷工而自己不干活的原因。当劳动者工作的时候，农场主慢慢地穿梭于田间并且让人感觉到他就在眼前。当他在田里遥远的一角时，当脱粒桶周围防止稻谷被吹走的席子挡住他的视线时，或者当他忙于准备食物时，每捆稻谷被敲打的次数就会略微降低。由此而获得的好处是微薄的且极为有限，因为农场主——马来语中的称呼，“稻谷的主人”——会觉察到桶装满的速度，可能临时检验被敲打过的稻捆，并且无论如何总是可以决定在下一季不再请这些工人回来工作[376]。我被告知，偶尔也会发生由于打谷工的工作让农场主感到很不满意而被告知第二天不用来了的事，但此类事件是极少数。农场主同样尽可能避免雇用家里有很多人拾穗的打谷工。因此，全家拥有大量的拾穗者的“瘦骨嶙峋的”玛很少在塞达卡被请去打谷。其他的穷人偶尔也会让他们的妻子或女儿在他们收割过的田里拾穗，但是他们小心翼翼地不养成习惯以免危害到他们的雇佣地位。

由于现有的打谷工作大量减少，上述常规性反抗的边界也收缩了。然而，反抗并未完全消失。一捆稻谷的实际敲打次数仍然是农场主的意愿和他的强制能力之间的一个折衷——一个不仅由两种力量的综合平衡，而且还由稻田里日常的持续不断的斗争所决定的折衷。

常规反抗的另一个焦点是耕种、收割和打谷的工资额的确定。其变动的范围相对较小，因为如同基于劳动力市场环境的现行工资率，它是在每个季中确定的。但是，在确定工资额之前的特定时期或是当临时的劳动力短缺出现时，还存在着一定的变数和机动空间。妇女共享小组与男性打谷工令人难以置信地对于任何农场主支付哪怕只比上一季高出一点点工资的消息保持警觉。如洛斯妮所说，“一旦有人得到更高的工资，其他人就不得不跟着”。事实是既定工作的现行工资额是几乎每个季的激烈争论的主题，共享小组的头领会引用她听到的（或者是看似确有其事地杜撰的）最高工资额，而雇主会用同样的方式引用最低工资额。工人们受制于工作被其他人夺去的可能性，而农场主则因考虑他的庄稼能否适时栽种或收割而受到限制。就劳动者来说，在这一地区经营农场的华裔在谈判过程中扮演了有益的角色，因为他们最有可能打乱原有的排列并且支付更多的工资。 [377]谈到现行的工资额时，人们可以非常普遍地听到大农场主抱怨工人如何撒谎和欺骗。他们时刻打听来自田间地头的消息，尽可能地怀疑有关更高工资的报告，或者通过对照自己田里并不适用的特殊条件（比如，收割和打谷时的水深、倒伏情况）来加以辩解。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表现中获取的好处看上去可能微不足道，但是，对处于边缘的人而言，微薄收益的可能性从来不是微不足道的。穆达的季节性“劳动力市场”的统计材料表明——插秧、收割和打谷的平均价格——在村庄的水平上，是持续的变动的产物。

当前机械化造成的打击意味着人工收获的稻谷大量来自低洼地带的涝地或者暴风骤雨造成大量稻穗倒伏的田地。此类特殊的条件原则上要求特殊的工资；这些特殊工资的确切数额应该是多少又将是一个斗争的舞台。处理这场争斗的方式揭示出与我们在反抗联合收割机事件中所看到的“罢工”行为和小心谨慎同样的因素。比如，在收割的案例中，一个共享小组的头领（如洛斯妮）通常会预先查看一遍稻田。如果水特别深或者稻子被风吹倒了（或者两者兼有），她很少会直接要求农场主为每里郎付更高的工资。相反，她会“让人们知道”收割需要比往常更多的时间，工资也应该相应地比35马元的标准（1979年农忙季节）更高。对此农场主可能通过几种方式“答复”他可能：也“让人们知道”，他愿意按照工作如何进行支付更高的工资，他也可能会保持沉默，或者可能让人们知道他认为标准工资对这种情况来说已经足够了。然而，除非农场主给出的工资额明显地差距过大而且还有可获得的替代性工作，妇女们都会到场工作。如一一果稻田的条件和预期样差或者更差些，她们有可能在割稻子时公然抱怨，提出诸如“你的稻子很难收割；我们吃亏了”等批评。这是农场主面临失去劳动力的危险的清楚信号，他通常暗示他会涨一点工资作为回应，尽管很少说清具体数额。另一方面，如果他确信他们的要求很无理，他只会保持沉默，这可被视做拒绝的信号。在此情形之下，女人们面临着困难的选择；她们可能继续工作而同时抱怨不休，或者辞掉这份工作。

辞工的决定并不是轻易做出的，因为农场主可以有充分的理由在下个季转而雇用另一个共享小组，而且任何宝贵的收割收入的丧失都是一种损失。如果农场主大体上拥有以前支付合理工资的好名声，妇女们就会继续工作同时让她们的不满被人们知道。 [378]但是如果农场主有一个吝啬的名声，妇女们就会罢工，她们一年中会这样做一两次。“罢工”并不宣布，但是每个人都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她们并不直接离开稻田，而是更有可能午饭后或第二天早晨不再回来。农场主随后的典型做法是派某人去共享小组的头领那里建议适当增加工资以结束罢工。农场主也可能拒绝改变立场，但这种情况较少发生，如果他这么做了，就必须重新雇用外面的劳动力，因为一旦工作已经开始，村里就没有一个共享小组会同意接替另一个小组的工作。

有关收割工资的争论随着更多农场主转而采用撒播法播种而变得愈加普遍。撒播种植的稻田收割起来要困难得多，因为缺乏整齐的稻行并且成熟稻秆的高度更加变化不定。收割这样的稻田，妇女们要求并且能得到高达每里郎60马元的工资，尤其是在灌溉时期，那时已经是收割季，但地还是湿的。她们还注意到高额的收割工资对那些不雇用插秧工的农场主来说也是一种适当的报应。洛斯妮在她的小组收割阿布杜尔·拉赫曼的撒播稻田时每里郎要价50马元，她私下里说，“要是他剥夺了我们插秧的活儿，我们就在收割时夺回来”。在可能的情况下，农场主对高额收割成本的对策是转向将一上午的工作包给一些个人并支付统一费用（3或3.50马元）的现金工资制。这是只有当农场主的稻田同其他人的稻田不发生冲突时的一种选择。然而，即使在那个时候，共享小组的许多妇女仍将拒绝为现金工资去插秧或收割，因为她们知道这是减少她们收入并且打破她们的初级组织的另一种方式。判断大农场主能否成功地把现金工资制确立为插秧和收割的规范还为时过早，然而，贫穷妇女对现金工资制的反抗是迄今阻止其应用的主要因素，这一点却非常清楚。

有关打谷工作的计件工资的冲突与收割时的矛盾如出一辙。在正常环境下，那些从事稻谷脱粒工作的人们可以预期一个大上午可以打大约4麻袋稻谷；依照1978—1979年收获季通行的每麻袋2马元的标准薪水，劳动者就可以至少收入8马元。但是如果稻谷是湿的或不成熟并且水很深，那么整个上午时间只能打一两麻袋稻谷。因此公开的抱怨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并且农场主明白需要进行调整。 [379]这时他面临着作出让步的强大压力，因为收获和晒干庄稼过程中的任何拖延都必将造成损失。此外，如同收割时一样，直接表达要求也是很少出现的，但农场主知道潜在的威胁。如果他做出或者许诺做出适当的调整——如同通常情形中那样——工作就会在得到改善的气氛中继续。如果他不提高工资，就可能引发一场罢工。然而，和共享小组不同——她们作为一个集体罢工，打谷工人却是作为个人停止工作的，尽管这会给那些坚持参加罢工的人带来压力。就此方面来说，1979年灌溉季的收割对于村中的打谷工人是一个非同一般的时机，因为大雨在紧要关头造成大面积倒伏，并且收割的很大一部分不得不通过人工完成，否则就会颗粒无收。农场主们不顾一切地挽救他们的稻谷，而且打谷工人的两起罢工帮助确立了最低限度每麻袋3马元的工资。在每起罢工中，所有的打谷工都一致同意第二天早上不再回来工作，并且放出话来他们生病了或者被其他人叫去做更紧迫的工作了。他们的一致行动使他们免于农场主在随后的季节不再雇用他们打谷的可能。两个农场主都没有试图雇用其他的村民来干活，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人会来。 [380]有人（扎哈鲁丁）想到可以从他姻亲的村子里重新雇用外人，但当他知道他们无法在三天内过来，而这三天他将在潮湿中损失掉大部分割倒的庄稼时，他马上决定不这么做。打谷工人因而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坚持自己的权利要求。而他们和收割工人仍然继续谨慎行事，只要可能就避免公开对峙和罢工，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未来的收入依赖于他们自己和雇主之间保持一定的友善。在这些适当的限制之内，他们作为以工资为生的人仍然进行了保护自身利益的斗争。 [381]

强制的相互性显然，塞达卡所上演的即使是最节制的反抗形式，其效果也有赖于穷人之间一定程度的相互关系。阶级团结首要的和最低限度的必备条件是一个消极的条件：穷人至少要避免彼此削弱而扩大其雇主和地主已经可观的经济权力。“否则”，如同马克思所说，“他们就会像对手那样彼此敌对” [382]，以彼此为代价换取生存。现存的相互性能够在其他的共享小组或打谷工人拒绝充当村里的罢工破坏者时显现出来。我们将看到，相互性还存在于最重要的租佃领域，在此领域中那些力图得到土地的人们并不愿意损害他们的邻居。基于这个约定俗成的自我约束，人们不会做出任何过分的权利要求，这些约束只在村庄自身的边界内起作用，并且即使在此情境下其运作范围也是很有限的 [383]。然而，它的确预防了大多数发生在穷人之间的为有限机会而进行的有害的过度竞争。 [384]这种最低程度的团结，在这里和在别处一样，不仅依赖于表面上对同伴的尊重，而且依赖于穷人所能达到的相互保持一致的道德约束。由于破坏秩序的诱惑对于那些长期以来很难保持收支平衡的阶级成员总是具有吸引力的，这些约束必须是强有力的，足以避免穷人当中固有的霍布斯式的斗争。已经达成一致的适度约束充分利用了社会约束力，诸如流言蜚语、人身攻击以及公开回避等。对于贫穷的男人或女人来说，没有比为低于普遍工资的工资额而工作、或者从事习惯上“属于”他人的工作更遭人鄙视的做法了。那不仅仅是名声的问题，因为冒犯者将发现他或她在劳动交换中会受到排斥，不会被纳入共享小组，也不会被告知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不会得到穷人偶尔提供的零星的工作，也无法加入邻里之间相互帮助的“信贷协会”。所有这些物质性约束力，分开来看相当微不足道，但总起来看却代表着某些潜在的重大损失。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暴力威胁在这些社会约束力中并非完全不存在。因此，那些想破坏阵营的穷人必须认真权衡其短期收益和他的愤怒的邻居能够强加给他的损失。依据他们的意见和限制，穷人建立起一套习惯性禁令，标示出可接受的利己主义的限度。

通过考察那些想要成为佃农的人对土地的不断追求所适用的价值观，上述限度再好不过地呈现出来。因为有权使用土地对于穷人的福祉如此重要，他们处于持续的诱惑之下——同意出更高的租金而将土地从其他穷人家庭那里夺走。然而，对此种行为方式的约束使这种情况极少发生。我总是有机会就询问较穷的村民，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尝试向有特权者出更高的价从当地佃农那儿租走土地。他们的回答表明了他们的一致性，他们说得很明白，那样做是对其他佃农的冒犯。雅各布说，那样的尝试很少，因为那会违背当地的“社会舆论”。总是要找地租种的卡里姆说，他不会试图出高价把地租走，因为那样他会“在朋友面前感到尴尬”。“在我们的社会中，你不能那么做”，他补充说。苏库尔和雅米勒在解释为什么这种行为很卑鄙时用了同样的措辞：“你不能伤害你的朋友们。”当哈姆扎解释为什么不能这么做时，他强调自己对于穷人中通行的礼节的感受：“我们的朋友们不会同意那么做；那样争来抢去是不合适的。”甚至比较富裕的村民也意识到这些规范的力量并且谨防破坏它们。因此，阿明谈到引发价格战的地主或者试图通过这种做法取代另一佃农的穷人将“不会受到尊敬。我们都是朋友；我们都在一个村里；他会觉得问心有愧的”。

部分村民暗示，限制利己行为的约束力还不止于有关羞耻、名誉以及习惯性规则的内容。萨马德说得很清楚，任何以这种方式失去土地的佃农都将“非常生气并且可能做任何事情”。“瘦骨嶙峋的”玛在谈到被冒犯的佃农时更不隐晦：“你不能那么做，他会生气，他会动刀子的。”

在这方面，罗吉娅和萨马特的意见尤其值得一提，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在已经描述过的内容之上补充了许多，而是因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反对佃农间竞争的禁令被打破了。萨马特解释说穷人极少试图出价高于当前的佃农，因为，如果他那么做，“就会受到谴责：（我们会说）咱们完了”。罗吉娅的观点同样有说服力：“那样偷取别人土地的人会被人瞧不起”。事情发生时，罗吉娅有了按她的信条行动的机会。在1975年之前，罗吉娅和萨马特从同一个外村地主那里租种了相邻的两块稻田：4里郎租给罗吉娅，1里郎租给了萨马特。凭借其岳母曾经拥有所有这些土地的事实，萨马特在1975年闲季前去找地主，提出以高出租金20马元的价格，说服地主把额外的1里郎地从罗吉娅那儿转租给他。从那天起，罗吉娅家的人就不再和萨马特家的任何人以及他的父亲托·穆罕默德说话。尽管她以支持伊斯兰教党闻名，她和她家里的所有人都再不踏入萨马特的小店一步，而这个小店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党的集会地。事实上，一些村民认为，她应该为萨马特的小店受到其他人非正式的联合抵制负有责任，这或许可以解释我在那里逗留期间小店濒于破产的原因，而罗吉娅并不承认这一点。 [385] 1980年罗吉娅的女儿出嫁，萨马特和托·穆罕默德告诉我他们是村里唯一未被邀请的两户人家。罗吉娅宣称，事实上她邀请了他们，但他们自己觉得过于尴尬而没有出席。确定某一特定规范是否存在的一个可靠途径就是观察它被违背时会发生什么。在这个例子当中，涉及罗吉娅和萨马特的事件从反面证明了规则的存在。 [386]为了回到这一规则来讨论，必须说明它并未阻止佃农之间的某些竞争形式。因此，如果一个地主要将地租提高到他一向承租的佃农不愿续租的程度，那么在新的租约下是允许其他人承租的。对一个想要承租土地的人来说，为了土地而去接近地主，而他想取代的佃农既非乡亲又非亲属，这也是被允许的——但是不被赞许。同反抗联合收割机一样，相互性的约束力又一次在村落外部失败了，其效用部分地被村庄外部的竞争破坏了。然而，在村庄里不被支持的是穷人主动并试图通过提出更高的地租来“偷取”租佃权。 [387]穷人们强加于彼此的限制的实际效用是什么？就此而言，租佃市场依然是地方性事物，连同亲属关系的作用，它很可能略微阻碍了地主榨取最大可能地租的努力。事实上，许多有关穆达地区农业经济的研究谈及了地租水平通常略低于纯经济分析所预言的水平，即使对非亲属关系的租佃也是如此。尽管区别不大，但它至少可部分归因于穷人努力开创的程度较低的地方性相互依存。当涉及插秧、收割、打谷，或者这类工作的雇佣量的工资率时，这种相互性的影响可能并不显著，因为劳动力市场相对于租佃市场更加地方化。相互关系的地方主义因而是这一领域中更为严重的障碍。尽管如此，以微小然而意味深长的方式，穷人之间的相互性代表了一种日常反抗的形式，它阻止或至少延缓了农村生产关系完全“理性化”的最坏的结果。

自助以及/或者强制迄今为止我一直试图研究集体行动——以及穷人为防止“狗咬狗式的”竞争而加诸地主和雇主以及他们自身的“约束力”。然而，更为隐蔽和更加个人化的反抗领域是存在的；它包括种类繁多的偷窃和杀害牲畜的行为。研究这一领域必然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因为绝大多数参与者的沉默与就研究者而言可理解的规避危险的要求混合在一起。在没有积极寻求这方面事实的情况下，两年来的闲谈依然可以浮现这类事实的某种模式，它表明此类行动与阶级关系和反抗是有关联的。

乡下的偷窃行为很平常；它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几乎都是农业生活的持久特点，并且国家及其代理人也无力控制。然而，当此类行为表现出对财产权的质疑斗争的特点时，它却成为所有认真分析阶级关系的关键因素。英国部分地区的案例就很典型，至少在过去两个世纪当中，偷猎在这些地区是再普遍不过的——并且是非常流行的——犯罪行为。在法国，左拉毫不夸大地宣称“每个农民的内心里都藏着一个偷猎者”。[388]在此偷猎的政治和阶级意涵极其明显，因为农民从未完全承认过那些宣称对森林、河流、“荒地”以及先前属于社区共同财产的公共牧场拥有所有权的人的财产权。偷猎并不仅仅是一种必需的生存选择，而且还是被视做自然权利的实现。 [389]与今天相比，1950年以前吉打州的偷窃行为要普遍得多。塞达卡上年纪的村民仍能回忆起那个并不久远的年代，那时偷盗水牛的事件那么普遍，以致每个男人睡觉时都在手腕上系一根绳子，这根绳子沿着地板拴到水牛鼻子下面来提醒他防止偷牛贼靠近。他们还能记起最著名的乡间盗贼的姓名和行为，比如阿旺·坡、沙勒·图伊和纳扬，他们劫富济贫，赢得了“社会强盗”的名声。那个时候，村落比较小而且很分散，丛林和森林还没有被清除。吉打地区的这种边疆性质、乡下警察部门的弱小，以及农民的贫困和流动状态，都为抢劫和偷窃行为提供了便利环境。

今天，为任何怀抱野心的抢劫行为提供有利条件的地形和逃离追击的便利都不存在了。塞达卡周围的所有土地都很平坦并被开垦出来，而且凯帕拉·巴斯塔镇和燕镇的警察数量更多，机动能力强且武装精良。针对一两个特大地主的阶级挑衅行为也不复存在，这些地主实际上垄断了所有土地，面对的是同样贫穷并团结起来的农民。人们发现，塞达卡现在的偷窃类型反映出这样一些情况：它在黑暗的掩护下匿名进行；它看上去是个人的行动，或者至多是两人配合进行；它仅被警察记录为“小偷小摸”。

各种各样的东西在塞达卡经常丢失。水果经常性地从富裕农场主的房屋周围和树上消失，几乎没人能够指望收获超过一半产量的芒果、木瓜、掉到地上的椰子或者香蕉。由于棕榈树的叶子能编织席子、篮子或用来做传统的屋顶，那些拥有棕榈树的人经常抱怨叶子总是消失不见。饲养鸡、鸭子或者鹅等小家畜的人不断地抱怨蛋和家禽经常被偷。在干旱季节，当饮用水偶尔要由政府的水罐车运来时，村民必须把他们的塑料或金属水罐放在主路边以便获得不定期送来的饮用水；这些通常大约值5马元的容器经常被偷走。在略大一些的范围内，不时也会有自行车、水牛甚至摩托车被偷窃（在过去两年中发生过三起）。

这些或大或小的偷窃行为具有一种铭刻在村庄社会结构中的模式。可能除了自行车之外，偷窃的目标是塞达卡较为富有的居民。相对较富有的人才最有可能拥有周围有果树和棕榈树的大房子，他们有为数最多的装水容器，他们饲养小家畜，并且最有可能拥有水牛或摩托车。看到这一事实，上述目标也就毫不令人惊讶了。人们通常承认，犯罪者应该到塞达卡较贫穷的居民当中找寻。这一模式本身并不能证明此类偷窃行为被穷人视做一种反抗手段或某种形式的“社会抢劫”。在这一范围内证据无从获得。然而，有意义的是，偷窃行为的阶级特征已成为塞达卡现行的财产关系的组成部分。一般说来，富人拥有值得被拿走的东西，而穷人有最强的动机拿走它。这使人们想起一个美国银行劫匪的答复——当问他为什么要抢劫银行时，“狡猾的”威利·萨顿回答说：“因为里边有钱。”

除了水牛和摩托车的失踪之外，我们所遇到的其他类型的偷窃也让家境较好的村民叹息不止，但它们更多地是一种烦扰，而不是一种严重威胁。这类偷窃集中在这一单一作物经济的主要产品——水稻——上面。对一个想要成为盗贼的人来说，偷窃水稻的好处不言而喻。一切都对他有利，很容易少量拿走，并且一旦拿走，几乎无从寻找。

一个季偷走的水稻数量即使不占收获总量的很大部分，也足以让大农场主们警醒。此外，他们确信这一数量还在增长。当然，并无可供利用的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我努力将1979—1980年主产季里人们告诉我的所有丢失了的稻谷总量记录了下来。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偷窃行为是拿走收获季留在稻田里过夜的整麻袋的脱粒后的稻谷。这些都在附表中列出。1979—1980年主季节中报告的被偷窃的稻谷袋数在这一总量之上还必须加上通过其他方式被偷走的稻谷。至少有4麻袋晾晒在席子上的稻谷不见了，其中有2麻袋是从阿布·哈桑那里拿走的。哈吉·加法尔和卡米勒每人丢了1袋，这些稻子都是储藏在他们各自家里的。据报告，约有同样数量的稻谷在收获季被从谷仓里偷走。[390]还有少量稻子据报告从田里的稻秆上就被偷了，很难判断具体数量，但数目不大；村民指出，打谷的声音和稻草的处理是偷窃的一个难题，富人们说，实际上小偷太过懒惰，不会亲自动手打谷。 [391]最后，对水稻偷窃行为的全面清算将不得不包括那些打谷人在一天工作结束时塞满衣兜和装满衬衫的稻谷的估算量。对此类偷窃行为绝大多数农场主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也没有试图计算过有多少稻谷通过这种方式被偷走。

有必要关注关于偷窃模式的某些事实。首先，除了萨马特和法齐勒这两个只是稍稍富有的人，所有受害人都属于塞达卡最富有的1/3家庭。这或许仅仅表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此类家庭可能在收获时节留在地里的稻谷最多，而那些小土地所有者由于无法负担损失而想方设法将打下的稻子迅速运到家中。大农场主的农田都离家很远，因而无法在一天当中脱粒（并且存储）完毕，这使得他们尤其易于被偷，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早先的观察在此又一次适用；偷窃模式是财富分配的典型后果——在此情形中是由农场规模表现的。毋庸置疑，穷人，而且是当地的穷人，应该为绝大多数的稻谷失窃负责。

稻谷失窃的总量可能是20到25麻袋，少于村里所有农场主一个季中收获稻谷的1%。根据这个估算，损失量并不大，并且大部分由那些生产出大量剩余的人承担。 [392]然而，如果我们依据它可能增加村里最贫穷的几户人家的食品补给量来估算其重要性的话，它将变得相当重要。值得注意的是，这20到25袋稻谷多于收割之后农场主自愿捐出作为扎卡特礼物的稻谷量的一半。我两次听到穷人微笑着将稻谷失窃称为“人们据为己有的扎卡特礼物”，因而进行这样的比较颇为恰当。这一证据当然不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很可能穷人无论如何不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偷窃，而是当做他们依据早先的习俗认为理应据为己有的东西——某种强制性的济贫税来代替他们不再收到的礼物和工资。在这一联系中，另外两项间接证据是有相关性的。在丢失了稻谷的农场主当中，只有一个（萨马特）是属于受到穷人称赞的拒绝使用联合收割机的农场主。其他人则是只要可能就使用机器。还有一些迹象表明，稻谷偷窃行为被一些忿忿不平的劳动者用做一种制裁。苏库尔曾经就此告诉我，农场主们小心翼翼地雇用他们通常邀请的打谷工，因为任何被忽略的人都可能出于愤怒而偷窃地里的稻子。事实上，如果稻谷失窃具有某种普遍的正义要素，此种反抗的范围由于联合收割机的使用而在相当程度上被缩小了，它使得在一天之内收割并且储存（或者出售）一个农场主的全部庄稼成为可能。联合收割机因此不仅排除了人工收割、人工打谷、田间运输以及拾穗，它们还消灭了偷窃行为。

富裕农场主对此类偷窃行为的态度如同人们猜测的那样，是愤怒与恐惧的结合。比如说，哈吉·卡迪尔由于失窃而愤怒至极，以致考虑要在第二天晚上带着猎枪守候在田里保护稻谷 [393]。因为推断自己在地里埋伏等待的传言已经足以吓退任何盗贼，他并没有实施这个计划。在此，我们能够感觉到富人的恐惧，部分原因在于，塞达卡并没有就稻谷失窃报过警 [394]。富有的农场主向我解释说，如果他们报告并且指定了嫌疑人，消息很快会传开，他们担心因此会成为更多盗窃行为的目标。事实上，哈吉·卡迪尔曾经发现有人夜里从邻居的地里偷了一麻袋，他不仅没有插手阻止盗窃，甚至没有通知他的邻居，尽管他非常确定窃贼的身份。当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时，他回答说盗贼也看到了他，会知道他就是告密者，接着就会偷他的稻子。曾经有一季，玛·萨里夫丢了2麻袋，但他告诉我不想知道是谁干的。他补充说，自己上了年纪身体又弱“，我担心被人杀死”。对一小撮更胆大的穷人来说，看一起来个有关恐惧的小平衡形成了，因而允许这种有限度的偷窃行为继续下去。 [395]然而，还有一种更微妙的指认嫌疑人的方式，这实际上是“让人知道”的传统方式。它由咨询一位在当地以寻找丢失财产和确认盗贼闻名的巫医构成。 [396]在获知细节后，巫医将使用咒语并且施用魔法使窃贼的面容在特别为此种场合准备的水中现形。毫不令人吃惊的是，由此现出的面容总是委托人一直在怀疑的那一位。在失窃水稻的案例中，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找回稻谷，不如说是为了确定窃贼。农场主返回村子以后将会告诉他的朋友，巫医所看见的像是某某人。如此，无需直接指控，更不用报告给警察，消息就会传开并且被怀疑的盗贼就会知道他被看见了。因此，哈吉·卡迪尔说，这次巫医在水中看见了塔伊布和另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如果塔伊布事实上真是嫌疑犯，哈吉·卡迪尔希望这个迂回的指控能从那一刻开始阻止随后的偷窃。然而，村民回忆说，至少有两次，部分或者全部丢失的稻谷在请教了巫医之后又奇迹般地失而复得了。这种为少数农场主采取的求助于巫医的谨慎做法再度表明，公开对抗被认为是危险的。

村里较大的农场主认为他们知道谁应该为大多数的偷窃而受到谴责。三个名字最经常地被提及，而且总是采用秘密暗示的审慎方式：他们是塔伊布、米顿和杜拉。其中最后一位是村里唯一的“被证明的”盗贼，他因为偷窃离双溪布浙村不远的一户人家的稻谷而在监狱里渡过了两个月。五六年前，似乎是他从一个农场主屋子的下面偷了两麻袋稻谷，并且正要返回去偷第三袋时，那个农场主去向邻居求助并把他当场抓获。在这一事件中，警察被叫来而且杜拉被证明有罪。其他的两个人都未曾被当场抓获但他们都知道自己被别人怀疑。拉扎克本人一度也曾处于同样境地，但是由于他身体很差，村民认为他不再有能力从田里搬走整袋的稻谷。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富人看来，所有这四人都是“不”“争气的、声名狼藉的”穷人的“典型”代表。就社会和经济限制而言，他们为自己的恶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没有人愿意租给他们土地；他们极少被邀请参加筵席，他们也很少被雇用，从来得不到贷款，并且总是被拒绝给予任何扎卡特礼物。当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如果富人的怀疑是正确的，这些窃贼看来正在秘密地享用他们被公开拒绝的扎卡特礼物 [397]。

在塞达卡，还有可被称做秘密和匿名反抗的最后一个形式。这表现为穷人宰杀小家畜，偶尔宰杀大牲畜。村里绝大多数的鸡、鸭、鹅、山羊、水牛和三头菜牛构成的畜类都为富裕家户所拥有。它们在许多方面都给穷人带来了麻烦。尽管有栅栏和圈鸡的网线关住它们，它们还是经常进入秧田、稻地和穷人的小菜园里觅食，造成了相当的破坏。当然，穷人并不是唯一被骚扰的人（迄今为止家畜本身并无阶级忠诚），但最为愤怒。他们的怒气并不仅仅来自于他们最经受不起损失这一事实，还来自可以被称为“饮食的道义经济”的内容。这可以从哈姆扎的对于隔壁哈吉·卡迪尔家的鸡的抱怨中看到。哈姆扎发现这些鸡经常从厨房里存放稻谷的口袋上的小洞里啄食稻米。正像哈姆扎所说，“他的肉在吃我的米”。一旦我们回想起哈姆扎家和其他许多穷人家庭只有在被邀参加筵席时才能吃到肉，这里的不公正就显而易见。警告一两次之后，穷人会诉诸于宰杀这些动物，就像时常发生的那样。动物被宰杀而不是被偷走这一事实可以表明，这是一种抗议而不是偷窃。 [398]哈吉·卡迪尔的两只山羊冲破了罗吉娅位于屋后河道堤岸上小菜园周围的篱笆，并且吃掉了除西瓜之外的所有蔬菜。她的愤怒的表达与哈姆扎如出一“辙：帕克·哈吉的肉吃掉了我的蔬菜。”每年都有一两只山羊和相当多的鸡（很少是鸭子和鹅）被打伤或者打死。 [399] 6年前，有人发现托·隆格的水牛受到一把帕兰刀的猛砍并在扯断绳索后死在一个穷人的稻田里。“凶手”没有被发现，但是，这头水牛因为四处乱跑并且踩踏成熟的水稻而声名狼藉。较长的干旱的农闲季中，家畜们可以在收割后的稻茬中闲逛而不用担心造成破坏，但双耕使得这一季不复存在，事情在此情境下变得更糟。比较经常的宰杀家畜的行为就像偷窃庄稼一样，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几乎不会触动财产关系和权力的整体结构。但是，这些为数甚少的、相对安全的象征性的反抗行动是对穷人开放的，是他们保护现有生存方式的反抗形式。 [400]

原型反抗我对穷人可以利用的反抗形式的关注，并没有考虑那些同当地阶级关系相关甚少或者无直接关系的大量的冲突和策略。因此，举例来说，我并未涉及许多有关用水权的纠纷，或通过移动界标来侵蚀土地，或者在损害邻居的情况下逐渐移动一家的地界以增加另外一家的田垄等等做法。我也没有分析作为整体的村民对伊斯兰教十一税或者对影响了所有水稻种植者的政府政策的反抗。富人的反抗本身就可成为充满书卷文献的探索研究。我已经描述了这类反抗与工资、雇佣和租佃权有关的那些方面，同时这些反抗还采取了许多其他有利于他们对地方制度和地方经济的支配地位的形式 [401]。尽管它将赋予这类反抗更重大的意义，即它对于全面解释塞达卡的社会关系是不可缺少的，但它对于我的主要研究对象而言仍然是边缘性的。

我所研究的穷人的多种反抗形式有着显然不同的标志。无论是抵制机器收割、工资谈判、防止穷人之间破坏性的竞争、偷窃等事件，还是宰杀家畜，阶级之间公开对抗的相对缺乏这一特点都非常显著。在发生集体反抗的地方，它们都是谨慎地进行的；在个人或小群体侵袭财物的反抗中，大多是匿名的或是在夜间进行的 [402]。通过审慎的计划和保守秘密，在很大程度上，它成为主导塞达卡公共生活的权力的舞台剧。任何袭击舞台的企图都被拒绝，并且选择总是有意识地保持公开。尽管很少畏缩不前，顺从和遵循仍然是穷人的公开姿态。然而，对于所有这些，人们能够在后台清楚地进行持续的有限度的试验。至少，人们可以说这里有着比简单的同意、顺从和遵循更多的东西。

塞达卡的反抗事实上并没有人们在乡村冲突的典型历史上所期望的发现。这里没有暴动，没有示威，没有纵火，没有有组织的社会抢劫，没有公开的暴力。我所发现的反抗同任何更大的外部政治运动、意识形态或者革命骨干都没有关系，尽管这一地区每个村子事实上同样的斗争一直都在发生。这里发现的行动种类几乎不需要协同，更不必说政治组织，尽管它们可能从中获益。简而言之，它们都是村庄范围内完全本土的斗争形式。倘若我们非常谨慎地使用这一术语，这些行动或许可以被适当地称做原始的反抗。使用原始一词并非像霍布斯鲍姆认为的那样，意味着这些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倒退，并且注定会让位于复杂的意识形态和斗争策略。 [403]它只是意味着此类反抗形式几乎是永恒的、持续不断的、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乡村从属阶级的日常策略。在危机或重大政治变迁的时代，它们或许可以为其他更为适宜的斗争形式所补充。然而，只要乡村的社会结构还是剥削性的和不公正的，它们就不可能完全消失。它们是坚固的基础，其他形式的反抗可以生长其上，并且，它们可能在其他形式的反抗失败后或者转而产生新的不公正模式后，依然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