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朱兆一：赢得利润却错过时代的深痛都有谁？

今天的世界正站在又一轮大国竞争的门槛上，供应链安全、技术自主与产业完整，重新成为决定国运的关键词。威尼斯、荷兰和昔日的英国都曾富甲天下，也都曾自信精明，却都在资本一笔笔划算的算计中，亲手放走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时代。它们留给后人的教训其实很朴素：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在于它拥有多少家富可敌国的公司，而在于这些资本与产业，在关乎民族命运的紧要关头，愿不愿意和国家站在一起，赌上眼前的利润，去换取长远的未来。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中东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兆一，文章来源于“秦朔朋友圈”微信公众号。

本文大约4500字，读完约11分钟。

相信商业力量的人一般持有一种朴素的信念，即公司越赚钱，国家就越强大。一家企业市值登顶，一个行业利润丰厚，仿佛就是国运昌隆的证据。

这种直觉在多数时候基本准确，因为企业本就是财富的创造者，也是国力的载体。可一旦把时间尺度拉长到几十年乃至几个世纪，就会看到一个被反复证明的事实：公司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同向，往往只是阶段性的巧合，谈不上什么永恒的规律。

资本天然追逐回报，哪里利息高、本金稳，就流向哪里，它没有祖国；国家却必须守住疆土、产业与航路，它输不起长期的衰落，历史上曾经上演的一幕幕悲剧其实高度相似。

每当有少数巨商大贾或超级资本，把眼前可见的利润摆在国家长远命运之上时，最后替这笔账买单的，常常是整个民族。

本文尝试从四个跨越600年的故事，来解读这条逻辑线。

威尼斯：见死不救

1453年的春天，君士坦丁堡在奥斯曼大军的围攻下危在旦夕。这座千年古城是基督教世界抵御东方扩张的最后堡垒，更是地中海贸易体系的咽喉所在。

拜占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11世接连向西方求援，最迫切的指望落在威尼斯身上。彼时的威尼斯握有地中海最强的桨帆战船舰队，与拜占庭有着数百年的通商往来，论实力，论情分，都最有资格出手相救。

然而威尼斯的元老院迟迟拿不定主意。由商人和将领构成的执政集团，反复盘算的是另一笔账，他们担心战舰在炮火中折损，更担心商路因开战而中断，谁来承担这笔损失？他们既舍不得各有其主的商船改造的舰船，又顾忌得罪正在崛起的新强权，于是把决断一拖再拖。

直到当年5月，奥斯曼的巨炮已经轰塌城墙，威尼斯派出的救援舰队仍在海上观望迁延，终究没能赶到。虽然城中倒不乏特雷维萨诺这样的威尼斯船长自发参战、力战而死，可那是个人的血勇，与威尼斯商人执政阶层的消极抵抗意志完全是两回事。

更耐人寻味的是，威尼斯与热那亚这对地中海上的老对手，即便在生死关头也彼此提防，谁都不肯先押上自己的舰队，结果谁也没能救下这座城。冷冰冰的商业理性，压倒了同样冷峻的地缘判断。

君士坦丁堡陷落的第二年，威尼斯就派出使节与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签订通商条约，急匆匆地向新主人示好。在精明的商人看来，这无非是把损失降到最低的止损操作。

可历史的账要复杂的多。

奥斯曼牢牢扼住了东地中海的传统商路，把守住了香料与丝绸进入欧洲的关口，层层加征的关税让威尼斯赖以为生的转口贸易越来越昂贵。被高价逼到墙角的欧洲人，开始想方设法绕开这道关卡。葡萄牙人沿着非洲海岸一路向南，1488年绕过好望角，1498年达·伽马抵达印度，一条全新的海上香料之路就此打通。新航路一开，威尼斯几个世纪苦心经营起来的地中海垄断顷刻瓦解。

到1504年，亚历山大港和贝鲁特的香料市场已经枯竭，世界财富的重心北移到里斯本、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威尼斯并非一夕倾覆，此后它还在亚得里亚海的一隅勉力支撑了将近300年，直到1797年被拿破仑彻底终结，但它作为世界贸易中心的黄金时代，其实在那次见死不救的犹豫里就已经写下了结局。威尼斯的商人们算清了眼前的每一笔账，却输掉了整个原本属于自己的时代。

荷兰：喂大对手

如果说威尼斯输在不肯为国家承担风险，那么荷兰的故事，则揭示了另一种更隐蔽的错位——资本为了追逐回报，竟甘愿亲手喂养了日后打败自己的对手。

17世纪的荷兰是当之无愧的“海上马车夫”，阿姆斯特丹是全欧洲的金融心脏，股份公司、证券交易所、现代信贷与海上保险的雏形大多在这里诞生。然而荷兰本土能够吸纳的实业投资终归有限，长期顺差积累起来的巨额资本急于寻找出路，便越来越多地流向海外。

转折发生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荷兰执政威廉登上英国王位，荷兰先进的公共财政技术连同大量资金一道涌入伦敦，英国据此建立起以国债和英格兰银行为核心的现代金融体系。

整个18世纪，阿姆斯特丹的食利阶层精明地发现，买英国政府公债比投在本国日渐萎缩的产业上回报更稳、更高，于是源源不断地为伦敦的债务埋单。单看每一笔来自荷兰的投资都无可挑剔，利息丰厚，抵押可靠，违约风险极低。

问题在于，这些钱被英国拿去做了什么？它被用来扩充舰队，用来支撑一场又一场争夺海权与殖民地的战争，而这些战争的对手，时常就包括荷兰自己。资本从不过问枪口对准谁，只在意利息高不高、本金保不保。国家的安危，在它眼里被拆解成了一笔笔可以定价的投资标的。

等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烽火燃遍欧洲，伦敦终于彻底取代阿姆斯特丹，登上世界金融中心的宝座。

1795年，荷兰共和国被法军占领而灭亡，曾经分红率近两成、辉煌两个世纪的东印度公司黯然清盘，投资者血本无归。荷兰的资本固然在英国的崛起里赚足了利息，荷兰这个国家，却把海上霸主的位置永远地拱手让了出去。

当资本开始为对手输血，霸权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没落。

英国：为敌融资

英国笑到了最后，可它同样没能跳出这个循环，只是把角色从受益者，换成了下一个失意者。

有史学家认为，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是英国的借贷商在给反叛者输血，这其实是个误会。真正出钱出枪援助北美的是法国和荷兰，法国的介入甚至逼得英国在1780年干脆对荷兰宣战；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则在1782年为新生的合众国安排了大笔贷款。英国资本真正大规模奔赴美洲，是在美国独立之后整整一个世纪里发生的事，而那一幕才更值得今人深思。

19世纪后期，伦敦金融城手握全世界最雄厚的资本，却把目光越来越多地投向海外。1870年到1914年间，英国每年输出的资本平均占到本国总投资的1/3，其中很大一块正是美国和阿根廷的铁路与公用事业债券。伦敦证券交易所甚至专门辟出“美国铁路”交易板块，无数英国家庭的储蓄，就这样变成了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轨、矿山与港口。

这本是再合理不过的逐利选择，新大陆的债券收益高于本土。可换一个角度，从国家竞争力的尺度上看，代价就浮现出来了。这些资本本可以投向英国本土正在兴起的钢铁、化工与电气工业，让老牌帝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守住领先，它们却为了几个百分点的额外收益漂洋过海，去为一个正在飞速逼近自己的对手添砖加瓦。

当时英国国内就有人尖锐地指出，过度的资本外流正在抽干本土工业升级所需的血液。结果众所周知：美国的人均产出在19世纪90年代超过英国并一骑绝尘，到1900年，美国在钢铁、煤炭和制成品产量上全面压倒英国，坐上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位子。英国资本在美国的铁路债券上赚到了体面的利息，英国这个国家，却亲手资助了那个将要取代自己的世界霸主，又在新兴产业的竞赛中被悄悄抽走了未来。

美国：脱实向金

历史并未走远，同样的剧情正在当代美国身上重演，只是这一次的主角，换成了全球布局的超级跨国公司和华尔街。

冷战结束后，美国步入全面金融化的时代，资本市场成了整个经济的指挥中枢。在追逐回报率的单一逻辑下，制造业被嫌弃成又苦又慢、回报远不如金融来得性感的“脏活累活”，尤其是那些被认为技术含量不高、利润微薄的“低端”制造业，被一批批转移出去。

稀土的开采与冶炼、家电、消费电子、无人机整机、中低端武器平台的零部件，一项接一项地离开了美国本土。从财报上看，这是一桩桩漂亮的好生意，跨国公司的全球利润屡创新高，股东赚得盆满钵满。

可一旦把账本合上，换到国家整体性经济安全的视角重新审视，被忽略的成本就显露无遗。今天，中国掌握着全球约七成的稀土开采、约九成的稀土加工产能，重稀土的精炼份额更是接近100%，永磁体制造也占到九成以上。当2025年北京以出口许可的方式收紧稀土这道闸门，从半导体、汽车到军工的全球产业链应声紧张，“长臂”般的管辖触角甚至延伸到了在中国境外、用中国技术加工的稀土。在无人机领域，仅大疆一家就拿下全球约七成的市场、九成以上的消费级份额，连美国本土的商用无人机市场也有九成以上依赖中国供应链。

这些当年被嫌弃、被认定不值得留在国内的产业，如今却成了卡住咽喉的命门。一架F-35战机要用掉400多公斤稀土材料，一艘弗吉尼亚级潜艇的用量更是高达数吨。当一个国家把实业一再轻视，把“万物皆可金融”奉为圭臬，跨国公司确实能把账面利润做到极致，而这个国家的工业筋骨与战时弹性，却在不知不觉中被一点点抽空。过度的脱实向金，损害的正是国家最难在短期内重建的那部分竞争力。

国家需要怎样的定力

四个故事横跨600年，主角从城邦、共和国一路演变到现代超级公司，背后那条错位的逻辑却惊人地一致。公司与国家之所以会在关键时刻分道扬镳，根子在于它们用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时间表和地图。

公司盯着季度财报和年度分红，国家算的却是十年、五十年乃至百年的国运长账。公司可以全球布局，哪里赚钱去哪里，它的资产长着翅膀；国家却被钉在固定的疆土和地缘板块上，关键的航路、产业链供应链一旦失守，往往要用几代人的代价才能重建，甚至再也收复不回来。

公司本能地规避一切可控的风险，国家有时却必须主动迎着风险而上，去守住安全的底线和长远的位置。说到底，公司的股东未必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资本的回报率也从来不等于一国的综合国力。当这几重错位叠加在一起，巨额资本完全可能一边为本国制造账面上的繁荣，一边为对手积蓄起真正的实力。

说这些并不是要否定企业和资本的价值。它们当然是财富的源泉，正因为如此重要，才更不能把一个国家的命运，捆绑在少数超级公司或利益集团的算盘之上。能源、芯片、稀土、军工这些攸关生存的关键领域，不能完全交给“哪里利润高就流向哪里”的市场逻辑去执行。

一个有远见的国家，要有不去赚那笔最好赚的快钱的战略定力，因为有些产业短期看既不性感也不赚钱，长期却万万不可或缺；衡量它们的标准，不该只剩下赚不赚钱，还要看国家能否因此活得安稳、走得长远。

这份定力又依赖于两样东西。其一，是稳定而有担当的领导层，以及具有连续性的产业政策。东亚那些后发追赶成功的经济体，无不是几十年咬定关键产业不放松，一张蓝图干到底；而政策若随着选举周期剧烈摇摆、把长期战略一次次推倒重来，再雄厚的资本也难以沉淀成持久的国力。

其二，是在开放与安全之间筑起一道国家利益的防火墙，守住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关键产业的底线，警惕本国资本上演“资敌式的繁荣”——在为对手添砖加瓦的同时，悄悄掏空自己的地基。

今天的世界正站在又一轮大国竞争的门槛上，供应链安全、技术自主与产业完整，重新成为决定国运的关键词。威尼斯、荷兰和昔日的英国都曾富甲天下，也都曾自信精明，却都在资本一笔笔划算的算计中，亲手放走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时代。它们留给后人的教训其实很朴素：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在于它拥有多少家富可敌国的公司，而在于这些资本与产业，在关乎民族命运的紧要关头，愿不愿意和国家站在一起，赌上眼前的利润，去换取长远的未来。

算清每一笔账并不难，难的是不要在精明里，输掉整个时代。■

文章来源于“秦朔朋友圈”微信公众号

图文编辑：张洵

责任编辑：刘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