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参加3次起义的国军中将，本前途光明却成罪证，最后一次被正法

在上世纪中叶的内战期间，国民党的中将起义有一百多位，大多数是一次起义就功成名就，还顺利地当上了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干部，比如曾泽生，何基沣，张克侠，孔从洲等。但有一位特殊的国军中将，他在红军时期到全国解放这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竟然参加过三次起义，即1931年的宁都起义，1946年枣庄起义和1949的重庆参加陆军大学起义，然而，最后一次被认定是诈降最终被镇压。此人便是曾任国民党南京卫戍部队中将副司令的毕书文。

毕书文，字幼斋，河北大城县毕演马村人，要说他的家庭条件并不优越，只是一个贫苦市民，小时候父母为了他能有出息，供他读书，高小毕业后为了谋生曾当过学徒，希望有门手艺过上好生活。然而接下来军阀混战，做手艺非常艰难，为了混碗饭吃，他投入西北军的部队当兵，先是一名基层的勤务兵、传令兵，因为读了点书字写得好，随后升任连部文书，随着当兵的时间一长，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加上人还机灵又有文化，慢慢地便摸索出升官的门路，短短几年功夫，便晋升为排长、连长、副营长。

营长时期的毕书文

接下来毕书文所在的部队参加中原大战，他所在的西北军内部却分崩离析，倒戈成风，最终一败涂地，土崩瓦解，就连这支军队的头领冯玉祥不得不宣布下野隐居江湖，那时按照军阀混战的潜规则，所在部队改弦易帜，隶属胜利的一方，并在军队中选出一名有名望的人收拾西北军残局，号称西北军部十三太保之一、第八路军总指挥的孙连仲当上了总指挥，并接受老蒋改编，这支部队改编成第26路军时，孙连仲向全体将士提出的很有凝聚力的口号是“和平统一建国，决不参加内战”。

令第26路军将士感到失望的是，正值这口号喊得震天价的时候，26路军被老蒋一纸调令前往江西参加“围剿”红军，孙连仲被任命为江西清乡督办及26路军总指挥的头衔率26路军3万余人参加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围剿”。前往江西与红军作战的时候，这支部队的士气非常差：第一是明明高喊不打内战，却偏偏派去与红军同胞打仗。

第二是这支部队的改编只给一个第26路军的番号，并严格规定下面只能编成2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以及一些直属单位，按4万人的上限发饷。有点类似后来抗战时给我军第18路军一个模式，也只给我们三个师的编制。这样一来被迫裁撤队伍，所有的军官普遍降一级甚至二三级任命，师长变成旅长、旅长成为团长，团长成了营长，大家对这种职务下降意见不小。

更让一些上层军官不能接受的是，上面说的有26路军本有三个师，其中骑兵师辖一重迫击炮团和野榴炮团，这种武装力量在当年属于尖端技术兵种的战略力量，却被老蒋截留不随26路军出征，理由是：一、赣南尽皆山地，骑兵师无从发挥作用；二、江西交通十分落后，仅有百余公里长的南浔铁路和仅有数十公里长的株萍铁路，且都在赣北一带，全靠两条铁轨机动的铁甲车队、重炮等也有劲使不上。便把这两支他们视为宝贝的部队留在北方，收归自家囊中，派到江西“围剿”红军的26路军，实际上是1个指挥部、2个步兵师部、6个步兵旅部和12个步兵团，总计约2.7万人。

谁知这支部队刚进入江西，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并以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战术，在乐安战役上，吕如珂的81旅被红军全歼，从旅长到伙夫无一漏网。接着，该师师部及赶来驰援的79旅池峰城部在永丰的中村遭到红军痛击，损失大半，受到重创。全军溃退到宜黄县城。这支部队来时近三万人，剩下才二万多一点了。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硬着头皮驻防到宁都，宁都距离红军当时的首府瑞金不到百公里，周边都是红军的游击区，这里不通铁路，不通水路，不仅补给十分困难，而且经常遭到红军游击的袭扰，加之这支队伍全是北方人，不习惯南方的山、水、丛林，阴雨连绵，气候潮湿。主食又以大米为主，缺乏面食。当时，部队流行有“四怕”：一怕红军、二怕下雨、三怕大米，四怕得病。官兵陷入消极、徬徨、苦闷与绝望之中。

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26路军全体将士群情激愤反对内战，要求北上抗日，但此时老蒋派重兵堵住他们北上的道路，面对国难当头，处境艰难的，逼迫第26路军将士都认定老蒋借红军之手铲除异己的行为，引起官兵们的强烈不满。此时，大多数官兵认定红军才是抗击外来侵略的中流砥柱，那个时候总指挥孙连仲称去上海瞧眼疾，师长高树勋待在南京不归队，旅长董振堂请假回家探亲，季振同扔下部队，到南昌“治病”。池峰城和施积枢以招新兵补充战损为由，一去不归。此时，掌管部队的是参谋长赵博生。

原来，早在几个月前，赵博生就参加了先进组织，成为一名地下党员，之后赵博生在特别支部的领导下，以自己公开代行二十六路军军务的身份，利用当时部队中不断高涨的抗日反蒋情绪和渴望找到出路的军心，积极稳重、因势利导地在士兵和高中级军官中开展工作，争取了73旅旅长董振堂、74旅旅长季振同、团长黄中岳等人，并通过他们又联络了一批进步的中下层军官，并顺利的带领部下起义。起义成功后宁都全城到处响彻着“解放”、“自由”的欢呼声，插在总指挥部屋顶和城门楼上的鲜艳红旗，在这个古城的上空迎风招展。看着这一切，赵博生兴奋地挥笔写下了“解放”两个字。

随后，参谋长赵博生和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率领26路军一个军直、两个师直、六个旅直、十一个整团，共17000余人，携带两万多件武器，宣布加入红军队伍。同时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第2天起义部队开进苏区进行整训，至此，26路军正式全部弃暗投明，整建制地加入了红军，成为红军的一个主力军团红五军团，要知道，红军当时也就三万多人，正处在最艰难的时期，缺人、缺枪、更缺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这一万七千多人的加入，还带来了两万多件武器和大量的电台、物资，简直是天降甘霖，史称“宁都起义”。

就在宁都起义滚滚向前的红色洪流中，出现了一个格格不入的身影，那便是时任26路军参谋处副官，这种职务属于营级干部的毕书文，当战友们高喊着口号，把青天白日帽徽扔在地上，换上红五星的时候，毕书文躲在角落里，心里翻江倒海。他在盘算，觉得这笔买卖不划算。在他看来，红军就是一群基层的农民工人，装备差，前途未卜，能取得全面胜利吗？于是，他做出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投机选择。趁着部队改编的混乱，他偷偷开了小差，带着几个亲信，一路向北，一口气跑到了南昌，他以为自己“弃暗投明”，老蒋会给他一个大大的嘉奖。

实际上，那时候红军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连续打胜仗，不缺冲锋陷阵的主将，最缺的就是出谋划策的参谋类人才，我们看宁都起义中走出的开国将军中，上将李达、中将孙毅、王秉璋等，就是从事这一类职业，参谋类的专业很受红军的欢迎，他们在后来的长征、在抗日战场上屡立战功，建国后成长为我军的高级将领。可以说毕书文参加了起义，但转身默默钻回国民党营盘，从此和那次起义划清了界限。

也正是这第一次起义的经历，不得不说，他很早就显出一个特点，只认眼前利益，不认队伍大义。别人与时代合流，他与个人算计为伴。同时彻底塑造了毕书文的行事准则：永远不要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押注在任何一种信仰上。他信奉的，只有实力和利益。谁的拳头硬，谁能给他带来好处，他就跟谁走。这种毫无底线的投机主义，最终将他引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当然，不愿意当红军的毕书文并没有受到什么嘉奖，更没有得到重用，而是给他安排了个小角色，几经辗转他最后被安排到了同为西北军出身的郝鹏举手下。他和郝鹏举是老乡，也是西北军的老同事。他的履历，简直就是郝鹏举的低配版。可以说，从那一刻起，他就把自己和郝鹏举这艘破船绑在了一起。之后的故事，就和郝鹏举的轨迹完全重合了。

郝鹏举投靠汪精卫当汉奸，毕书文就跟着当伪军的军长。两人在日寇面前奴颜婢膝，对自己的同胞却是敲骨吸髓，坏事做绝。抗战胜利，按理说，等待他们的应该是正义的审判。那知老蒋为抢占地盘，积极谋划打内战，竟然做出了一个让全国人民都大跌眼镜的决定：收编伪军，只要这些伪军调转枪口打内战，与我军作对，汉奸罪行可以一笔勾销。

此时的郝鹏举和毕书文大喜过望，便做起了“收编”事宜，针对当时国民党给的“新编第六路军“的番号，把手下的部队紧急扩编为五个军，为了表示对主子的忠诚和顺利“漂白”，把其队伍第一军驻防徐州市，郝自兼军长，佩戴符号为“举仁”；第二军驻守宿县时村、永安集，军长胡泽普，佩戴符号为“举义”；第三军驻防徐州市，军长乜庭宾，佩戴符号为“举礼”；将驻守淮阴伪二十八师改编为第四军，军长潘干臣，佩戴符号为“举智”；第五军为驻守连云港伪军，军长徐继泰，佩戴符号为“举信”。“仁、义、礼、智、信”俱全，马屁拍得很响。毕书文摇身一变成了第六路军中将副总司令，手里握着重兵要与我军对峙。

那知就在这时，上峰来了命令：新编第六路军立刻率部北上，倾巢而动去山东解放区进攻新四军，本来计划在自己的地盘守一守还马马虎虎，一听说要调去进攻，这使郝鹏举和毕书文倒吸了一口凉气：跟新四军打？那支出了名能打硬仗的部队，日军都胆战心惊。自己这支由伪军改编过来的部队，论战斗力，论士气，怎么跟人家比？这不明摆着是让我们去送死吗？

再一看，这头正规军压了过来，两人清楚地知道，打，是死路一条。不打，违抗军令也是死路一条。这个时候，两人关起门又想到了第三条路，向新四军投诚，称自己“深明大义”，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愿意率领麾下两万兄弟，在台儿庄战场起义，加入新四军的队伍。当时的情况是，内战一触即发，要知道，那可是一支号称有两万人的部队，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有巨大的意义。至少，可以瓦解敌人的一路进攻。因此，上级同意他战场起义。

1946年1月9日，郝鹏举、毕书文在台儿庄、枣庄地区通电全国，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对同胞相残的内战，举行“战场起义”仪式，部队改编为“华中民主联军”，郝鹏举任总司令，毕书文任副总司令。为两人为了表示起义的决心，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信誓旦旦地说要“为人民流血流汗”，那文章写得情真意切，连老练的记者都看不出破绽。这消息传出，因为在内战发动的初期，影响确实不小。

同时，针对郝鹏举、毕书文的这次起义，我方拿出最大的诚意和信任，比如按照宁都起义时的惯例，起义部队是要进行改编和改造的——旧军队的作风、思想、组织架构，都需要彻底翻新，还派驻政工干部，但考虑这支部队的特殊性，组织上采取了一种非常宽容的方式：保留部队编制，保留他的指挥权，保留其各级官佐，同时粮饷、补给全部按我军的标准足额发放，兵员优先补充。除了物质上的帮助，组织上还派出了朱克靖等一批经验丰富的干部，进入华中民主联军，帮助郝鹏举改造部队。朱克靖是老同学，又是他起义的牵线人，两人关系最近，主要负责做郝鹏举的思想工作。

可以这样说，郝鹏举、毕书文要是真诚起义，结局会是不错的，比如他的手下，后来46旅旅长乜庭宾、45旅副族长张奇，受此影响他不愿意为反动派效力，就是勇敢地真正起义，在人民军队中真正扎下了根。全国解放后，乜庭宾任淮阴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1957年从部队转业，任江苏省民政厅副厅长。张奇还当了四川自贡市长。

今天，我们在在江苏徐州有一处所谓的“剿总”遗址，是一座二层砖木小楼，位于文亭街21号，墙上有牌子说明：郝鹏举办公楼。走进小楼，室外虽然有阳光，但冷寂的建筑却难有一丝暖意。小楼虽然面积不大，但房间颇多，一楼有对过六间房子，大概是警卫人员、杂役居住处。说明牌上说，郝鹏举办公在道台衙门内，这座楼说是办公楼，其实是郝鹏举居住的地方。顺木楼梯而上，二楼才是居住处，朝南一处，朝北一处。郝鹏举公馆。此楼现在仍在，列入江苏文化遗产名录，作为文物保留，这便是郝鹏举和毕书文的密谋之处。

然而，郝鹏举和毕书文，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却脚踩两只船，那时正值两淮战役打响，两淮，指的是抗日战争胜利时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首府淮阴（清江市）和距淮阴仅17公里的淮安。号称“五大主力”王牌“御林军”的整编74师，在师长张灵甫的率领下，沿运河长驱直入，兵锋直指淮阴。当时，我军采取积极防御，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的战略下，也是属于不到万不得以绝不轻言放弃的要地。因此，在74师发起攻势后，华野9纵在运河与洪泽湖之间设置三道防线，作为防御正面。

整编74师，全师3万余人，全副美械装备，清一色的美式服装和墨绿色钢盔，显得威风神气；不仅装备强，炮多、机枪多、冲锋枪和卡宾枪多，火力之猛是关内其他国民党军无法相比的，而且部队训练有素，战术动作纯熟，善于利用地形地物；士兵体力强，冲锋格外凶猛，且骄横异常，战斗力非常强悍。张灵甫亲临前线对淮阴发动猛烈的进攻，由于我军兵力不足援兵又没有到达导致两淮失守，华野主力只得北撤山东，华东局势日趋严重，解放军在华东只剩下了山东解放区，对于兵力补充、后勤补给和部队回旋都造成了很大困难。特别是随着两淮的丧失，华中解放区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运河税务失去了，华中主要的工商区也失去了，对南线作战负面影响的确不小。

加之张灵甫取得这一小小胜利有点轻飘飘了，一时间气焰极为嚣张，颇有点狂妄轻视对手。随后，率领他的整编74师在攻陷淮阴、淮安后随军记者拍摄很多照片，张灵甫与他的同僚们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宣传力度着实不小。此时，郝鹏举和毕书文坐不住了，起义仅仅一年零15天，便公然撕掉伪装叛变，更让人气愤的是逮捕了我军联络代表、华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长朱克靖，使这位参加过南昌起义、时任新四军秘书长、山东野战军联络部部长的朱克靖壮烈牺牲。

接下来我军发起“讨逆战役”，很快他的部队一败涂地，郝鹏举被活捉后想逃跑受到应有的惩罚。我军在围歼郝鹏举部的时候，毕书文在乱军之中，凭着对地形的熟悉和一股机灵劲儿，居然让他给跑了。他成了漏网之鱼。逃出去之后，照样收罗残部，做了阵子中将副总司令，南京卫戍副司令，听着名头挺响，但手里根本没有实权，处处受人监视和排挤。到了1948年冬随着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这些杂牌将领越来越不受待见，便给他挂了个总统府中将参军，实际彻底解除兵权，只拿干薪在家赋闲。

没有一兵一卒的“参军”毕书文，后来被打发到大西南陆军大学去“学习”。那时，全国解放战争进入尾声，东北、华北、华东相继解放，长江以南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大西南成为最后一片较大抵抗区域，处境十分尴尬的毕书文再次宣布起义，希望在新政权下谋求一份出路。按照当时中央对于起义人员的政策，只要真心投诚、不再作恶，有的可以获得宽大处理，甚至在新军队、地方工作中继续发挥一定作用。

然而，在接下来的公审过程中，他的旧账被翻了出来，主要问题还是三次起义，别人的成功劳，他的却成了罪证。宁都起义时临阵逃脱背离集体，影响恶劣；台儿庄、枣庄起义残害我军高级干部；大西南起义则是诈降。从1931年的宁都起义，到1949年大西南起义，毕书文用18年的时间，画了一个圈，最终又回到了原点。他一生都在选择，却每一次都选了那条看起来是捷径，实际上是绝路的路。在时代的大潮中，或许可以短时间利用潮水的力量达成目的，但反反复复逆潮而动，结局只有一个——被彻底吞没，毕书文就是最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