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预警！全球防艾进入危险时刻，900 万感染者未获治疗

先说结论：

全球的防控工作，正在，或者已经进入了一个生物医学进步带来的不平等的新时代了。

艾滋病

人类第一次接近拥有“半年一针阻断传播”的工具，却也正在遭遇全球艾滋病防控资金退潮。科学把终结艾滋病的门推开了一条缝，政治和金钱却可能把这扇门重新关上。

HIV

长效PrEP降低了富裕国家重点人群的个人风险，却可能削弱富裕社会继续投入全球艾滋病防控的紧迫感。

结果不是HIV被终结了，而是HIV被重新地理化、阶层化、边缘化。它未来可能不会是共同危机，而变成贫困地区和弱势人群的局部苦难。

先来看一个现实的数据：

UNAIDS2025年数据称，全球约4090万人感染HIV，3210万人正在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也就是说，仍有大约880万人没有接受治疗。2024年WHO数据也显示，全球抗病毒治疗覆盖率约为77%，距离“几乎所有感染者都能诊断、治疗并实现病毒抑制”的目标仍有明显缺口。

但与之同时，世卫组织发布另一个消息：

（2025年7月14日）世界卫生组织周一表示， 一种突破性的艾滋病预防药物每年仅需注射两次，即可近乎完全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及艾滋病发病。该机构强调，应即刻在药房、诊所及在线诊疗平台普及这款药物。

世卫组织官员对这个接近艾滋病疫苗的药物是极其看好的。

世卫组织全球艾滋病、肝炎和性传播疾病项目主任多尔蒂（即将就任卫生科学、研究、证据与质量司司长）表示：“我们已掌握终结艾滋病的技术与知识...现在需要的是以公平为基础、以社区为动力，大胆落实这些防控建议。”

你们以为会迎来一个没有艾滋病的明天吗？

别做梦了，我们只会迎来一个由生物医学进步带来的“”。

艾滋病免疫阶级

来详细的聊一聊这个事情。

，英文 lenacapavir，是一种HIV衣壳抑制剂。作为暴露前预防用药，也就是PrEP，它最大的特点是：半年打一针。这对于HIV防控意义非常大，因为传统每日口服PrEP的最大难点不是药效不够，而是现实世界里很多人很难每天稳定吃药，尤其是在污名、隐私、伴侣控制、交通不便、医疗资源不足的环境里。

来那卡帕韦

PURPOSE 1 试验显示，在南非和乌干达的顺性别年轻女性中，来那卡帕韦组没有出现HIV感染，NEJM论文报告其相对背景感染率的预防效果为100%。PURPOSE 2 试验则在男男性行为者、跨性别者和性别多元人群中显示，来那卡帕韦组HIV感染发生率显著低于背景感染率和每日口服TDF/FTC组。

所以，联合国和WHO为什么这么激动？因为这类药物把HIV预防从“每天靠个人高度自律”变成了“每年两次医疗接触”。这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年轻女性、性工作者、男男性行为者、跨性别者、注射毒品者、监狱人群、流动人口等群体，理论上都是巨大改变。WHO在2025年7月也推荐注射用来那卡帕韦作为HIV预防工具，并把它视为当前最接近“HIV疫苗”的预防方案之一。

但于是来那卡帕韦这样的技术突破给全世界带来了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未来。

一种未来是：它成为全球公共卫生工具，把HIV新发感染迅速压下去，最终达成一个终结HIV的美好结局。

另一种未来是：它成为富裕国家和富裕人群的“生物医学护城河”，让有资源的人进一步远离HIV，而贫困地区继续承担感染、死亡和污名。

从人类这么多年的历史走向来看，我觉得毫无疑问的会走第二个路线。

HIV防控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感染风险不再只取决于你的行为，也取决于你所在国家、医保体系、药物采购能力、法律环境和社会身份。

同样是高风险暴露：

在富裕国家，一个人可能有HIV检测、PEP、每日PrEP、长效PrEP、ART、心理咨询、社区医生、保险报销；
在贫困地区，一个人可能连匿名检测点都没有，避孕套供应中断，PrEP拿不到，感染后还可能因为污名不敢去医院。

那这回来带一个残忍的现实：

当HIV对富裕国家主流政治人群的直接威胁下降后，全球防控的道德动员能力也会下降。

早期艾滋病为什么能形成全球级动员？

一方面是疫情严重，死亡率高，社会冲击大；另一方面是它不仅发生在贫困国家，也强烈冲击美国和欧洲的城市社区、同性恋社群、血液制品体系和医疗体系。也就是说，富裕国家不能把它完全想象成“远方穷人的病”。

但现在情况变了。富裕国家已经有成熟ART、病毒载量监测、PrEP、暴露后阻断、伴侣检测、社区组织、保险支付体系。再加上来那卡帕韦这种半年一次的长效PrEP，欧美高收入国家中特定高风险人群的个人防护能力会进一步提高。于是HIV在政治想象中会从“共同危机”变成“可管理的边缘议题”。

这会带来一个很危险的后果：

当疾病不再威胁捐助国的核心选民，它就更容易从公共卫生议程滑落到慈善议程；而慈善议程一旦遇到财政紧缩、民族主义、反外援政治，就会被迅速牺牲。

这不一定是某个精英坐在办公室里说“反正感染不到我，我不管非洲人死活”。现实通常更隐蔽，也更常见：

预算部门说财政紧张；
政客说国内优先；
选民说为什么把钱花到国外；
保守力量说不该资助性工作者、男同性恋、跨性别者和吸毒者；
药企说知识产权和投资回报要保护；
国际机构说只能先做试点；
最后结果就是，最需要药的人反而是最后拿到药的人。

这就是。

结构性冷漠

而且，HIV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长期高度集中于政治上弱势的人群。这个病的防控从来不只是医学问题，而是人权问题、财政问题和社会治理问题。

最有效的HIV防控，往往需要服务那些在很多社会中最不受欢迎、最容易被污名化的人：性工作者、男男性行为者、跨性别者、注射毒品者、监狱人群、移民、贫困女性、青少年女孩。

这就形成一个残酷矛盾：

从流行病学上看，越是被边缘化的人群，越应该被优先服务；但从政治上看，越是被边缘化的人群，越容易被预算和政策抛弃。

病毒不会关心国界，但政治会。

药物可以跨越传播链，但价格、专利、采购和偏见会重新筑墙。

新的生物医学技术给了人类一个终结艾滋病的机会。

但如果它最终只保护那些本来就最容易获得医疗资源的人，那么它就不会终结艾滋病，只会终结富裕世界对艾滋病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