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之女杨拯英：张学良当年无人能劝的执拗举动改变一家人命运

参考来源：《杨虎城大传》（杨瀚著）、《纵横》杂志·杨瀚文章、新浪·中新网杨拯英口述采访、台湾国史馆戴笠电报解密档案、《西安事变亲历记》、人民日报《蒋介石诱捕杨虎城经过》、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百度百科·杨虎城条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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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初冬，西安建国路，一栋普通的老式居民楼里，82岁的杨拯英斜靠在沙发上看电视，窗外便是西安事变纪念馆的屋顶。

记者进门的时候，她赶紧站了起来。

她是杨虎城将军与第三任夫人谢葆真所生的二女儿，1934年2月6日出生于西安。

西安事变爆发那年，她还不到三岁。

那场彻底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兵谏，在她的幼年记忆里几乎一片空白。

对父亲的全部印象，几乎都来自外婆孙一莲后来告诉她的零星细节，还有那几张保存至今的照片：父亲戴着博士帽，穿着西服，神情威武而儒雅。

外婆告诉过她一件事，每次想起来她都难以平复——事变前夜，父亲把她抱起来，亲了又亲，眼神里满是不舍，久久不肯放手。

那个拥抱，是他们父女这一辈子的最后一次接触。

从那之后，父女再未相见。

面对记者，这位垂暮老人望向窗外沉默了片刻，说出了一句压在心底大半生的话：如果当年张学良不那么执拗，非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父亲的命运或许会全然不同。

这句话，从杨虎城亲生女儿嘴里说出，分量截然不同。

【一】从蒲城甘北村到西安城头，这个人一生三件事

读懂1937年之后的那段历史，得先把杨虎城这个人本身看清楚。

1893年11月26日，杨虎城出生于陕西蒲城县孙镇甘北村，一个极贫苦的农家。

父亲杨怀福务农为主，兼做木匠活，家里欠债累累，勉强度日。

杨虎城自幼只读过两年私塾，十二三岁便到本镇的小饭铺当杂工，靠拉风箱烧火挣几个零钱补贴家用。

1908年，他14岁那年，父亲杨怀福因参与反清组织被清政府绞杀于西安。

杨虎城向村里的会馆借了一辆独轮手推车，一步一步走了将近两百里路，把父亲的遗体从西安推回了甘北村。

因为没钱安葬，还是靠乡亲们凑钱才草草入土。

这件事在他身上刻下了深痕。

父亲死于清廷之手，这个家庭世代挣扎于最底层的土地上，那种对权贵的警觉与对承诺的不信任，从少年时代就已经种进了他的骨子里。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他率领乡间民众参加陕西民军，投身辛亥革命。

袁世凯称帝，他参加讨袁；护法运动兴起，他加入靖国军。

一路打下来，这个蒲城出来的穷小子，一步步从乡间走向了手握陕西军政大权的陆军二级上将。

他自己后来说，这一生做过三件真正算得上的事：第一，带出了一支靖国军的革命队伍；

第二，1926年西安城被北洋军阀围攻，他与李虎臣一起坚守八个月，史称"二虎守长安"；

第三，就是西安事变。

1926年那一仗，值得单独说。

那年春天，吴佩孚指使刘镇华率镇嵩军七万人围攻西安。

城内守军不足两万，城外攻方兵力是守军数倍。

杨虎城与李虎臣放弃国民军名义，打起"陕军"旗号，以李虎臣为总指挥、杨虎城为副总指挥，共同指挥城防。

攻城转为围困之后，城内粮食彻底断绝，所有能吃的动物、树皮、皮带、皮鞋底统统被吃光，换算成吃食的也不过是一吊钱一块用糠与油渣熬成的大饼。

1926年10月间下了一场大雪，一天之后，警察局便收尸超过千具。

就这样整整撑了八个月，直到1926年11月27日冯玉祥援军赶到，西安才得以解围。

这场战役，造成五万余人死亡，仅西安城东北角的"革命公园"便收殓了三千多具无名尸骨。

守城结束后，杨虎城为战死的军民举行公祭，亲自写下挽联：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

这十六个字，写尽了他的内心底色——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值得，也清醒地明白这件事要付出什么代价，甚至要承受什么骂名。

这种清醒，在他后来面对西安事变的那一系列判断中，一次次地显现出来。

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杨虎城主政陕西，出任省政府主席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手握陕甘两省军政大权。

在主政期间，他压缩军费，引进水利专家李仪祉修建泾惠渠，灌溉关中农田五十余万亩；

自掏腰包在蒲城县创办尧山中学，至今仍是陕西省重点中学；

还参与创立了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也就是今天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结束了西北没有正式高等学府的历史。

这些事情，放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格外少见。

也正因如此，杨虎城在陕西民间的声望，远比一个单纯的军事将领要厚重得多。

1935年，蒋介石将张学良的东北军调入西北，与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一起围剿陕甘红军。

蒋介石的盘算清晰：两支来源不同的军队放在同一块地盘上互相牵制，谁也别想做大。

杨虎城早看穿了这一套，但他没有因此与东北军对立，反而主动以坦诚化解摩擦，与张学良结下了真实的情谊。

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底线：都不愿意再打内战，都认为日本才是真正的威胁。

就在这个基础上，西安事变的种子，缓缓生根。

【二】1936年12月12日，那场没有退路的兵谏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从洛阳飞抵西安，目的是亲自督战，部署对陕北红军的第六次围剿，并向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出明确指令：

立即把所部全部开赴陕北前线。否则，就把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调离陕甘，由中央军接替剿共。

这道命令，等于是最后通牒。

从1936年10月到12月，张学良已经数次面见或写信给蒋介石，反对继续进剿，每次都碰壁。

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游行，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拟赶赴临潼向蒋请愿。

蒋介石下令架起机枪准备镇压。

得知情况的张学良赶到十里铺拦住学生，声泪俱下地保证：给他一周时间解决问题。

当天他再次赶去临潼向蒋进谏，换来的是蒋介石的一句咆哮：你今天就是用手枪把我毙了，我也绝不停止剿共。并再次重申最后通牒。

至此，张学良和杨虎城已经没有任何和平劝说的空间。

两人的预案，其实早在此前数月间就已秘密准备。

杨虎城找来孙蔚如、李兴中、赵寿山、孔从洲，部署控制西安城内的军事行动，组织了多次夜间演习，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按照分工：东北军负责实施在临潼华清池扣蒋，十七路军负责解决西安城内的蒋系武装并拘押国府大员。

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部队突袭华清池，蒋介石仓皇逃上骊山后山，天亮前被搜寻扣押。

与此同时，西安城内，十七路军总指挥赵寿山接到指令后下令施放信号枪，全城展开行动，蒋介石随行的军政要员数十人悉数被控制。

整个行动从临潼到西安几乎同步完成，布置之周密，执行之干净，事后连很多亲历者都为之吃惊。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和杨虎城迅速联名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

杨虎城在12月15日的广播讲话中明确表态：此次举动，完全出于救国救亡的热诚，绝非针对个人，希望全国同胞在抗日旗帜下一致团结。

各方谈判随即展开。

中共派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代表团飞赴西安；

南京方面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也先后抵达，以私人名义介入斡旋。

1936年12月23日，正式谈判在张学良公馆中楼二层展开，西安方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三方出席，南京方面由宋子文、宋美龄代表。

历经数轮，蒋介石以人格担保，口头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条件，西安事变进入和平解决阶段。

然而，就在释放蒋介石的前一天深夜，一场分歧，把两个人的命运彻底拉向了不同的方向。

1936年12月24日深夜，张学良与杨虎城之间爆发了激烈争执。

根据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的记载，这天张学良"躁急不能自持"，与杨虎城在释蒋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吵"，甚至扬言如不能政治协商解决，"张某将独行其是"，两人"争执几至决裂"。

蒋介石后来在《西安半月记》中也记下了这个细节：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与张争几决裂。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反省录》里同样承认：在送蒋离陕问题上，与杨虎城发生歧见，言语急躁，几乎决裂。

杨虎城的立场，来自他对蒋介石多年的判断。

他的秘书王菊人在多年后记录，杨在谋划阶段就曾预估：蒋介石一旦回到南京，必然会对西安展开报复；他主张至少签署一份正式书面协议，有白纸黑字的保障，才能谈放人。

而张学良的逻辑恰好相反——他认为用亲自护送的诚意，能换来蒋介石的信任，能为西北军民争来一条退路。

那场争执，以张学良的意志收场。

【三】12月25日那一步，和它随后引发的连锁反应

1936年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夫妇登机，飞往南京。

一同踏上那架飞机的，还有张学良。

这个决定，连周恩来都没能拦住。

杨虎城的所有劝阻，也化为泡影。

根据宋子文日记的记载，12月24日当晚，张学良就曾与宋子文秘密"讨论出其不意带领委员长到机场搭机离开西安的可能性"，表明了他准备单独释蒋的态度。

12月25日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少壮派军官再度联名致信宋子文，坚持"商定的条件只是由领袖人格做保证是不行的，必须有蒋介石的签字"，"如若不然，绝不放蒋走"。

张学良面对部下的强烈反对，仍然力排众议，决定"自取适当断然之动作"，当天下午3时半即乘汽车从蒋住处出发，直奔西郊机场。

飞机落地南京，张学良当场被扣押，随即接受军事审判，从此失去自由。

消息传回西安，东北军内部瞬间陷入混乱。

张学良临行前把东北军委托给67军军长王以哲代为统率，听从杨虎城指挥，然而东北军有二十五万人，杨虎城的西北军不过六万，根本指挥不动。

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内部爆发"二二事变"：以孙铭九、苗剑秋为首的少壮派杀死了王以哲，随后在西安城内追杀所谓的妥协派，东北军瞬间乱成一锅粥。

少壮派控制不了局面，两天后仓皇出逃，留下的烂摊子全砸在了杨虎城身上——东北军各部纷纷向中央靠拢，杨虎城又被扣上"纵容叛乱"的帽子，腹背受敌，有口难辩。

蒋介石在1937年1月发布"整理陕甘军事"命令，以顾祝同取代张学良职位，杨虎城部被强制移驻陕西中部及西北部，兵权被一步步剥夺干净。

3月29日，蒋介石邀杨虎城赴杭州会谈，说：各级人员对你有不满情绪，你继续任职，情感上有所不便，不如先往欧洲参观一个时期。

这话，杨虎城听得懂是什么意思。

不去，也得去。

1937年5月27日，杨虎城在上海启程前，西安各界人士两万余人赶到机场送行。

6月29日，他偕妻谢葆真、次子杨拯中及随员共六人，乘坐美轮"胡佛总统号"离沪出发，驶向大洋彼岸。

杨拯英多年后回忆，母亲谢葆真出发前专程来八里村看望了她们姐妹几人。

那次见面极短，走时也没有多余的话。

谢葆真离开那天，杨拯英才三岁多，不太懂发生了什么。但那次别离，成了她和谢葆真母女今生今世最后一面。

谢葆真那年，二十四岁。

【四】宋子文那批英文档案，和一份在斯坦福大学被公开的历史记录

1937年7月8日，杨虎城正在从美国前往欧洲的轮船上，从旅伴口中得知了"七七事变"爆发的消息。

他当天就给宋子文发报，措辞直白："弟一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委座。"

宋子文回电，奉蒋介石之命：继续在国外考察，等待中央电召。

7月23日，蒋介石亲自来电，态度明确：留在国外。

杨虎城没有就此罢手。

他在欧洲一边公开宣传抗日主张，一边暗中寻找回国渠道。

他派代表秘密前往莫斯科，接触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打算借道苏联经延安回国。

整个接触过程极为机密，知晓的人寥寥无几。

然而，苏联方面将这个情报通过秘密渠道告知了蒋介石。

这条消息，改变了蒋介石原先"让杨虎城困在海外"的判断——杨虎城一旦经苏联抵达延安，加入延安方面，对蒋介石而言将是一个难以控制的变数。

于是，蒋介石设计了一个三步走的诱捕计划：第一步，由宋子文出面发电，以"自动返国"的措辞引诱杨虎城回来；

第二步，杨虎城响应后，宋子文亲自赶赴香港接待，把蒋介石"在南昌接见"的电报转交给他；

第三步，杨虎城按照电报指示抵达南昌后，由戴笠当场拘押。

1937年9月下旬，日内瓦转来宋子文的电报，语气出乎意料地宽和：如今全国抗战，各方同志纷纷集结共赴国难，你虽未奉正式电召，但可"自动返国"。

杨虎城身边的随员里，有人认为时机尚不明朗，劝他暂缓行动。

但杨虎城心意已决。

他在给宋子文的回电里写道："愿以戴罪之身效命前线，任何职务，任何阶级，皆所不计。"

这句话，后来被认为这是杨虎城对局势的清醒接受，也有人认为这恰恰说明他对蒋介石的判断，比张学良当年要现实得多——

他知道回去凶多吉少，却仍旧选择走上这条路。

1937年10月29日，杨虎城携秘书、家人一行，在法国马赛港登上"冉拉保底号"轮船。

11月26日凌晨，恰好是他44岁生日这天，轮船在黎明前抵达香港。

岸上来了一个穿黄军服的人上船，自称代表军委会欢迎，实际身份是军统局少将特派员。

第二天，宋子文专程赶来香港，搬进杨虎城下榻的半岛酒店同住，老相识叙旧，气氛融洽。

11月28日，宋子文转交了一封蒋介石的电报，措辞客气："派戴笠迎接，到南昌相见。"

11月30日上午，杨虎城从香港起飞，经长沙、武昌，一路北上。

12月1日午后抵达武昌车站，戴笠率武汉行营及湖北省政府官员百余人出面"迎接"，规格看上去颇为隆重。

第二天，戴笠以飞机座位有限为由，执意只让杨虎城一人登机，南下南昌。

部下王根僧再三要求同行，戴笠最终让步，换下了自己的一名随员，同意王上机。

飞机落地南昌，一切看上去都没有任何异常。

然而，宋子文在西安事变期间，写下了那段日子里每一天的亲历记录，一行一行，毫不遮掩。

那份在当年被精心封存、在几十年后才得以被看见的文字，用极为简短的笔墨，写定了两个参与同一场事变的人，为何会走向两种天壤之别的命运，也写定了一个女儿此后漫长一生里，最深的疑问与心结......

【五】宋子文日记里的那几行字，和台湾国史馆那份戴笠密电

宋子文的西安事变日记，原件系英文，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俊义译成中文，发表于《百年潮》2004年第7期。

这份日记，在此之前从未公开，以至于蒋介石在世时煞费苦心编撰的《西安半月记》《对张杨训词》等一系列关于事变的官方叙述，在这份亲历文件面前，被逐条对照，逐一戳穿。

日记里有一段记录，长期以来被研究者们反复引用。

在西安谈判的最后阶段，蒋介石与宋子文进行了多次私下交谈。

宋子文在日记中记录，蒋介石对张学良与杨虎城的态度，存在着明显而持续的区别对待。

对张学良，蒋介石始终用一种复杂的情感措辞来表述——张是晚辈，蒋对他有栽培之恩，他以兵变的形式劫持蒋介石，让蒋穿着睡衣拖鞋在骊山的黑暗里跌落，受了伤，又冻又怕，这是蒋介石一生中极少经历过的耻辱。

但在蒋介石的私下表述里，对张学良的处置，仍带着某种可被"疏导"的意味——毕竟张学良不仅主动护送他回南京，还在政治上等于递了一个"服输"的信号。

而对杨虎城，蒋介石的措辞明显不同。

蒋介石曾明确将杨虎城定性为"西北三位一体之中心"，并以此判断他是需要"另眼看待"的对象——这几个字，在当时的语境下，意味着他认为杨虎城比张学良更难处置，也更具有潜在威胁。

从谈判桌上的那几行字，到戴笠日后那封密电，再到后来的一切，构成了一条完整的逻辑链。

这封戴笠密电，后来被杨虎城之孙杨瀚从台湾国史馆的档案库中找到了原件。

电报写于杨虎城回到香港之后，戴笠亲笔，写给蒋介石，原文中有一段极为露骨的表述：杨虎城抵达武汉后知晓此事的人必然增多，在举国一致对外抗日的舆论压力下，杨虎城一旦抵汉后骤然失踪，势必引起各方怀疑与责难，"实不利于目前之情势也"。

于是他给出了自己倾向的方案："生意仍以在港秘密处决为妥，因在港处决吾人尚可诿罪于日人，且可加强英日之恶感也。"

意思是：在香港就地秘密杀掉杨虎城，干净利落，还可以把责任推到日本人头上，顺带激化英日矛盾，一石二鸟。

但戴笠同时意识到自己拿不准蒋介石的真实意图，在电报里又留了另一个选项：如果钧座认为只需制止杨虎城擅自回国之举动、不必"根本解决"，那就等他抵达武汉后，由自己设法诱其前往牯岭软禁看管。

两套方案，末尾一句"如何，乞迅赐示遵"。

蒋介石没有批准香港就地处决的方案。

杨虎城顺利从香港出发，一路被引导，最终抵达南昌，落地即被拘押。

这正是杨拯英晚年那句话的历史注脚：蒋介石在1937年，对杨虎城最初的处置思路，并不是赶尽杀绝。

蒋介石选择"诱捕"而非"处决"，背后有他自己的政治逻辑。

全面抗战刚刚爆发，国内反内战、求团结的舆论声浪极高，杨虎城在民间声誉不低，贸然杀害一个公开请缨抗日的将领，舆论代价无法承受。

加之张学良已经在手，杨虎城的实际威胁已大大压缩。

更重要的是，在蒋介石看来，关押一个活的杨虎城，远比处决一个死的杨虎城更有价值——他可以随时拿出来谈判，可以用来稳住旧部，也可以借助他的认错来为西安事变定性。

于是，诱捕。

1937年12月2日，飞机落地南昌，杨虎城踏出机舱的那一刻，迎接他的是军统的便衣特务和提前布置好的宪兵队。

据后来参与行动的沈醉回忆，蒋介石亲自召见戴笠，当面下达指示；

戴笠随即返回武汉，命令军统特务队长李家杰从队中挑选二十余名便衣人员，由李家杰率队先赴南昌布置，同时蒋介石另外加派宪兵一连协同配合。

杨虎城一到南昌，便被这些便衣警卫和宪兵完全管制，与外界一切联系随即中断。

他随后被秘密转移至距南昌市区约三十公里的梅岭别墅，名义上是"妥善安置"，实际上已处于完全隔离状态。

1938年1月14日，夫人谢葆真携幼子杨拯中从西安赶到南昌，一进城也随即失去自由，被分开关押。

半年后才被允许与杨虎城短暂相聚。

此后一家人辗转被押往湖南长沙朱家花园，再到益阳桃花仑，1938年秋冬之交，随着国民政府从武汉撤退，杨虎城一家被押解至贵州息烽集中营的玄天洞——正式意义上的长期囚禁，从这里开始。

【六】贵州息烽到重庆杨家山，十二年里那些鲜少被提及的细节

从1937年12月算起，到1949年9月，整整十二年。

杨虎城先后被关押于江西南昌梅岭别墅、湖南长沙朱家花园、益阳桃花仑、贵州息烽集中营玄天洞、重庆杨家山、贵阳麒麟洞等多处，辗转六地，从未停止被转移。

贵州息烽，杨虎城一关就是八年。

息烽集中营坐落在贵州息烽县的山区里，地处偏僻，易守难攻。

在玄天洞，白天杨虎城可以走到门口的山嘴处，眺望一下穿过息烽的公路；

日落之后不准出门，只能在屋内活动。

看守规模，远比关押张学良的规格要高得多——一个排的宪兵加二十余名特务队员日夜轮换值守。

后来他被移往重庆，这批看守人员全部跟随转移。

同一时段，张学良被关在贵州修文县阳明洞，看守规模和生活条件均远优于杨虎城。

这十二年里，蒋介石数度派人前来游说，向杨虎城提出条件：只要他愿意签署一份公开声明，承认西安事变是"受中共蒙骗"所致，就可以换取一定程度的宽待。

杨虎城每次都断然拒绝。

拒绝一次，条件收紧一轮，生活待遇随之恶化一轮。

外部也有过两次试图营救的努力，均无功而返。

1942年，一封通过宋子文转交的信函请求释放杨虎城，未获任何回应。

1946年，国共重庆和谈期间，伟人在谈判桌上明确提出释放杨虎城的要求，被蒋介石以各种理由推脱拒绝。

狱中的岁月，还在一次次地带走身边的人。

夫人谢葆真，1913年5月生，入狱时才二十四五岁。

她是1926年加入的早期党员，在狱中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拒绝配合任何对杨虎城施压的举动。长年关押加上精神摧残，她的身体迅速垮掉。

1947年2月，谢葆真在狱中被迫害致死，年仅三十三岁。

幼子杨拯中，被带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在铁窗里度过了整个少年时代，从未接受过任何正常意义上的学校教育。

幼女杨拯贵，是谢葆真在狱中怀上、在狱中生下的，自出生起便从未见过铁窗之外的世界。

秘书宋绮云和夫人徐林侠，以及他们出生于狱中的幼子宋振中——后来人们熟知的"小萝卜头"——同样一道被关押，无一得以幸免。

据当时的看守者后来回忆，宋振中这个孩子聪明好学，在铁窗里靠着难友教他识字，学得极为用功，身形却因为长年缺乏营养而极为瘦弱——他牺牲时，才九岁。

1945年8月，日本战败的消息传到息烽集中营，狱中气氛短暂松动。

连看守们私下的态度也略有改善，有人甚至传话说，认为抗战已经结束，蒋介石对杨虎城的仇恨或许会随着时间消解。

杨虎城在这段时间里曾向外写信，表示愿意为国家建设效力，请求归还自由。

信送了出去，没有任何回音。

这封信，与当年他在欧洲写给宋子文那封"愿以戴罪之身效命前线"的电报，相隔了整整八年。

两封信，一封送进了牢笼，一封从牢笼里发出，而两封信的结局，都是沉默。

1948年，三大战役相继展开，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加速崩溃。

杨虎城和家人被从贵州押运至重庆，关押于歌乐山松林坡戴公祠。

这里，是他最后一处囚禁地。

【七】1949年9月6日，重庆戴公祠，最后一夜

1949年，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解放军百万雄师已过长江，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国民政府仓皇西撤，重庆成为最后的据点。

代总统李宗仁在这个节骨眼上曾明确下令释放杨虎城，然而这道命令，从未被执行。

9月初，重庆城郊已经能隐约听见远处的炮声。

军统系统的继任者毛人凤，接到蒋介石的直接命令。

1949年9月6日深夜，重庆歌乐山松林坡，戴公祠。

军统特务杨进兴、熊祥、王少山、林永昌四人奉命行事。

当夜，他们先后以匕首刺杀了杨虎城本人，幼子杨拯中，幼女杨拯贵，秘书宋绮云，宋绮云之妻徐林侠，他们的孩子宋振中，以及副官张醒民、阎继明，共计八人。

遗体随即被硝镪水毁容，以清除痕迹。

那一夜，距离新中国成立，还有二十五天。

杨虎城死时，五十六岁。

消息传出后，震动了已经接管重庆的各方人士。

新中国成立后，杨虎城的灵柩被从重庆运回陕西。

1950年1月30日，灵柩运抵西安车站，彭德怀亲临主祭。

2月4日，陕西省各界在西安举行公祭，彭德怀送上挽词：主张抗日，反对内战，十年囹圄，无亏大节；扫清残敌，消灭独裁，全国解放，足慰英魂。

1950年2月7日，杨虎城与谢葆真、儿子杨拯中，副官张醒民、阎继明，以及秘书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和宋振中，合葬于西安南郊少陵原，长眠故土。

今天这里已经建成杨虎城将军烈士陵园，是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1955年6月，杀害杨虎城的执行凶手杨进兴改名换姓、藏匿多年后，在重庆被公安部门查获逮捕。

经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判，判处死刑，随即执行。

那一年，距离戴公祠那一夜，过去了整整六年。

而张学良，在台湾的别墅里，那时仍处于软禁之中。

1990年，软禁被正式解除，他恢复了有限的人身自由。

1994年，他离开台湾，定居美国夏威夷。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夏威夷病逝，享年一百零一岁。

关于张学良对杨虎城的评价，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前后对比。

1956年，蒋介石指令张学良写下西安事变回忆，张在文中写道：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恢复有限自由的张学良在接受采访时，却说出了截然不同的话：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当然我们两个人，那是杨虎城不平啊。

他还说：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啊，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

1999年，杨虎城之孙杨瀚千里赴美，在夏威夷见到了年届九十九岁的张学良，完成了父亲杨拯民的遗愿。

两个家族的后人坐在一起，谈起那段往事，张学良据杨瀚后来讲述，对当年那一步仍然没有后悔——他认为那是他在那种情境下能做的唯一选择。

2009年9月10日，杨虎城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杨拯英从父亲下葬那年起，已经在守护这段历史将近六十年。

她在西安从事教育工作，后来参与西安事变纪念馆的筹建，调入《文史资料》担任编辑，1983年起任陕西省政协委员，退休后仍持续接受采访、整理史料。

她的姐姐杨拯陆，在1958年9月底地质勘察途中遭遇暴风雪，年仅二十三岁牺牲于新疆，她勘察的那片地质构造被命名为"拯陆背斜"，至今沿用。

杨虎城十个子女里，有人在狱中牺牲，有人在野外牺牲，有人后来成为省级干部，有人默默退休——每一个人的轨迹，都折射出那段历史的不同侧面。

2003年那个初冬，杨拯英说出了那句话的时候，已经八十二岁。

她这一生，从中学校长到文史编辑，从省政协委员到最后的退休生活，几乎每一个阶段都和整理、记录、守护那段历史有关。

她比任何人都更清楚，那段历史里每一个细节的分量，也比任何人都更清楚，那些"本可以不同"的时刻究竟意味着什么。

她的父亲杨虎城，年轻时写过一首诗：西北山高水又长，男儿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浪推前浪，跳上浪头干一场。写这首诗的时候，他才二十四岁，刚刚走出蒲城，一身孤勇，前途完全未知。

他确实跳上了浪头，也确实干了一场。

就是这一场，让他再也没能回到那片山高水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