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宇翔：运河边的中国（六至八）

北京昌平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龙泉禅寺/作者摄于2025年

文|罗宇翔，作者授权发布

六

从塘栖继续向北，尽管运河仍有一条主线，大大小小的分岔却如同枝桠般发散开来，地图上代表水域的蓝色渐多，或呈带状或呈饼状，令人眼花缭乱。杭州、嘉兴、湖州三地组成的杭嘉湖平原，因河网稠密、水系发达，乃是名副其实的水乡泽国。

作为中国历史上意蕴最丰富的地域之一，“江南”既是有着地理与文化双重内涵的概念，也是仍在伸缩变动的范围。参照历史学界广泛接受的“八州一府”说，明清时期江南的地域范围应当涵盖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应天）、杭州、嘉兴和湖州八府以及自苏州府析出的太仓一州，总面积约4.3万平方公里，因自然生态与经济联系的整体性，构成颇为完整的经济区（李伯重，2010：15）。由此可知，杭嘉湖平原称得上是再标准不过的江南。

在“八州一府”之外，另有浙江绍兴与江苏扬州两座城市尤其特殊，值得一提。尽管按字面意思“长江以南”理解，地处钱塘江以南的绍兴与长江以北的扬州并不在江南之列；就城市气质而言，绍兴曾因偏居一隅远离中心、发展为并祀夏禹秦皇的“华夏边缘”，扬州则因盐商汇聚巨额财富、发展为消费主义盛行的“流寓城市”（唐宋运河考察队编，1986；安东篱，2022；段志强，2023）——二者与江南的气质均相去甚远。然而晚近以来，两地却跻身大众观念里的江南范畴，例如以乌篷船为象征的“江南水乡”已成为绍兴的旅游名片，又如扬州的“二十四桥明月夜”寄托着人们对江南的想象。置身八字桥下亦或瘦西湖畔，小桥、流水与人家的意象组合给予旅人江南之感，而毫无违和。

石拱桥，桥侧岸边洗衣服的人/甘博（Sidney Gamble）摄于1918年

且说回杭嘉湖平原，运河流经桐乡，便进入了嘉兴地界。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江西商人吴中孚纂辑商业指南《商贾便览》，供行商坐贾使用，是书细致记录下清代前期的社会生活与商业状况，为明清商书之集大成者。书中对各省州府的风俗土产均有简要介绍，“浙江省”一节便形容嘉兴府风俗“土膏沃饶，农桑耕织，风俗淳秀，人物文贤。”（吴中孚，2019：50-51）字里行间，嘉兴作为传统社会里“优等生”的形象跃然纸上。

嘉兴桐乡石门镇西市街大井弄1号，丰子恺纪念馆坐落于运河西畔，枕河而建。今日的运河上不再有客船往来，丰子恺老先生念兹在兹的水乡客船，今人是无从体验了。我们只有追随他的笔触，试着感受水乡情调：

客船是我们水乡一带地方特有的一种船。水乡地方，河流四通八达。这环境娇养了人，三五里路也要坐船，不肯步行。客船最讲究，船内装备极好。分为船梢、船舱、船头三部分，都有板壁隔开。船梢是摇船人工作之所，烧饭也在这里。船舱是客人坐的，船头上安置什物。舱内设一榻、一小桌，两旁开玻璃窗，窗下都有坐板。那张小桌平时摆在船舱角里，三只短脚搁在坐板上，一只长脚落地。倘有四人共饮，三只短脚可接长来，四脚落地，放在船舱中央。此桌约有二尺见方，叉麻雀也可以。舱内隔壁上都嵌着书画镜框，竟象一间小小的客堂。这种船真可称之为画船。这种画船雇用一天大约一元。（那时米价每石约二元半。）

没了客船，我先搭公交自塘栖返回杭州市区，再换乘地铁到杭州站，辗转半天，才在傍晚抵达了嘉兴站。迥异于各地火车站通常的样貌，嘉兴站似乎是从一楼平台下沉至地下，站内装饰以白色为主色调，屋顶划出流畅滑润而不整齐规则的窗口，自然光由此溜进候车厅。建筑师马岩松主持设计了嘉兴站的改造工程，项目于2019年底开工，2021年完成改造投入使用。以“森林中的火车站”为理念，改造方案将车站主体空间与商业配套收置于地下，在新站房引入自然光与新风；地面腾出的空间进一步扩大了人民公园，根据历史影像，在公园中心复原了老站房，并在站前种满大冠幅树木，使得火车站融于森林中。

公共空间应当是向所有人敞开的——在站内穿行，这个念头自然而然地蹦出来。因实际运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如乘客动线复杂、商业布局不合理，有关嘉兴站的设计争议不小。抛去那些玄奥的、高大上的设计用语，在我看来，颇为“另类”的嘉兴站倒实实在在提供了一个思考人与空间关系的样本，用时兴的概念来说，那便是“人文尺度”。

手机上浏览住宿，意外发现嘉兴的酒店价格普遍相当便宜，订了一间月河历史街区北侧的酒店客房，竟然仅82.8元。点开费用明细，其中包含“嘉兴消费券”补贴40元，房费原价156元，各种优惠叠加后，价格降至80元出头，着实让我惊讶了一番。时常刷到各地发放不同品类消费券（如住宿、餐饮、观影、景区）的新闻，今天总算亲身享受了一把便利。在酒店放下背包，出门觅食。嘉兴的市容市貌极为干净整洁，夜里挂起大风，空中却未有扬尘，走在路上只觉阵阵清爽，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体验，仿佛大风吹至嘉兴也不忍凌厉，而温柔了几分。

在有“江南第一粮仓”之称的嘉兴，面食颇为出名，嘉兴人爱吃面，从种类繁多的浇头与干湿各异的面条中便能说明。推门走进街边一家面馆，时间不到八点，却快要打烊。酱鸭面和笋尖鲜肉烧卖是小店的招牌，烧卖已经售罄，便点了一份酱鸭面，靠着临街的窗边坐下。

嘉兴酱鸭面/作者摄于2025年

很快一碗细面、一碟酱鸭端了上来，一时不知是分开食用还是将酱鸭作为浇头盖在面上，问店家，答复分开食用即可。面汤色泽油亮，酱油与猪油的浓郁香味挂在细软的湿面之上，每一根都吸满了汤汁的光泽，入口滑溜筋道。据店内张贴的文字宣称，酱鸭选用大土鸭，瘦肉多而脂肪含量低。裹满老卤的酱鸭色泽褐红，咬上一口，肉质紧实，反倒显得鸭皮的滋味逊色许多。嘉兴还有一种老鸭面，大概是红烧鸭肉作为浇头淋于面上，或汤面或干挑，一碗盛出，便为老鸭面——但这只是我未经证实的猜想，具体如何，还需请本地人多多指教。

夜晚的月河历史街区依旧人流熙攘，运河自荷月桥下流过，向北又延伸出平行的内月河、外月河，其蜿蜒走势状若月牙，“月河”一名是否就来源于此？据景区展牌介绍，月河街区是“嘉兴市区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最能反映江南水乡居住特色的老街。”运河、内月河、外月河三条河及其划定的中基路、坛弄以及秀水兜三条街巷，共同构成了月河街区“三河三街”的基本格局。中基路上不少门面已闭店，仍在营业的多是星巴克、肯德基等连锁品牌。一家挂满葫芦的小店内，女主人一面收拾外摆葫芦准备关门，一面又吆喝来往的游客停留把玩。从小巷穿至坛弄，竟又是另一番天地。数十家酒吧沿街一字排开，民谣酒吧、音乐空间、中式小酒馆播放着各类曲风，店内年轻的员工站在门前招徕旅客，中基路已进入睡梦，而坛弄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顺着运河漫步至北丽桥东端的芦席汇历史街区，顾名思义，芦席汇因是明清时期芦席贸易市场而得名。成片的白墙黑瓦间，新建的痕迹尚未褪去，集贤桥下，景观灯光勾勒出三孔石拱桥的轮廓，倒映在河面，水声细细簌簌，更显得岸上的寂静。芦席汇北侧的双魁巷是我在计划行程时特意收藏的地点，1986年《话说运河》节目组行至此地，运河人家枕河而居、与水共生的生动画面，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有水才会有人家，有水才会有生活，水边人家更离不开水。双魁巷，是傍水居住在一起的30多户的运河人家。人们走进这里，亲切的气氛给人的感觉，就跟走进北京的大杂院一样。100多年历史的木结构房屋，使人联想到这里一定珍藏着那些数也数不清的，纯朴又纯朴的市井故事。新郎官的喜悦与新生儿的微笑，使人感觉这里永远充满新的生机。……长辈是大家尊敬的，后代是大家疼爱的。花开花落，日升日落，大运河边，双魁巷里，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着。运河在他们的生活中流过，流了多少年？再流多少年？可以相信，即使有一天，这古老的房舍变成了各家独居的现代化大楼，他们的感情仍然会如此，他们的心仍然会像运河水一样永远相通。（中央电视台编，1987：42）

穿过芦席汇走上秀洲北路，斜对面便是双魁巷。靛蓝色的夜空下，昏黄的路灯照向巷门左右两面白墙，飞檐翘角的影子被拉长；门头纹饰精雕细刻，青灰色的石质门额上，“雙魁巷”三字笔画遒劲。我站在巷子跟前仔细端详，感受到的是古朴、对称与典雅的中式美感，精致婉约而又大开大合。木门紧闭，我估摸是时间太晚、巷子已关门之故，但再看门上的铜环，却又像是许久未开之状。询问路过的一位大妈，她说道双魁巷已关闭了十多年，原来的老居民迁走后便大门紧锁，就连本地人也无法进入，直到今天仍未开放。“花钱做摆设，也不知道在弄什么名堂。”

嘉兴双魁巷/作者摄于2025年

始建于1917年的双魁巷名字暗喻“一花双魁”，据传修建者本有在此开设青楼之打算，后因故未成便用作了民居，整巷沿运河伸展，二十六间屋舍户户相对、彼此连通。因其民居建筑保留了较为完整的明清里巷建筑形制与风格，2011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双魁巷为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随后双魁巷整体修缮工程启动，原住民悉数迁出，并对巷内实施封闭管理，成了今日的模样。我在手机上搜索双魁巷，弹出一些相关的图文视频，评论区中，人们对其常年大门紧锁多有微词——“关了多年，何年何月才能修复！”“门关得死死的，进都进不去。这样有什么意义？”“不明白，双魁巷改造景区，几年了，去过了多少次，每次都是铁将军把门，白跑了多少冤枉路。”“双魁巷原住居民迁出，就是败笔！展示江南传统民居生活的核心没了，味道就消失了。”

我贴着木门的缝隙向内望去，青石板路依旧在，可两旁的门面却清一色的规整统一，晚近刷过的油漆不免使得整排屋舍如同新造。往昔的杂乱无序、藏污纳垢已被崭新的规划清扫干净，连同双魁巷的人声、人影、人味、人情也被一并根除了。心中难免涌上一股莫名的失落，忽地又让我想起《话说运河》中那欢快轻盈的场景，仿佛身临其境，却又遥不可及。

七

夜里大风过境，比起昨日的塘栖，嘉兴清晨的体感温度还要冷上三四度。把冲锋衣拉链拎至顶部，骑一辆共享电单车到汽车北站，在此搭乘273路公交车前往市区北面的王江泾镇。自月河历史街区旁的北丽桥起始，一直到苏州城河，这一截运河为苏州塘段。公交车行驶于嘉兴至苏州的苏嘉路上，与东侧的运河苏州塘段几乎平行，约莫四十分钟后抵达镇上。运河一路流经杭州的拱宸桥和广济桥，到了嘉兴王江泾，眼前便是又一座运河名桥，长虹桥。

阴天的长虹桥极像是区隔运河与天空的界标，三个硕大的拱券连成一道流畅的弧线，确如长虹卧波一般舒展，横亘于水天一色之间。长虹桥为典型的三孔实腹薄孔薄墩联拱桥，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历经清康熙五年（1666）、嘉庆十七年（1812）、光绪六年（1880）三次重修，至今可通货船，是运河主航道上少数仍旧发挥作用的古桥之一。我从北虹大桥上眺望运河，长虹桥右侧，一栋通体黄色的寺庙建筑在阴沉的天色中颇为显眼，即始建于唐代的长虹古寺。因当地流传乾隆帝南巡曾夜宿于此，古寺又俗称“一宿庵”。在与长虹桥垂直的西岸，另有一座不易注意到的闻店桥。

王江泾镇长虹桥/作者摄于2025年

长虹桥中孔拱券两翼，各有一组石蚣蝮，在镇水的寓意外，蚣蝮还发挥着更直接的防撞功能。桥下航道繁忙，运载砂石的货船穿梭往来，船舷的名牌标明身份，如“苏通货858”“浙长兴货6931”。横看成岭侧成峰，苏东坡的名句用在观赏古桥上倒也十分恰当，从正对桥身的视角望去，我所见到的是古桥纤细婀娜的身姿；再踏上桥行至顶端，我感受到的又是古桥庄严厚重的气韵。

时值三月下旬，运河畔几簇油菜花盛开，在略显昏沉的阴天增添了一抹亮色。桥东端为地方政府打造的嘉兴运河湾国家湿地公园，我站在桥头环顾四周，却不见一位旅客，只我一人目送船只远去。可以想见，以长虹桥为核心景点的景区属于较为冷门、偏僻的旅行目的地，平日里游客应当不会太多。在生活社交平台“小红书”APP上搜索“嘉兴旅游攻略”，热门打卡地有南湖旅游区、子城遗址公园以及月河历史街区，而鲜有博主提及长虹桥、三塔公园一类的运河景观。

出了长虹公园，街边的王江泾镇非遗展示馆内，馆员同时也是推销地方特产的店员。墙上的图文展板介绍的是民主村莲泗荡的刘王庙与网船会，我读着内容，突然反应过来：这不就是历史学家赵世瑜那本《猛将还乡》所讨论的“刘猛将”么？按馆内展板所说，刘王庙是专门奉祀刘猛将的庙宇，网船会则是依托刘王庙而发展出的水上庙会。我向馆员大姐问起网船会会期，她说不久之后的清明便是举办庙会的日子，看来此行是无法目睹庙会的盛景了，我一边说着，一边在手机地图上标记刘王庙，决定下午前去一探究竟。

在镇上简单吃过便饭，按行程规划，先打车前往毗邻的盛泽镇。四十年前，《话说运河》节目组也正是拍摄了王江泾长虹桥后进入了盛泽。由舜湖东路转入蚕花路，一刻钟的工夫便到了先蚕祠，不经意间已从浙江省进入了江苏省地界。从塘栖北上之际，我们曾提到，运河流经的水乡泽国遍布名镇，乌镇、南浔、震泽、盛泽、平望、周庄——在大众的观念里，这些“运河明珠”一同构成了江南市镇的繁华图景。对于盛泽与运河之关系，历史地理学泰斗史念海先生在其名著《中国的运河》中有过一段平实的论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连串运河明珠的形成历程。

苏州能够富庶繁荣，除过当地盛产米粮外，丝织业的发达也应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当地所产的丝织物正是借着运河运销各处。苏州之南，吴江县盛泽镇的发展就是具体的说明。盛泽镇在明弘治年间只不过是一个普通村落，到清初康熙年间已有居民万余家，这些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当时苏州附近各县像盛泽这样以纺织为主要产业的市镇尚非少数，只有盛泽最为发达，这不能不说是盛泽近于运河的缘故。（史念海，2022：268）

苏州吴江盛泽镇先蚕祠/作者摄于2025年

明清时期盛泽居民以蚕桑为业，“尽逐绫绸之利”，机杼之声不绝，四方商贾云集，发展为“日出万绸，衣被天下”的丝绸名镇，眼前的先蚕祠即是这段历史的最佳见证。先蚕祠的歇山顶砖雕门楼极其精美，飞檐翘角向上延伸，灵动飘逸；左右两道拱门上方的石匾分别写道“织云”“绣锦”，处处彰显着丝绸的印记。清道光二十年（1840），先蚕祠作为盛泽的丝业公所而建。先蚕即嫘祖，民间俗称蚕花娘娘，故先蚕祠又名蚕花殿；在传说故事中，嫘祖是教民养蚕的丝绸业祖师，更是护佑盛泽子民生计的神灵。步入蚕皇殿，正中间的神龛供奉着黄帝、神农与嫘祖三尊坐像，头顶正梁的匾额则上书“人文始祖”。

好一个“人文始祖”！在如此一个市场发育成熟、经济繁荣活跃的地方，就算是公然将财神爷供于正殿，也丝毫不令人奇怪——甚至因为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有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经典论断——而具有了天然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盛泽的先民们却并未单单祭拜财神，反倒是郑重其事地恭请年岁悠远的华夏先祖端坐正殿大堂，意在强调的不是别的，恰恰是孕育了经济发展要件的文化脉络。有意思的是，1999年镇政府重修先蚕祠之际，将原本丝业公所的议事厅改建为供奉比干、赵公明、关羽的财神殿，并称此举是“以应民众求财心态”。由韦伯所点明的经济与文化命题，竟在中国江南小镇的一间祠庙里得到了最生动的呈现。

直至今日，每逢小满节气，蚕茧长成、新丝在即，盛泽人依旧会到先蚕祠隆重祭祀嫘祖诞辰，于蚕皇殿前举行先蚕礼祈福大典，开锣演出祈愿丰收的小满戏。在传统民俗的基础之上，又增添了在蚕花里历史风貌街区开展“蚕花姑娘”祈福巡游、“绸都风华”蚕花妆造体验、“蚕花闹市”小满风物市集等活动。【注】

盛泽的弄堂有“七十二条半”之说，随意从任一条马路斜插入小巷，便触摸到了最本真的日常生活。眼前是纵横交错的小河、肆意交织的电线、斑驳陈旧的民居，还有户户门前晾晒的衣物与穿梭其间的电瓶车。先蚕祠西侧不远处，济东会馆藏身于一条再寻常不过的居民小巷内。一位老者坐在蚕花路边，手捧着不锈钢茶缸，身前的菜篮码着清早从自家地里摘的青菜。我上前去想要同老人家交谈几句，一开口才意识到无法顺利沟通，老人家或许能听懂普通话，但我却实在难以理解他那地道的吴语，只好作罢。

盛泽蚕花路上卖菜的老者/作者摄于2025年

济东会馆由清嘉庆年间山东济南府商人所建，是镇上现存最完整的清代会馆建筑，呈三进硬山顶格局，均面阔三间。前厅曾是茶厅，如今改为盛泽图书馆分馆，前厅前后两端皆为落地长窗，在这般古朴而幽静的环境中读书看报，自然是一种享受。穿过天井，会馆后方的正厅曾作议事厅，如今也改为展示与售卖各种名为“非遗技艺”的丝绸制品。

我在上了年份的阅览室里坐着休憩，翻看先蚕祠门前免费提供的盛泽文旅手绘导览图册，惊叹其内容之细致与制作之精美：作为一座小镇，盛泽却如此认真地对待自身的文化传统与旅游资源，彩绘地图上详尽梳理了丝绸印迹、工业旅游、乡野觅趣、地道美食、舒适旅居、博物研学、商业购物、生态休闲八大板块的点位及其简介，并逐一罗列各个文旅点位的公共交通运行线路。除此之外，正在进行时的蚕花里街区更新项目聚焦于“日常的遗产”，关注在地的生活方式、身份认同与集体记忆，探索通过本地组织与主理人来激发社区自组织能力的路径，推动新空间、新功能、新秩序的形成。这一切努力统统汇成手册封面的那句宣传语，“绸都盛泽欢迎您！”

盛泽文旅手绘导览图/“发现盛泽·文旅指南”微信小程序

拿着这样一份用心的旅游指南，我不禁感慨——我们早已听惯了每座城市、每一景区清一色的问候语“某某欢迎您”，却不曾深究这一句许诺原本应当兑现的配套服务与旅行体验。所谓“欢迎”，既不是汲汲钻营如何跟风炮制“网红打卡点”，也非草草立上一根“我在某地很想你”“想你的风吹到了某地”的路牌，而是在细致耐心地、深入透彻地梳理域内文化脉络与旅游潜力的基础上，切合实际地、科学合理地完善文旅配套设施建设，进而才谈得上开门迎客，才有资格、有底气说出那句“我们欢迎您”。

凡此种种，盛泽开了一个相当漂亮的头。

八

忙着从盛泽回到王江泾，只好在先蚕祠旁的烧卖博物馆打包了一笼盛泽烧麦，匆匆打车前往刘王庙。盛泽烧卖博物馆名曰“博物馆”，实际上是镇上四十多位烧卖师傅轮值经营的共享平台，每周两位主理人主持生意。这种形式颇为新颖，实质上也确如博物馆一般，向来客展示各家招牌、八方风味。店内布局考究、陈设精致，甚至桌上的粗陶醋壶也特别烧制了“小满”二字，可惜时间并不允许我坐下慢慢品味了。眼见着厨房内包烧卖的阿姨指尖飞快跳跃，从现包到上蒸再到出笼不过七八分钟，不用片刻，我已提着热气腾腾的烧卖坐上了车。

车行在通往刘王庙的乡间公路，虽是在陆地之上，却实实在在令人感到置身水的世界，车似乎也成了船，划过一连串的荡、港、泾、浜，终于在淅淅沥沥的雨中抵达了景区入口。层叠的瓦檐下，整排沿街店面一直延伸至庙门之前，天色依旧阴沉，雨中夹杂着泥土、香烛与竹篾的气味，售卖各式糕点、果蔬种子、锅碗瓢盆、竹制手工品的小店零星开着，街上却不见游人。我找到一处雨棚下的板凳歇脚，就着簌簌雨声品尝烧卖。

盛泽烧卖个头比想象中小巧，不如北方的牛羊肉烧麦那般敦实，也不比江浙沪常见的糯米烧卖饱满，倒是有些像馄饨。烧卖皮薄如蝉翼，隐约可见粉嫩的肉馅，提起一只放在嘴边，便能感到汤汁在底部轻轻晃荡。盛泽的烧卖馅料多为当季食材，如蟹黄、笋丁、荠菜、茭白，入口是食材本真的鲜甜，而没有喧宾夺主的调味增香。我点的鲜肉烧卖一份16只，12元，很是平价。

盛泽烧卖/作者摄于2025年

刘王庙门前设有检票闸机，正准备买票，票务窗口的大妈见我一人来此，很是好奇，得知我是专程拜谒刘猛将而来，她便领着我自侧门免费进去了。淡季的景区内少有旅客，绵绵细雨中更显得冷清。正对庙门的一方池塘中，刘猛将雕像矗立水上，其身后的巨幅展板写道“江南网船会：中国唯一原生态水上庙会”。池塘左侧，立于前后两座殿宇之间的《重建刘王殿碑记》提供了一些历史信息。文革期间原庙被毁，1986年乡民捐资重建前殿，时名刘公祠；1992年建成后殿刘王殿；2008年前殿又经扩建，并于2017年更名为猛将殿。正殿猛将殿形制高亢，颇具气势，步入殿内，一尊硕大的刘猛将神像端坐其中，两侧的对联凝炼了他生前身后的传说故事，“祭酺驱虫灭蝗猛将军，正直为神普佑上天王。”

刘猛将是何许人也？在围绕刘猛将而创作、衍生的诸多传说故事中，广为流传的版本通常将他解释为元末官属江淮指挥的将领刘承忠，因其率军赴江浙一带扑灭蝗灾、又因劳累过度溺死于莲泗荡中，而被江南民众奉祀为驱蝗农神，并被尊称“刘王爷”。猛将殿内，左右两壁的六幅绘画通俗易懂地勾勒了刘猛将的传说事迹，或者也可称为成神之路：从军之路、蝗旱成灾、揭榜灭蝗、生产自救、皇上敕封、千秋流芳。

嘉兴莲泗荡刘王庙/作者摄于2025年

莲泗荡刘王庙始建于明，清雍正年间出现因灭蝗而兴的刘猛将崇拜，雍正二年（1724）蝗灾基本消灭，敕命祭祀刘承忠；同治年间又加封其为“普佑上天王”，至此才有了“刘王庙”之谓（王建革，2009：356-357）。明清时期，猛将信仰成为江南地区十分普遍的民间信仰，在人类学名著《江村经济》中，费孝通先生在详述江村（即苏州吴江开弦弓村）的宗教和娱乐团体时便提及，本地崇奉神道“刘皇”的习俗渊源已久，每年正月、八月各有一次聚会，“聚会的目的据说与收成有关”，在乡民的观念里，“刘皇是上苍派来保护免遭蝗灾的神道”，（费孝通，2009a：73-74）。我出了猛将殿，正好遇见十余位老人提着拜祀猛将的香烛纸钱，一面吹奏笛子、敲打木鱼，走向殿前的银库；一面插上香烛、倒入纸钱，口中振振有词、许愿祈福。

历史学家赵世瑜的《猛将还乡》一书是近年来直接以刘猛将为研究对象的史学著作，不同于详细考察刘猛将确切的身世与事迹，他意在借助猛将信仰的普遍流传，讲述历史上的江南水乡如何演变为陆地，进而讨论水上人如何上岸的历史。从水乡成陆的角度出发，作者聚焦江南社会的建构过程，将本属于民间信仰范畴的刘猛将放置于地域社会史的脉络中，指出刘猛将实为水上人上岸定居的共同精神纽带。由此，刘猛将不再单单是江南水乡独特信仰的孤例，更成为理解江南市镇社会整合的线索。

我的所谓“新江南史”就是试图讲述曾经的江南水乡如何成陆，更侧重水上人上岸的历史，或者江南社会的形成史。……因此这里的江南水乡成陆史，虽然必会涉及上述两个方面，但只是试图拉出一条被水面割裂得支离破碎的孤岛人群如何形成一个相对整合的社会的线索，这个过程当然与环境变迁过程密切互动，市镇也几乎可以说是这个整合社会的核心或表征。（赵世瑜，2022：421-422）

嘉兴莲泗荡刘王庙/作者摄于2025年

等到银库里的纸钱燃烧殆尽，为刘猛将上香的老人们才一一离去，我望着他们徐行的背影，兀自琢磨，明清之际江南一带的水上人家应当是怎样一种生活状态呢？我想起了早上在王江泾镇非遗展示馆中所见的内容。作为“流淌着的运河民俗”，网船会正是水上人日常生活的一个截面。

清光绪十二年（1886）至十三年（1887）间，在《点石斋画报》的系列风俗画中，便有一幅专门介绍嘉兴莲泗荡的刘王庙与网船会。画中所配文字说明：“嘉兴北乡连泗荡普佑上天王刘猛将庙为网船帮香火主，亦犹泛海者之崇奉天后也。浮家泛宅之流，平日烧香许愿，来往如梭，以故该庙香烟独盛。八月十三日为刘王诞期，远近赴会者，扁舟巨舰，不下四五千艘，自王江泾长虹桥至庙前，十余里内，排泊如鳞。是日奉神登舟，挨荡巡行，午后回宫，俗名为‘网船会’云。”以祭祀刘猛将为核心，依托莲泗荡刘王庙的实体空间，网船会在百余年的历史中逐步发展为江南地区渔民船民的水上庙会，一年有清明、中秋、除夕三期庙会。每逢会期，江浙沪一带的船老大纷纷开船赴会，渔民船民自带道具、自发组织各类表演，如宝卷、神歌、龙舞、狮舞、打莲湘、挑花篮、扎肉提香，等等。庙会鼎盛之际，船只多达数千艘、船民多达十余万人，船只自莲泗荡洋洋洒洒延伸至运河水网。

网船会/清光绪年间《点石斋画报》辛集七期

我未能亲见网船会的盛况，不过听闻路边市集的店家大姐说起，每逢会期，刘王庙定是人头攒动，前来赶会的人们甚至自江苏常州、无锡等地而来，尽管这些年来走水路的人变少了、走陆路的人变多了，庙子仍旧热闹非凡。停顿了一下，大姐用颇为自豪的语气说道，“别看这条路上现在一个人都没有，到时候来的人可多得不得了，你应该等那天再来看看。”我本以为网船会是在清明节当天，从大姐口中方才得知，每年的会期一般为清明节后的4月10日，这天上午，刘王庙将举行盛大典礼。

等了一刻钟，终于在“高德地图”APP上打到了返回镇上的出租车。司机师傅五十来岁，刚送了上一单乘客从市区来到王江泾，正要准备返程。听说我专为拜访刘王庙而来，师傅有些惊讶，“嘉兴就一个南湖出名些，别的有什么好玩的？”我趁机问他是否会来参加网船会，得到的答案是，“网船会我知道的，我在抖音上刷到过有朋友来玩，但我还真是一次都没有来过。”作为土生土长的嘉兴人，师傅对于刘王庙与网船会也不甚了解，这不得不令我注意到文字表述与实际情境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庙会鼎盛之际，船只多达数千艘、船民多达十余万人”，当我根据刘王庙的历史资料与景区介绍写下这句话时，更多是对往昔繁荣的重述，而非就眼下实况的白描；至于店家大姐、司机师傅的只言片语以及我的亲眼所见，带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则是，尽管猛将信仰的辐射范围大不如前，凭借网船会等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节庆庙会，刘猛将仍旧承载着乡民祈愿、认祖归宗、民俗传衍等功能，并在水乡人家的代际更迭中得以口耳相传。用社会学家周飞舟的话来说，这不恰恰是一种“活着的传统”吗？

作别刘猛将，搭乘嘉兴镇村公交272路回到市区，前往城东的三塔公园。三塔为运河畔的三座砖塔，最早建于唐代，此后屡毁屡建。三塔所在的位置正是运河河道九十度转弯之处，旧时因水流湍急、舟船沉溺，而立三塔以镇水。清光绪二年（1876）重建的三塔均为九层砖塔，塔内无梯可攀；文革期间三塔俱毁，今日所见的三塔为1999年原址重建。在三塔的毁灭与重生之间，不同时代的各色旅人留下了多样的观感与记忆，对照读来颇为有趣。

明弘治元年（1488），朝鲜文臣崔溥一行四十三人在济州岛附近遭遇海难，意外漂泊来到中国，自浙江台州府临海牛头外洋登陆，经官方调查认证后一路沿运河北上至北京，最终由陆路返回朝鲜。根据长达135天的行程见闻，崔溥撰写下《中朝闻见日记》（即《漂海录》），详细记录了运河南北的衣食住行、市井风貌、文化程度、民情风俗等等。行至嘉兴，崔溥见到了运河边的三塔，在《漂海录》中写道：

（二月初十四日）过嘉兴府。是日睛。溯三塔湾，过三塔铺，——至龙渊胜境之前，有三大塔临河岸，地之得名以此。（崔溥，1992：103）

1908年，刚刚高中毕业的甘博随父母来华旅行，首度踏上这片古老文明之地，此后他又三度重回中国，开展了大量带有先驱意味的社会调查与影像拍摄工作，为二十世纪巨变的中国留下了丰富珍贵的民族志资料。在甘博的镜头下，可见三塔及其后的茶禅寺（又名龙渊寺、三塔寺）立于运河畔，岸边堆砌的条石作为简易码头，岸上小道可供纤夫拉纤，塔前直立两条长石，意在保护塔身免遭纤绳损坏。

嘉兴三塔/甘博（Sidney Gamble）摄于1908年

1967年，茶禅寺改作农耕中学校舍；1968年，嘉兴地区革委会在此开办五七干校制药厂；1971年，因新建水泥厂，塔寺俱毁。当1980年代刘世昭、《话说运河》节目组行至嘉兴，三塔与茶禅寺尚未重建，故未能留有照片。

运河边的三塔公园是前一次来时没有见到的。当时，听说“文化大革命”前后就有七座塔被破坏。一打听，原来这里原有的三座砖塔始建于唐代，1971年为了建水泥厂而被拆毁，塔砖用作他用。21世纪初，水泥厂被拆掉，人们又重建了三塔。（刘世昭，2018：208）

嘉兴三塔/作者摄于2025年

大概是刘世昭的记忆有误，三塔重建于1999年，而非21世纪初。今天的三塔公园如同一块飞地，北面为一条狭长公路所挤压，置身塔下，运河缓缓流过，我们已无法想见古人所谓“波涛时作”（汪澔，2020：55）的惊险情境了。三塔原初的功能性与神圣性悄然隐没，而呈现出了单纯的景观意义。

匆匆游览了天主堂，日色已晚，前往嘉兴站乘车。这座城市处处可见五芳斋的连锁门店，“始于1921”“中华节令美食”的店招提示往来行人，这一驰名中外的老字号已有上百年历史；在更早的清乾隆时期，糯而不糊、香而不腻的嘉兴肉粽就已名声远扬，并成为江南粽的代表。对许多人来说，五芳斋粽子大概是提及嘉兴时首要想起的地方风物。每逢端午，嘉兴味道便会准时出现在天南海北的餐桌上。离开之际不捎上几个粽子，实在说不过去。

注：

2026年5月21日，我写下这段文字的今天正是小满节气，盛泽镇一年一度的先蚕礼祈福大典如期举行，在蚕花里历史风貌街区内，“织云绣锦 小满盛泽”2026盛泽丝绸旅游文化主题活动暨小满习俗体验周也同步拉开帷幕。

参考文献：

[澳]安东篱，2022，《说扬州》，李霞、李恭忠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朝鲜]崔溥，1992，《漂海录——中国行纪》，葛振家点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段志强，2023，《白银时代旅行史》，“看理想”音频节目，参见https://www.vistopia.com.cn/detail/312。

费孝通，2009a，《费孝通全集·第2卷，1937-1941》，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李伯重，2010，《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刘世昭，2018，《流淌的史诗：京杭大运河骑行记》，北京：北京出版社。

史念海，2022，《中国的运河》，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唐宋运河考察队编，1986，《运河访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清）汪澔，2020，《运漕程途备览》，陈进编，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王建革，2009，《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清）吴中孚纂辑，2019，《商贾便览》，杨正泰点校，南京：南京出版社。

赵世瑜，2022，《猛将还乡：洞庭东山的新江南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央电视台主编，1987，《话说运河》，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