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10天打女司机的车，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打开滴滴App，搜索“滴滴她计划”，会出现一个页面，在女性实名认证后，可以进行女司机偏好设置，选择全天优先呼叫女司机，或者在夜间（晚上九点到凌晨五点）启用。勾选之后，系统会在30秒内为你优先匹配一位女司机。

该功能已在全国大部分城市上线，网络上对这个功能褒贬不一。我在北京已经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决定连续十天只打女司机的车。

我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性，在北京已经呆了十几年。在开始这十天的体验前，打车对我来说只是城市生活里再普通不过的日常。和司机之间的交集，大多只是报手机尾号的时候。

偶尔也会感受到微妙复杂的不适——前排坐着男司机，导航说已偏移路线时，我都会精神紧绷，虽然最后往往是虚惊一场；上车后，发现司机一直通过后视镜打量你，不时蹦出一句“你挺好看的”；堵车时，司机突然情绪不稳定，骂起脏话......这种被入侵的感受有时还通过气味，比如烟味和某种臭味。

当驾驶座上坐着的是一位女性的时候，在一个让我感到安全、放松的环境里，我好奇她们从哪里来？为什么选择这份职业？在男性主导的网约车行业里，她们的生存状态是什么样的？她们遇到过什么难处，又从何处获得支撑？

当两个完全陌生的女性同处一个几平方米的空间，驰骋在路上，我们之间会发生什么？

一个周五，我去鸟巢看演唱会，散场已接近晚上10点，体育场涌出密密麻麻的人。我打开“滴滴她计划”，寻找一名女司机。

身边的人都在打车，我看着排队数字从100多位慢慢降到几十位，等了半个小时，终于打到了。地图上显示，她的车在三公里外，预计到达时间是半个小时。

夜里11点，一辆银色的车缓缓停在我面前，车身干净得反光。我拉开车门的瞬间，闻到了车里淡淡的柑橘香气，“不好意思啊姑娘，让你久等了。”

她是王姐，扎着利索的丸子头，今年40岁，驾龄10年，开滴滴3年。

上车不久，一只花生米大小的虫子飞进车里，爬到她衣服上，她吓得出汗。虫子爬到腿上，又钻到座位下面，她很紧张，“大老虎不怕，就怕这种小虫子”，但车依然开得很稳。

我提出帮她捉虫。我其实也怕虫子，但我看她很害怕，就试着克服恐惧一起解决。我一边拿纸巾递给她，一边开手电筒找，最后她趁着红绿灯，终于捏住虫子。

她松了口气，我们的“临时友谊”似乎也因此升温，我得以了解到她的人生。

王姐之前做过餐饮、销售，结婚后在家带了女儿五六年。女儿上小学时，她开始开滴滴，觉得这是一份自由和收入兼得的工作。

她每天早上五六点出门，中午12点收车回家，下午睡3个小时，接女儿、做饭、辅导作业、拖地洗衣，晚上8点再出车，干到凌晨12点收工回家，洗漱完1点多睡下。周末如果孩子上舞蹈课、老公不加班，她就可以出车挣钱，反之就在家陪孩子。

我们留了联系方式，赶上周末她在家陪孩子，我给她打电话，女儿在旁边说“妈妈太累了”。

除了接到大单，最让她感到开心的，是一些温馨的小事。天热有女孩看她等得久，上车给她带了一杯咖啡；有女孩箱子重，她帮忙搬下车，她很自豪；一位女乘客一边工作，一边往矿泉水瓶里倒速溶咖啡，撒了一身，王姐拿了湿纸巾给她。女孩下车给了好评，还发了10块钱红包。

温馨的回忆只有片刻。电话聊不到半小时，她老公就叫她去帮忙，我们匆匆结束了对话。

我想起一个帮助流动女工的公益组织木兰花开，在女工们创作的话剧《从清晨到夜晚》里有这样一段歌词：

“五点的闹钟响起，睡梦中挣扎坐起，早餐卫生收拾完毕，送老大准时上学校，衣服洗净甩干晾好，卧室又传来老二的哭闹，把凌乱房间整理好，坐下深呼吸揉搡腰，抬头看表又到做饭的时间，日复一日循环往复。”

女性的生活经验是相通的。我遇到的大多数女司机，都经历了因为做全职妈妈而造成的长时间简历空白。开网约车成为了她们生活的缓冲，让她们既能重新融入社会劳动，又能兼顾家庭。

重新靠自己获得收入，也是她们确认自我价值的方式。就像女外卖骑手王晚所说：“尽管时间支离破碎，身体日渐磨损，我却感到安心。因为有那样一个活儿，我随时都能干，随时都能有收入，这是我可以掌握的人生。”

在北京开出租车的女司机方方，和开网约车的女司机燕子，都是河南人，分别有3个孩子和4个孩子。

一天北京下大雨，雨点像针，密密地扎向地面。晚上8点，我打车回家。雨天不好打车，我尝试了5次，终于打到了一辆女司机的车。

车在路边停稳时，雨刮器正把挡风玻璃上的水刷成两道扇形。我拉开车门，驾驶座上的女人偏过头看我，那是一张年轻秀气的脸。她笑了一下，说“您好，尾号——”。

她是方方，今年34岁，来北京开出租快两年了。她有3个孩子在老家，由奶奶照顾。她和丈夫在北京开出租车，租住在天通苑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单间里。她们一个月能挣一万多元，这笔钱要分成几份：孩子们的学费和生活费、奶奶的生活费、欠下的债务。债只能每个月几百几百地还。

方方来北京开车，是因为一把火烧掉了她原本的生活。

之前家里做生意，仓库着火了，损失了几十万元，着火时方方的丈夫和员工还在里面。丈夫和员工进ICU、房子要修缮、货要赔偿，一份份冰冷的账单摆在方方面前。无奈之下，她来到北京开出租车。

刚来的时候，她一天干十七八个小时，晚上不回家，困了就睡在路边，睡醒了接着跑。这种状态持续了半年多。她不敢喝水，因为上厕所会耽误接单，有时候从下午一直憋到凌晨。吃饭也不规律，“有时候一天一顿，有时候不吃，最多吃两顿。”

那段时间，她下车的时候腿是软的，站不直，要扶着车门缓一会儿。腰疼、腿疼、胳膊疼、腱鞘炎，是她身体的常态。

最开始，她精神状态也不好，经常开着开着车就哭了——没单的时候哭，想孩子的时候哭，夜里一个人在路上跑车，眼泪直往下掉。她慢慢学习一些办法，让自己好起来：看积极的书，听音频，去公园爬山，参加户外活动。她会在车上放香水，放水培的花，插在空调口。

有时候遇到赶车着急的乘客，方方会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开快一点。还有一些年纪大的老人，不太会用手机叫车，经常在医院门口干等着，方方经常接上这些老人。

醉酒的男乘客是她最讨厌的。有的人会和同伴说，“专门给你安排的女司机”；也有人会问“你老公呢”？有的人还会想加她的微信，美其名曰“交个朋友”。

“滴滴她计划”或多或少让她减少了一些这样的情况。据官方数据，参与“滴滴她计划”的女司机安全感提升14%；最喜爱的功能之一就是“保障我的安全”。

现在方方家里还有小六位数的债务。她跑白班，丈夫跑夜班，两个人在同一屋檐下却几乎见不到。但现在对于她来说，生活是有希望的，债每个月一点儿一点儿还。孩子们已经放暑假了，她打算过几天让他们来北京玩一玩，多陪陪他们。

44岁的燕子来北京跑滴滴一年多了。她有4个孩子，大的24岁，小的14岁，全都在老家，平时孩子们住校，周末姐姐从学校回来照看弟弟妹妹。

来北京之前，她在老家家具厂的流水线上做工。活儿越来越少，钱越来越难挣，丈夫已经在北京跑了两年滴滴，她便也来了。她说“舍不得孩子，但为了生活也没办法”。

她的一天是从早上八九点开始的，收工往往要到夜里十一二点以后。如果没单，中午能歇不到1小时，多数时候就在车上吃零食“对付一口”，晚上回家再吃饭。上厕所特别费劲，有时不好找，有时找到了停车不方便，有时车上拉着乘客。

车子是租的，一个月租金3200块，她和丈夫一个月房租1000多块。一个月下来，赚到的钱只能剩六七千块。

燕子是个干练细致的人，车里车外她每天都会擦，三到五天再送去洗车店洗一次。等活儿的时候，别人刷手机，她拿着抹布把角落再擦一遍。她觉得“把车收拾利索了，心里踏实”。

在北京，她几乎不给自己花钱，没买过衣服，舍不得在外面吃饭，偶尔开心了会买点喜欢吃的。钱要省下来给孩子们花，“一个孩子一年一万多元”，四个就是四五万元。她和丈夫在北京的流水，大半都流向了孩子。

我问她有没有买过什么贵重或者有意义的东西，她想了一会儿，说给孩子买过一个电子琴，400多块钱，“没能力报兴趣班，孩子喜欢音乐，就从网上淘了一个。”

“滴滴她计划”让女乘客可以优先选女司机，这给燕子多揽了些生意。但派单有时比较远，三公里外让她去接，“走一半人家等不及取消了，白跑一趟”。

女乘客让她觉得温暖。下雨天有人叮嘱她“早点收车，开车危险”；下车时有人嘱咐她“慢点，注意安全”；一位退休的阿姨看她辛苦，非要给她发红包；还有个妈妈把孩子眼镜落在后座，她已经开出去很远，又折返回去送，对方发来打赏红包。这些短暂的善意像路灯，一段一段照亮她的一天。

据滴滴官方数据，参与“滴滴她计划”的女乘客中，86%愿意给司机点赞、送花、留言，54%愿意给女司机发感谢红包。

50岁的红姐一身粉色，齐刘海，是我遇到的比较少来北京开车的南方人。

1994年，她便跟哥哥和嫂子来到了北京，做服务员，认识了在饭店做厨师的老公。后来两人开小饭店，在北京干了十多年，回江苏又开店。疫情期间生意不好，两人把店关了。再后来，儿子和儿媳在北京上班，他们就又回来了。

绕来绕去又绕回北京，她说自己喜欢北京，“虽然生活节奏快，但包容性强。像我们这岁数，只要你肯吃苦，就有机会挣到钱。”

她和老公一人一辆车，老公每个月能比她挣得多一倍。谈及原因，除了老公开车速度快，开车时长也是一个原因，“我回来要做饭，要收拾家里面，他回来就吃饭，吃完就休息。”红姐早上5点半出车，干4个小时回家做午饭。下午4点半再出车，晚上十一二点回来。

《2026滴滴全球数字出行女性生态报告》显示，“灵活的工作时间”和“稳定的收入来源”是女司机选择加入滴滴的首要原因，在北京等一线城市，活跃网约车司机群体的男女收入水平已基本持平。但这是在开车时长相当的情况下，一部分女司机因为身体或者需要承担家务劳动的原因，没办法出车那么久。

红姐常年无休，但她形容自己的生活“悠哉悠哉”。我有点不理解——她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坐得腰酸背痛、上厕所都没时间、回去还要照顾家里、每天都不休息，怎么能算“悠哉”？

我试图从她的生活和工作空间里，寻找关于“悠哉”的答案。

红姐的后备箱里，放着她擦车用的毛巾、清洁剂、小刷子。每天晚上收车之前，她会把车里车外拾掇一遍，在车上放上湿纸巾和垃圾袋，再挂上香薰。

儿子住得离老两口不远，开车几分钟就到了。有时候小两口休息想吃什么，红姐就烧好了送过去，或者让他们来拿，四人经常见面。

红姐喜欢听音乐，开车的时候她会放赵鹏、邓丽君的歌，一般是慢节奏的音乐。客人下车了，回家的路上，她就换劲爆的、节奏快的音乐，像《站在高山上》DJ版。窗户一开，风一吹，她觉得“浑身很舒服”。老公也喜欢音乐，多年前买了一套好音响，两人在家的时候听，“做饭、洗衣服、拖地，我都喜欢听着歌。”

她一辈子都没停过：做服务员、开店、做饭、带孩子、开网约车，她有她的人生惯性和生活逻辑。但不同的是，现在她只是靠自己也能挣到钱、有自己的空间、可以自己决定工作的时间、工作时可以选择喜欢的音乐和气味，这就是她想要的“悠哉”。

这10天里，我一共坐上了14位女司机的车。加起来不过几个小时，我在一个又一个陌生女性的车后座上，和她们短暂同行。

我感受到的是一种短暂的、临时搭建的休憩。我知道在这里可以停下来喘口气，不用担心被打量、被评价、被审视。这种休憩是双向的，不止一个女司机告诉我，她们也喜欢接女乘客的单——“不用绷着一根弦”“有时候拉到女乘客，她很累，上车就睡了，我就把音乐关了慢慢开，感觉像在送自己妹妹回家”。

那是一种细微的、日常的、渗透在细节里的、近乎本能的相互照应。是女性与女性之间的温情与理解。

我对第一位女司机的车印象深刻。一上车，我就注意到了四面车窗都有米色的遮光帘，严丝合缝地卡在窗框上。它把午后两点的毒辣阳光筛成了一层温和的、蜂蜜色的柔光。

这样的帘子是我打车多年以来，第一次见到。在此之前，我每次打车都像在玩一个徒劳的、躲避太阳的游戏。每个夏天都困扰我的事，就这样被她解决了。

她的副驾驶座被特意调整过，很靠前，后排空间因此宽敞了不少。我试着伸了伸腿，脚尖离前排椅背还有几厘米的距离。我看她戴着耳机，目光专注地注视前方，便放弃了和她聊天，把后背靠进座椅，安静地享受一段被安排妥当的车程。

我也发现了女司机车里一些共通的细节——她们的车里总是备着更多东西，纸巾、湿巾、充电线、雨伞、呕吐袋、创可贴......有个女司机告诉我，她备着黑色塑料袋和安全别针，“万一有人来月经弄脏了裙子，或者有人晕车要吐，不用慌。”

她们车里也往往有一种清淡的香味。有的是晒干的茉莉花挂在出风口，有的是车前系着一小袋薰衣草，有的只是单纯的干净，是座椅被认真擦拭过后残留的皂液味道。很多女司机的后座出风口被拨向了斜上方，而不是直直地对着后排乘客吹。

这些细节如此微小，小到如果我不仔细观察，可能根本注意不到。这是一种被女性集体经验所塑造出来的、心照不宣的默契。在这个几平方米的空间里，两个完全陌生的女性不需要对彼此解释什么、证明什么、提防什么。她们只是共同度过一段短暂的路程，然后在目的地各自散去。

根据滴滴官方数据，使用“滴滴她计划”的女乘客满意度较平台整体高21%；68%的用户持续在使用，50%的用户主动推荐给亲友。

我决定保留我优先女司机的设置。

十天体验结束后的一个早晨，我又坐上了一辆女司机的车。一上车，我的目光就被车上的装饰所吸引——前面摆着一排小花，中间是两朵白色的小花，左右两侧各放着三盆向日葵小摆件。车前挂着一串红色的平安符，司机和副驾中间的格子里插着香薰。

8点半，地图上的三环上是一条长长的深红色。车堵着不动时，我开始和她聊天，她回过头看我，那是一张红润有气色的脸，目光炯炯有神。她当天特意没早起，因为“昨天过生日，今天也想舒服一点”。

我夸她年轻，皮肤状态好，才知道她有两个孩子，大的已经20岁了。因为开车时间长，她说自己晒黑了，皮肤没有以前好了。我想起坐的第一辆车，建议她可以在车窗上装帘子。

下车时，她叫住了我，从袋子里拿出一颗桃子送给我。我很意外，也很感动，回家后送给了妈妈，妈妈说桃子很甜。下车后，我通过滴滴App给她发了一个8.88元的小红包，表达对她的生日祝福。

善意就这样在两个陌生女性之间生长、流动、传递。我想象着就在此刻，方方、燕子、红姐、王姐们或许又接上了一位乘客，正稳稳地行驶在某条熟悉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