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亮丽景色：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外交流

本文系中国国家历史原创文章，转载请后台留言，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全文共5240字 | 阅读需11分钟

本文系中国国家历史原创文章

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贰》

人类从最初的采集野果到从事农业生产，从农业生产再扩大到跨越海洋从事自觉的文明交流与构建，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创造性突破。海上交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使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走上一个新的高度,也使人类对海洋的憧憬更为美好绚丽。美丽而富饶的海洋给人类以丰足的衣食之源和交通的便利，在历史不停的洪流中，为东西方提供了相互交流的机会。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科技与文化的传播，经济与物种的流通，先进制度与思想的引进，以及使者往还、僧俗游历等。“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今天，我们可以根据当时留下的若干史籍材料，回溯横亘东方历史若干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壮观景象，从中汲取有益经验。

东方历史上的亮丽景色

在人类掌握了造船与航海技术的条件下，浩瀚的海洋已经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阻隔，而是变成无远弗届的天然通途，给人类带来了极大便利。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与陆上丝绸之路一样悠久。相对于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以及对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与物种交流的意义更大。我们的先人利用自然和社会提供的有限技术条件，凭借自己的智慧与勇气，扬帆驾舟，往返于烟波浩渺、水天一色的茫茫大海上，从事互通有无的经济和文化交流。秦汉时期，中国已经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南洋地区建立了海上联系，初步形成东亚海域交流圈。通过海洋，中国走出东亚，看到外面世界之广阔，人种之殊异，在中华帝国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国家，开阔了当时中国人的眼界。

秦汉时期，从海上向西交往也有拓展。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中国船舶从广东徐闻、合浦出发，可抵达东南亚的今马来西亚、缅甸、南亚的今印度等国，交易的商品有奇石异物、黄金杂缯，“蛮夷贾船，转送致之”是当时中外交流的真实写照。史籍中记载的“杂缯”，就是各种丝织品的总称，这条航线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如果说欧洲的希腊人、罗马人在地中海及其周围地区从事海上贸易活动的话，那么东方的中国人、东南亚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也同样通过海洋进行着文明的交流。

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海上交通较与日本的为早。中国商船可从北路由登州，南路由扬州、明州、温州和福建抵达朝鲜半岛，往来的商船大者长达一二十丈，可载二三百人。朝鲜从中国输入官制、学制、礼制、儒学、科举、田制与税制、法律、文学、史学、艺术、科技、建筑、书法等，甚至接受了儒家的“天命观念”和灾异祥瑞思想。来自朝鲜的留学生、留学僧、商人与使者络绎于途。既有中国商人直接乘船到达朝鲜，也有朝鲜商人乘船跨过鸭绿江经由山海关进入中国关内，最远到达唐都长安，成为东亚海域交流航线上的一道亮丽景观。

中国史籍对海上的交流活动有许多珍贵的记载，如果把这些材料连缀起来，可以看到当时中外交流的清晰图景。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的情况；范晔在《后汉书·东夷传》中也记载“建武中，东夷诸国皆来献见”，“倭奴国奉贡朝贺，……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的情况。中国史籍记载的“来献见”“奉贡朝贺”以及“献生口”等不仅具有政治意义，同时也具有国家间交往的经济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中日两国突破自然的、技术的与社会的诸多限制，通过海上航线进行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在交往中满足各自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需求，在文明的交往中共同进步。

去日本贸易经商的宁波船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外交流的交通大动脉，起着联结中国与世界的作用。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东西方社会的变迁，与海上交流扩大与加深有直接的关系。在交流过程中，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知识得到传播，生产力得到发展，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资源分享，推动人类整体进步。在这条丝路上，各国既是先进文明的传播者，也是先进文明的受惠者。英国学者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一书中写道：“古典时代的丝绸贸易，无论是从埃及经海路或是经塔里木盆地翻越帕米尔高原的陆路，都给欧洲带来了关于中国的新知识。”的确，东西方通过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的相互了解与认识，满足了各自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没有交流是不可想象的。

从海上丝绸之路到海外贸易

进入唐宋以后，史籍对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中外交流的记载多起来了。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造船技术有了明显进步，同时中国古代一些有远见的统治者，对于贸易的重要性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国家力量参与到对外交往的行为中。统一的唐帝国的建立，使东亚出现了由中国主导的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人类大航海时代的先声出现了。唐人贾耽在《广州通海夷道》中把自广州经南海至波斯湾巴士拉的航线称为东线，途经的国家有今越南、马来西亚、印尼、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等国；把自波斯湾向西经阿拉伯半岛沿岸、亚丁湾至红海口南下东非沿岸的航线称为西线。阿拉伯人、波斯人是通过海路来到东南亚、中国沿海各地从事商业活动的，在历史上留下了他们的功绩。

泉州出土的泰米尔文刻石

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使东亚与南亚、西亚以至欧洲的交往空前扩大，极大地推动了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的形成。《唐大和尚东征传》详细记载了唐朝天宝年间广州国外商船云集的情况：“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船深六七丈。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大石国（即7世纪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帝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来往居住，种类极多。”这是当时广州对外交流情况的真实反映。那时期丝绸之路已经把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与非洲联结起来了。中外史籍记载的海上航线正是中外商船、东西方使者、僧侣往来之所，更是东西方文明的荟萃之地。

南朝梁《职贡图》中的波斯使节

唐代的船舶不仅载重量大，性能好，而且能进行远洋航行，中国对外贸易的触角已经伸向印度洋、波斯湾，最远到达两河流域的巴格达。根据成书于9世纪的阿拉伯作家所著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可知，波斯湾的商人最初是乘坐中国商船完成他们到中国南海的航行的，中国商船已经到达了波斯沿岸各国。由于中外交往密切频繁，中国东南沿海、东南亚和印度东西海岸出现了许多新的商业城市与贸易中心，许多城市因从事贸易而繁荣起来。

敦煌壁画中的航海图绘

宋代的《诸蕃志》《岭外代答》《萍洲可谈》向我们昭示，中国对外贸易的商船已经可以到达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南亚以及阿拉伯、非洲东部等五十余个国家与地区了。宋元以来，江南经济发达地区与国外市场发生密切联系，重要商品如丝绸、瓷器、茶叶、纸张、金属制品、漆器、书籍等行销至东南亚、印度以至欧洲的广大地区，促进了东方市场的扩大与发展。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中央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重视，他们看到了贸易对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作用。1137年，宋高宗一份谕旨中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他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又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到唐宋以后，中国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已经发生一些变化，与以前相比，宋代的思想无疑进步得多。

明代正德年间的青花灵芝纹罐，上面绘有阿拉伯文

在丝绸之路上，有大量的中国、日本、东南亚的商品被输入印度、西亚以至欧洲，同时也有大量的域外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极大地丰富了各国物质文化生活。

以上为朱元璋列出的“不征之国”

在这条航路上，从事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不仅有中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也参与其中。有一份材料表明，仅马六甲一城来自印度古杰拉特的商人就有一千之数，其他经常来往的古杰拉特的水手也有四五千人之多。据葡萄牙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使者多默·皮列士的《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所载，在东南亚爪哇做生意的商人有开罗人、波斯人、土耳其人、锡兰人、孟加拉人、中国人、琉球人、吕宋人等，他们操各种语言，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显示了东方城市的发展水平与开放的程度。

中国是东方农业文明大国，除了粟（小米）、黍、小麦、高粱、大豆、水稻是中国本土培育外，其他作物如玉米、烟草、甘薯、棉花、核桃、石榴、葡萄、苜蓿等都是从国外输入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增加都与东西方相互联系的加深加快有关。德国著名学者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说：“这种增长首先得益于引进早熟水稻并因此而有一年两季的收成，其次得益于引进美洲的玉米和红薯，从而使可耕地面积与粮食收成都有增长。”这种评价并非夸大其辞。中国人生活中的奢侈品如香料、象牙、宝石、珍珠等大部分是从国外输入的，它们润物无声、潜移默化地融入了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物质生活。以此观之，无论古今中外，没有交流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在很大意义上可以说，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都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在南洋巴城卖水果的华人小贩

人类社会是在极为复杂的网络中向前运行的，发展的动力来自技术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许多方面，而对外开放与交流也是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之一。这已经成为人们的一个共识。在历史上，因从事对外经贸活动而繁荣的城市很多，在东方和西方都有许多典型的例子。这些城市处在丝绸之路的航线上或附近地区，直接与国际市场发生联系，汲取、吸收以至从容地享受人类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磨垢抛光，为己所用，大大缩短了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发展差距。历史发展已经清楚地表明，没有交流就没有发展；没有大众生活的总体改善，就没有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创造新的东方历史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极大便利，使各国分享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的成果，在利己、利人与互利中实现了公平与正义，促进了不同国家间的互利与共赢，把中国与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说到底，今天丝绸之路的发展，目标是在相互合作中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在当今各种发展模式当中，“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合理性、公平性，是一种崭新的发展模式与愿景，深入到中国历史与对外关系的国家行为当中，成为惠及各国的宏伟事业。

清代万邦来朝图中的荷兰、朝鲜使臣

长期以来，中国已经形成对海洋属性的基本认识，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今天又面临进一步挖掘丝绸之路基本理念与精神的艰巨任务。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使产、学、研、官、商各界对丝绸之路建设的参与热情再度高涨起来，并形成国家主导、各行各业积极参与的国家战略。结合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与未来发展趋势，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丝绸之路是一个巨大的开放网络，所具有的辐射功能把沿线各国紧密地联系起来，向西可达印度洋、非洲和欧洲，向南可达南太平洋；二、丝绸之路最初以输出丝绸为开端，在发展中逐渐突破了经济的范畴，向政治、文化、宗教、科技、移民、交通、环保、安全等领域拓展延伸，成为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动脉；三、丝绸之路具有浓厚的东方文化色彩，突出了东方和平文化的特征；四、丝绸之路的本质是开放、交流和发展，互联互通，在互利合作中实现资源共享，促进共同进步与繁荣。在今天看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在空间上横跨东西和南北，在时间上穿越了古今，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资源、交通、科技、安全与移民等许多问题。

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进行认真的总结与评估，对丝路的发展历程进行基本的梳理，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工作，不仅有助于今天认识和开发海洋，挖掘丝绸之路的基本理念与精神，促进广泛的海上国际合作，进一步弘扬中国人的海洋文化与海洋精神。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