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次对外侵略战争，天皇如何决策和遥控指挥战争？一文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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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治时代开始，天皇就以全军最高统帅身份出现在所有公众场合。政府向全国发布“御真影”(天皇照片)，都是身着大元帅军服的，在战前是唯一的天皇标准像。

1871年(明治四年)8月25日明治天皇发布“服制更革之诏”，称：

“朕鉴于祖宗以来尚武国体及天子亲率之古制，宣布更改制服之诏，制定大元帅制服。”

同时在“制服改正之意义”中称：

“朕以为应随时宜符合国体，以往衣冠仿古唐制呈软弱之风。朕以神州之武治天下，天子亲为元帅庶民仰慕，如神武创业、神功征韩，绝非今日风姿，岂能一日展示软弱。为此朕断然决定更改制服体现祖宗以来之尚武国体。”

天皇的军人形象深深地植根于战前日本社会之中，天皇是帝国军队的最高统帅，也是最高军衔的军人，也影响了台湾、朝鲜半岛和伪满洲国等殖民地，就连做了儿皇帝的伪“满洲国执政”溥仪也学着身着军装。

1、皇室的军人化

1873年11月25日，以伏见宫贞学军事为契机，12月9日天皇睦仁决定，“自今日起皇族少壮者须从事陆海军军务”(太政官日志)，为此皇室男性成员原则上都成为军人。在历次战争中，天皇都作为最高统帅，坐镇大本营。所有重大战争决策则由天皇亲自出席的御前会议做出决定，而皇室成员被封为代表天皇的前线总司令或特使进行督战。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日本挑起甲午战争，明治天皇不仅亲临广岛大本营督战，并派遣小松宫彰仁为“征清大总督府”总裁赴旅顺指挥。

明治政府也极力树立“天皇亲征”的形象，以鼓舞军人的士气，在日本国内传为“美谈”。江户时期以前的武士阶层是一个等级制度极强的社会，而在明治政府成立后建立的以近代西方军事体制为模式的新型日本军队中，仍然保持着明显的封建等级意识。

军队干部中，原士族出身者比例依然很高。1884年明治政府颁布华族令，即世袭的贵族制度，公、侯、伯、子、男爵共508户，作为皇室的屏障，明治政府大力鼓励男性贵族成员成为军人。1885年一次就使23名贵族子弟从学习院(皇室及贵族学校)转校到陆军士官学校，该数字相当于同期学生的12%，这些贵族军人也成为军队内身份等级的象征。

1887年，明治政府颁布“陆军礼式”，在全军进一步强调身份等级意识。1889年的陆军将校团教育令更加强化了军队的这种封建等级制度。而派遣皇室成员出任征讨大将军等职务已经成为明治以来一直实行的做法，皇室成员在军队中任职的实际作用不仅有很强的象征性意义，而且在客观上也参与军事决策，更体现皇室与军队的亲密关系，提高了作战部队的正统性和权威性。

到了1937年(昭和十二年)9月，即全面侵华战争初期，皇室男性成员中除久迩宫多嘉任神宫祭主而没有军职外，全都拥有军衔，而且除天皇自己为大元帅外，其余元帅以皇室成员(山县有朋、大山严等非皇室成员已死亡，也没有新任命)为主。而且皇室总揽了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长等最重要军令职位，其地位及影响不可低估。

如闲院宫载仁(元帅、陆军大将)从1931年1月至1940年10月的9年多时间一直担任参谋总长，而伏见宫博恭(元帅、海军大将)则从1932年2月到1941年4月的9年多长期担任海军军令部总长及海军将官会议成员。像闲院宫载仁早在1919年(大正八年)就开始担任元帅，并成为军部中最元老者，在侵略中国期间长期担任参谋总长，是军部中强硬侵华的代表人物之一。

而伏见宫博恭是仅次于东乡平八郎的海军元老，也是反对伦敦裁军条约(1928)的强硬派。皇室成员在军部中的显赫地位一方面显示了皇家的威风，另一方面，加重了皇家在军事统帅部的发言权。当时，有这些皇室强硬派辅佐天皇，作为大元帅和最高统帅的天皇也受到必然的影响而倾向于强硬派。

2、御前会议

所谓“御前会议”，顾名思义，是指有天皇亲自参加决策的最高国务会议。在明治宪法政治体制下，只有在国家进行战争等重大国务决策时才会举行御前会议。在日本这样一个十分重视形式、法定程序的国家里，御前会议就成为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及军方对外侵略战争，对内维持举国一致的决策中心，其意义显而易见。国策会议只有天皇参加才具权威性和合法性。

在《明治宪法》中并没有关于御前会议的明确规定，但在历次对外战争中，御前会议实际上成为国家战争政策的最重要决策机制。御前会议的最初召开要追溯到日本进行的早期战争之前，而真正使御前会议成为固定制度的还是从甲午战争开始的。

甲午战争及日俄战争时期的御前会议是以明治天皇为中心、明治时期政治元老集体参加的特别战争决策会议，也成为寡头政治合议制度的最高政治决策机构。它决定了对华、对俄宣战及媾和等问题。可以说御前会议是在明治宪法确认的天皇大权下的最高政治决策方式，只有依靠这种方式才能统一整合战争时期军事统帅权和国务事务权，实现在战争等非常状态下的国家决策统一。

粟屋宪太郎描绘说“在御前会议上天皇几乎不发言，因为会议前所有议题都已经决定了，即在御前会议上提出的议案，是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审议并基本达成协议的东西，天皇在事前听取这些议案的报告，亲自提出意见和要求后再召集御前会议。御前会议是最高决策，但奇妙的是天皇对御前会议的决定不负责，责任由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审议决策的政府及统帅部承担，以避免政策失败损害天皇及天皇制。

当然天皇不是不参与重要国策的决策。天皇具有所有决定的最终决策权，只是没必要对其负责"。但“天皇对自己参与决定的国家决策可以不负责任”的说法，即使在日本国内能通过，在国际社会还是疑问重重。在决策机制上御前会议是绝对不可缺少、最重要的国家决策机构。没有御前会议的最终决策，没有经过天皇最终裁决，日本国家的任何政策和军事行动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也是非法的。

昭和时期举行过多次御前会议，都是与战争关系密切，成为日本国家最高战争决策机构。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最高当局的战争指挥体制也进行了相应调整。1937年7月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但不宣战，其理由是担心美国根据中立法，对日本采取包括石油等军需品及战略资源的禁运措施，导致供应中断。

为战争需要，军部专门修改大本营设置条例，把只有在战时才能设置的大本营，改为在“准战时”的“事变”时也可以设置，以便在日本国内建立起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体制。在11月17日陆海军军令首长就设立大本营进行国策最终决策程序上奏天皇“为政战两略之统一”，“陆海军大臣参与内阁会议的同时，作为统帅部的一员进入大本营，依此实现两者协调。关于政战相关重要事项根据需要由内阁与统帅部会议，特别重大事项举行御前会议奏请圣断"。

与明治时代不同，元老级政治家已不存在。御前会议是最高决策会议，由总理、陆海军大臣、两军军令总长及外务大臣等相关官员参加，军人占主导地位。而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成为战时国家政策的协调机构，天皇裕仁也经常出席，使其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御前会议。

1942年12月10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改称为“天皇亲临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其理由是：

“1、指导战争的重要国务须经常仰承天皇亲自裁决；2、肩负辅佐天皇重任的大本营、政府须加强团结；3、简化手续使之成为简化极简单地召开御前会议的开端"。

1932年和1936年裕仁曾两度提出召开御前会议都因近臣意见不一致而没有举行。到了对华侵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的时期，御前会议越来越频繁，事关战局和对华政策的重大国务都是由御前会议决定的。

御前会议也反映了天皇在日本国家重大决策，特别是在对外侵略战争中的核心地位。从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到日本投降为止举行的所有御前会议，几乎都是关于对外战争的决策会议。

3、御前会议的内容及对战争决策的影响

1938年(昭和十三年)1月11日的御前会议是自1914年(大正三年)8月决定日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御前会议25年以来首次召开的。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御前会议是在裕仁的要求下召开的，这也表现出裕仁参与政治决策的欲望。

1937年11月11日，裕仁就向其侧近提出，根据目前战争的进行情况应该召开御前会议，以便协调政策的想法。而元老西园寺公望及内大臣汤浅仓平等持谨慎态度，担心通过御前会议做出战争决定可能会成为“天皇下战争命令”的形式，可能使天皇承担发动战争的政治责任。

而裕仁对是否在第一次御前会议上发言犹豫不决，为此在御前会议前一天，还与侧近商量。对此内大臣汤浅进言，“(在御前会议上)不要说可能使政治责任直接引导到陛下来的话”，裕仁接受了汤浅的建议，没有发言。这次由近卫内阁召开的御前会议讨论决策对华政策。这次会议的背景是，日军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并先后占领了北平、上海，并于12月攻占中国首都南京等沿海大城市，在南京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事件。

日军气焰嚣张，声称要在三个月内使中国政府及人民屈服。然而侵略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半年的时间过去(从七七事变算起)了，尽管日军疯狂屠杀中国人民，占领大片中国领土，制造多个傀儡政权，但中国没有屈服。在暂时的军事优势背景下，由裕仁参加的这次御前会议决定了“中国事变处理根本方针”，会后日本政府采取更强硬措施，逼中国就范。

根据御前会议的方针，在四天后(1月15日)召开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针对“不扩大派”提出让中国接受苛刻条件媾和的政策，广田弘毅(外长)称根本不可能媾和，必须坚持继续战争的决心。当天晚上裕仁批准不媾和的战争政策。16日近卫发表第一次近卫声明，称“以后将不以中国国民政府为对手”，中断同国民政府的谈判，试图在军事上中国彻底屈服后，霸占中国。

裕仁战后表示，“御前会议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东西。除了枢密院议长外其他人已经在事前的内阁会议或联络会议上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御前会议完全是一种形式，天皇没有驾驭会议的决定权”。裕仁的说法有点儿客观性，御前会议之前所有决策都已确定，只是由御前会议的形式加以确定。不过这一形式绝对必要，不可取代。因为御前会议是日本国家决策的最终决定机关。而且天皇也参与了会前的决策。在国家最重要的关头，开战如此，投降也如此。

投降前，因政府、军部等寡头决策层不能达成共识，就只能听从天皇的裁决，这时御前会议不是形式，而是最重要的国家决策机制。御前会议上天皇的认可或否决在各个时期都同等重要。

4、对外战争中的天皇作用

在明治宪政体制下的三代天皇中，睦仁(明治天皇)、裕仁(昭和天皇)“个人能动性”强，所以政治体制不断强化，在对外政策上强硬；而体弱的嘉仁(大正天皇)时则被称为“大正民主”时期，体制控制也相对宽松，在对外政策上也相对缓和。

对于历次对外扩张战争，天皇并不一定是战争计划的直接策划和军事指挥者，但从天皇所具备的特殊权力和权威地位看，他既是最高决策者，也是最高政策协调者。天皇全面配合了每场战争，如亲临大本营督战，批准战争计划等等。在历次战争中，最高统帅天皇外，皇室男性成员也都担任战争的高级军事指挥职务，如甲午战争时参谋总长是有栖川宫织仁。九一八事变及七七事变时参谋总长是闲院宫载仁、南京大屠杀直接指挥者之一朝香宫鸠彦王(上海派遣军司令)等。

除了主导无条件投降的国家决策外，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明治天皇及昭和天皇直接反对过、或下令阻止过战争。在客观上，皇室成为历次扩张战争的指挥者和受益者(皇室通过战争增加财产等)，战争使天皇及皇室威望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军部也最大限度地利用天皇的权威和法定权力为侵略战争服务。

天皇的军队是进行对外侵略的工具，明治宪法明文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第十一条)，天皇是日本军队最高统帅，军队只对天皇负责，在明治宪政体制下，只有天皇具有对军队发布命令的权力。“天皇宣战、媾和及签订条约”(第十三条)，所以没有天皇的宣战和战争命令，日本军队是无法进行战争的。既然皇军在天皇的名义下进行侵略战争，那么说天皇没有战争责任的说法也就无法令人信服。

几乎所有政治问题的决策都是以天皇的名义做出的，最重大的政治决策必须经过有天皇参加的御前会议。尽管天皇在御前会议及其他政治问题上的发言和具体指示没有多少记载，但在制度上要求天皇对所有重大政治问题进行亲裁，这使天皇无法摆脱与所有重大政治问题的干系。

首先，明治天皇睦仁自明治政权成立初期就积极“御临”太政官、庙会(内阁会议)及御前会议。西南战争结束后，明治政权一度推动天皇亲政运动。1877年(明治十年)夏，根据伊藤的建议，太政官移入宫中，以实现天皇与太政官“合署办公”。同年8月15日，太政官正式移入宫中，从9月2日开始，天皇每天御临内阁会议，9月7日决定新的上奏公文的手续，“关系内阁枢机的事务必须在(天皇)御临会议时提出”。

11月27日又进一步规定，每星期五定期“御陪食”(天皇参加的工作餐)。1878年1月16日又规定，大臣以外的参议也要每三日轮流参内候旨。试图通过天皇的权威来建立政府的权威。虽没有记载天皇睦仁在历次临朝时的具体言论，但至少说明天皇参与对重大国务决策。

自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帝国议会开设后，天皇睦仁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决策。例如任命森有礼和芳川显正为文部大臣的问题，睦仁以森有礼是基督教徒为由表示反对。同时对陆奥宗光的入阁问题，睦仁也明确表示反对，称“陆奥有10年(1877年即明治十年反政府的)事情，这种反复无常的人不行”，希望伊藤再次组阁。对此山县说服睦仁，称“陆奥的前罪已经洗清，现在如果不用此人恐怕民间会有人反对，起用他的才能对内阁有用”。

在睦仁的再三要求下，伊藤出任贵族院议长。天皇亲自为对外战争的“有功”人员嘉奖、行赏，并成为惯例，是刺激扩张战争的重要政治仪式。1876年2月22日天皇嘉奖出兵台湾将领西乡从道，并赐勋一等及赏牌。3月5日接见挑起江华岛事件、逼朝鲜订立不平等条约的全权办理大臣及军人并加以鼓励。

9月22日对江华岛事件军人行赏，赏金80日元。天皇把视察军队，向军队行赏、下赐酒肴等，作为显示天皇与军人的特殊关系的象征。甲午战争前的1890年3月，睦仁得知海军还没有能与中国海军“定远”、“镇远”等大舰对抗的军舰时，亲自发布《造舰诏书》，称“联认为立国要务以海防刻不容缓，而国库尚未有巨资支付，朕念及此，将宫中储蓄30万日元出资海军费用，望诸阁臣体会朕之本意”。

近年还有论著表述，“当国民听到现人神天皇出资建造军舰一事，都十分感激，从小学教师到普通警察纷纷捐款，数月内捐款达203余万元”(当时公务员月工资为5元)。此笔捐款先后建造“吉野”(1893在英国建成下水)等战舰两艘，成为甲午海战中日本海军主力。

1893年1月，在帝国议会因军费预算不足而引起争论时，睦仁再次下诏，命令文武官员6年间一律将俸给的10%上缴国库以弥补制造军舰不足的费用，睦仁本身也在6年内从皇室费用中拨款30万日元。天皇睦仁的政治介入不仅使伊藤内阁在与民党间的争论中获胜，而且满足了在野党削减军备和政府增加军费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1893年即甲午战争前一年，在扩军备战的关键时期，天皇的上述作为有重要意义。对甲午战争，睦仁称“非朕之战争，乃大臣之战争”，以表达对伊藤、陆奥等不及时向其汇报战争情况之不满。睦仁只是对与中国关系恶化和战争的结果表示过忧虑，对政府的战争决策表示过怀疑。1894年6月15日和7月1日两次御前会议上，伊藤及陆奥向其反复解释战争理由。睦仁迟迟不对开战做出最后裁可，这也说明天皇的能动性。此时43岁的睦仁已有自己的意志，清楚自己作为天皇的责任，不仅仅是伊藤等政治家所利用的工具。

9月16日睦仁在移“凤辇”到达广岛后，全身心地投入到战争指挥中去，直到1895年4月缔结下关条约后。睦仁埋头于日军大元帅的工作，他作为唯一能统合政治与军事权力的存在而不断对战争及政治做出决断。千本秀树认为，睦仁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是“赞成侵略，而犹豫开战”。战争期间睦仁身先士卒，始终身着军服，侍臣要设置安乐椅、暖炉等都被睦仁以“战地没有安乐椅、暖炉”所拒绝，体现天皇要与前方将士同甘苦。

从1894年7月17日召开第一次大本营御前会议到1896年3月30日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前后共召开90次御前会议，其频度为每6.9天一次。其中1894年9、10月份分别为16次和15次，平均每两天一次，在大本营会议上，睦仁不仅直接听取从战场上回来的军人的报告，还亲自召见赴战场的将校军官，向全军展现其最高统帅形象。

据陆军省《在大本营御动静》记录：

“陛下励精图治，昼夜亲理万机，忘记寝食。每次前方战况报来，即使深夜也起身召集臣僚，在灯下展开地图仔细阅览军队行动。在大本营岁月里始终在御座随时准备对应变化情况，甚至很少散步。”

“陛下每早约5时起床，6时着军服御靴就座于御座。上午9时前，陛下在侍从武官长陪同下入席，开始御前会议，听取报告。会后又召见官员垂讯事宜，没有任何余暇时间。每晚10时以后还着军装在御座等待前线电报。某日为等前线回电直到深夜2时10分才就寝。”

大本营在广岛，广岛就成为战时临时首都，帝国议会(第七次帝国议会1894年9月22日)在广岛举行，成为历史上唯一在东京外召开的国会。皇太子、皇后也先后到广岛伴驾。重大国务事务及战争指挥决策都在广岛决定。接到平壤会战胜利的战报后，广岛市政府指示，自9月18到20日三天广岛市民各家各户悬挂国旗、灯笼等以示庆祝，开创了每当战争胜利便举行庆祝活动的先例。值得一提的是广岛是历次侵略大陆的重要前进基地和军港(吴港、宇品港)，这也是1945年8月6日原子弹轰炸广岛的背景之一。

天皇亲自统帅军队是军人敕谕特别强调的。“天皇亲征”及皇军最高统帅的形象是从甲午战争正式确立的，并在日本社会广为赞颂。在甲午战局明显有利时，明治政府及军部开始酝酿天皇“亲征”，并提议将大本营移到中国大陆战场。

只是在侧近担心天皇亲征有政治风险的情况下才放弃，代之设立“征清大总督府”，“大本营见机必须向前推进，天皇亲征，如果不可能的情况下，任命参谋总长(皇族)为指挥全军总指挥官，委以指挥全权，代替(天皇)出征”。

根据这一决策，1895年3月7日，在下关条约即将签订之际，明治政府决定“征清大总督府”移至中国战场，以继续向清政府施加军事和政治压力。16日正式任命皇族小松宫彰仁(参谋总长)为大总督代天皇出征，4月13日出发，18日即下关条约签订第二天彰仁到达旅顺口，5月10日在接到下关条约被清廷正式批准后，才向全军下达停止对清国军队作战的命令并回国。

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开始的日俄战争期间，明治天皇对战争进程十分关注，并就具体的军事指挥等也下达指令。在旅顺口争夺战持久不决，乃木希典率军在203高地久攻不下，参谋总长山县建议撤换乃木，遭到睦仁的否决，并指示：“现在撤换乃木，乃木肯定不想活了(会自杀)”，“第八师团派往奉天(沈阳)阻截从西伯利亚增援的俄军，旅顺让乃木打"，在具体问题上行使军事统帅权。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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