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一）

2026年3月14日晚，中南大学湘雅医院2023级神经病学专业研究生孙同学离开宿舍后失联；次日下午于湘江橘子洲大桥附近被打捞上岸，已无生命体征。

孙同学在工作群发布的“上完最后一个夜班了，后续病人可能要拜托各位”是其最后的遗言。

根据孙同学多位好友的回忆，她生前曾多次向身边人透露“压力很大” 。这种压力主要来源于医学生“并轨规培”的身份。现在网传有一份孙同学的遗书，不过其真实性尚待官方核实，但至今官方未出调查报告，我们也无法得知遗书是否真的为孙同学所留。

考虑到重大舆情事件，如果是有“别有用心之徒”编造的遗书，流传如此之广、影响如此之大，肯定会有第一时间的辟谣，且刑事拘留造谣者，并严查其背后有没有“境外势力”蛊惑与煽动。如今已经整整四个月过去了，我们没有看到辟谣内容，也没有权威的调查结果公布，所以就现在本文引用并分析孙同学遗书中的内容。

孙同学遗书中提及导师谷某某（湘雅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为其安排了大量与药企合作项目的事务、学术申报和行政杂务，严重挤占了正常的规培和学习时间。她常在导师和临床带教老师的双重要求和指责间左右为难，“横竖都是挨骂”。

遗书提到她曾因压力过大有过极端行为，被救下后，未被给予有效的心理支持，反而被强制送往精神科治疗。期间，她还被要求签署各种保证书、免责书。但导师非但没有给与更多帮助，反而以“不给毕业”相威胁，甚至说出“再闹一次别想从精神病院出来”的话。

据孙同学同窗在社交网络上悼念的消息，她本科期间成绩优异，保研成功，在同学眼中是一位开朗活泼的女孩，她的离去让身边亲友倍感意外与痛惜。事件引发关注后，导师谷某某已处于停诊状态。湘雅医院院长回应称，其停诊并非被停职，而是因个人受到社会骚扰，暂无法正常工作。

（二）

“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这是伟大领袖对我们最高学府下的评语，这背后隐含的就是封建化的学阀问题。

伟大领袖一生先消灭了所有军阀，又扫清了所有财阀（买办），整个晚年都在整顿队伍中的门阀势力。所以区区学阀，在伟大领袖的标准里确实只能算是“小庙”。

但是“小庙”也有自己的特点——王八多。王八这种东西，你一敲它，它就缩回自己壳里去，你还真拿它没啥好办法，因为它那块自留地确实挺坚固的。但你不理它了，它又把头伸出来恶心人了。

还记得武汉理工的导师王攀吗，就是精神控制折磨自己学生陶崇园，最终导致他自杀的那位。

陶崇园为导师王攀洗衣、送饭已是家常便饭，还更有“叫爸爸”这种精神压迫。结果呢，短短两年过去，事情冷下去了，王攀又出来招生了。还好网友的记忆又被唤醒了，又把“王八”骂得缩回自己壳里去了。

注意哦，王攀的公职、教职、待遇都还在的，当时的处罚只是不许招研究生了，可见这个封建化的“乌龟壳”有多牢固。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分析过这个问题：当前我国高校人才培养与科研体系中，导师与学生之间形成的，本质上是一种前现代的、带有强烈封建人身依附属性的权力关系，而非现代高等教育、科研体系应有的平等学术指导关系，甚至连资本主义框架下的劳资契约关系都远未达到。上文中孙同学和陶同学的陨落，从来不是个体的意外，也不是个别导师的道德失范，而是这套依附性体系必然结出的悲剧果实。

我们必须先直面一个核心判断：为什么说这套关系的本质是封建人身依附，甚至不如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资本主义的劳资剥削，哪怕再残酷，其底层逻辑依然是契约化、可退出、权责有边界、有第三方兜底的市场化关系。但当下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完全突破了这套现代规则的底线，回归到了封建宗法式的人身绑定——

导师掌握着学生从入学到毕业、从学术生涯到职业前途的全部 “生杀大权”，学生一旦进入师门，就等于把自己多年的人生，完全押在了导师一个人身上，没有任何替代选项，更没有安全的退出通道。你想换导师？绝大多数高校要求原导师签字同意、新导师接收、院系层层审批，等于让学生自己去打破这套权力闭环，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你想退学？考研数年的努力、学历门槛、职业规划全都会崩塌，沉没成本高到绝大多数学生根本不敢选。

还能体现“封建化”的导师权力的无限扩张性与无边界性。比如孙同学，导师可以强制她承担药企合作项目随访、伦理材料审核、行政PPT制作等与学术培养完全无关的事务；陶崇园的悲剧中，导师可以让他给自己做家务、带孩子、处理私人财务，甚至要求他喊自己 “爸爸”……

读过研的朋友都知道，导师可以让学生给自己的商业公司免费打工、侵占学生的学术成果、用毕业资格要挟学生无条件服从任何指令。学生为什么不敢拒绝？因为这套体系里，导师的权力没有上限，他的个人意志，就是学生学术生涯的最高规则，一句 “不服从就别想毕业”，就足以堵死学生所有的反抗可能。

这种权力，已经完全超出了 “学术指导” 的范畴，变成了对学生人身、时间、精力乃至人格的无限度支配，和封建领主对领地内属民的全权支配，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

也正因如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孙同学陶同学们的悲剧从来不是孤例。只要这套封建人身依附的权力结构不被打破，只要导师依然掌握着对学生的一票否决权，只要学生依然没有安全的退出渠道与申诉通道，类似的悲剧就会不断重演，区别只在于会不会被舆论曝光、会不会引发短暂的关注。

我们此前无数次对同类悲剧的反思，大多停留在 “加强导师师德建设”“关注学生心理健康”“规范带教行为” 这种隔靴搔痒的层面，完全回避了最核心的制度性病灶 —— 就像我们不能只靠劝领主仁慈，来改变农奴的处境，必须从根本上拆解这套人身依附的权力体系。

（三）

在这篇文章中，我从宏观的视角做切入点，为大家讲解革命运动的迫切性、必要性，今天就谈一谈微观的视角。还是希望我们看待历史，要建立一个全面的、辩证的眼光来看，拒绝二极管思维。

那篇文章中举了很多彼时“学阀”“民国大师”“封建士大夫”现象举例子，是为了让大家了解，运动中不仅仅有《三体》批判叶哲泰这样的反智主义现象，对于旧秩序的冲击也是显著的。有些领域“学阀”让位之后，年轻人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反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创新与突破。

所以凡事不能一概而论，并不是每一个科学家、学者、专家都是“学阀”，也并不是每一个年轻人对于权威的质疑都是“大逆不道”的。本文还是要继续深入分析“学阀”相关的话题，其他的领域也可以触类旁通。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不止一次说过：“老人家革的不是命，革的是人性”。按理说能成为“学阀”的，首先都是饱学之士，至少会在自己所在的领域中取得了超出常人的成果。那为什么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依然要搞门户关系、以权谋私、打压学生呢？

肉体消灭“学阀”确实容易，运动中也证实了：再硬的学阀也硬不过几条武装带。但是，学阀打倒了，谁来搞研究？搞研究搞出成果来的，会不会成为新学阀？所以这就是本文题目所说的——杀人容易，诛心难。想要解决学阀问题，老人家当年给出的药方是“诛心”：

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但最后大家发现“诛心”太难了，还是“杀人”容易。本文就是要展开分析一下诛心的难度，要消灭学阀需要诛什么心。而且不仅仅是学阀问题，官僚、买办、资本家的问题，很多也都可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诛心其一：血缘、亲情、圈子——一个成功人士，如何抛却这些“私心”。

诛心其二：“精英”的任性——一个在领域内绝对成功人士，而且其专业性之高无法得到正常的监督，就只能指望这些精英们自身道德素养吗？

诛心其三：基本的良心，以及拒绝糖衣炮弹腐蚀的精神——简而言之就是如何在研究中避免世界学术高地——美国的影响；如何在面对垄断资本、企业巨头友善合理的“资助”下，避免干扰研究的中立性、正义性等等。

（四）

学阀之所以称之为“阀”，就在于其一个稳固、密闭、排外、利益共同的小圈子。而人性很难避免这些小圈子。

比如说我是个长江青年学者，我辅导辅导我孩子功课合情合理吧？不能说学历比别人爸妈高，这就不公平了吧？鲁迅先生都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对不对？总不能对孩子好是错吧？

那我更进一步，辅导孩子参加奥赛行不行？指导孩子写论文发表行不行？让孩子帮我搞搞研究，到时候加他一个名字行不行……我孩子通过发论文、搞奥赛上了名校，等到了保研的时候，我给导师院长打个招呼行不行……

所以说“诛心”难啊，谁也难免有些这样的“私情”。但是，看似一步一步“合情合理”的“私情”之上，还有“公义”。“徇私”发展到了极致，就是贾浅浅这样：

上面是贾浅浅的诗，如果单单是文学层面的争论那是不值得讨论的，有人就爱写屎尿屁的诗那是人家的自由。但是，贾浅浅有一个身份非常特别：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副主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贾浅浅诗歌引发舆论关注后，许多作协作家、领导为其站台，核心观点大致就是：这就是艺术，你们屁民不会欣赏。

然而这些拍马屁的“文学家”们说来说去也没说出贾浅浅的艺术在什么地方，也没有举出除了这些屎尿屁诗之外的代表作。很明显换一个张三李四写这种事，普通人都会觉得这是粗鄙不堪的神经病，然而她是贾平凹的女儿，她就能凭借父亲的蒙荫获得文学副教授、作协领导以及一种作家溜须拍马的地位。人民只能感慨： 才华并不会遗传，但地位可以继承。

贾平凹可以蒙荫子女，可以豢养一批马屁精，在文学界、作协领域有着重要的地位，这就是“阀”的具体形态。

魏晋南北朝那群士族搞“清谈”就是这样：你吹捧我、我吹捧你，大家一圈人互相吹捧，每个人身价就上去了，现在文艺圈就保留着大量封建残留。大家去知网搜一搜，很多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吹捧贾浅浅的“严肃论文”：

你给我吹捧抬轿子，我让你发核心期刊，大家各取所需，岂不美哉？学术士族阶级当如是也。

再说一个大家可能忘了的事件，疫情期间饶毅教授举报裴钢等教授学术不端。饶毅所举报的人也是同类型的“阀”。

裴钢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0年至200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李红良任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李红良有一个同事：武汉大学副校长、医学研究院院长舒红兵，舒红兵娶了自己的学生王延轶，王延轶现在担任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在疫情期间曾经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值得一提的是，饶毅在疫情期间也给舒红兵写过信，很直白的表示你娶学生做老婆这事不地道，更不应该让她担任病毒所所长，她专业不是干这个的：

这就生动形象地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利益集团”。这个世界有门阀，有财阀，而像贾平凹&贾浅浅，裴钢&李红良&舒红兵&王延轶等人，也有一个属于他们的专有名词：学阀。

最后饶毅的举报结果如下，官方回复：不存在论文造假，仅仅是图片误用。

然而更有趣的是，有人质疑饶毅教授替自己未成年女儿发论文，饶家小姐最后凭借优异的“科研成果”申请到了耶鲁大学。

我们暂且不做诛心之论，我们就断定饶家小姐是“将门虎女”“家风优良”，小小年纪就拥有了优异的科研能力，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申请到了耶鲁大学。但是，我想说的是：普通人家的高中生，绝对没有、不可能有、全然没有、笃定没有机会和条件在这些科研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还是排名很靠后的作者。

上面“绝对没有”这句请大家自行脑补加大字号，以示强调之意。所以小镇做题家们心里不平衡是有原因的：我们十二年应试教育走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教授家女儿凭借七作、十一作的论文申请到了耶鲁，我们心里能平衡吗？

有网友就调侃：我从小干家务很勤快，我去实验室给的大佬刷刷试管烧杯、打扫一下卫生，能不能给我一个十一作的位置啊？

然而这件事情不能一味批判，因为人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注定是社会动物，我的亲属、我的家人有的社会关系，我怎么可能忍住不用呢？而且这种事情也不违法违规啊，谁说我不能发一个十一作的论文呢？

所以说这就回到了本小节开头的问题——这是根植于“人性”层面的顽疾，“诛心”很难。

（五）

所谓的“人情世故”“小圈子”就是这么根深蒂固。不仅仅学术圈有，各行各业都有。比如当年大烂片《摆渡人》，就有大半个娱乐圈为它站台叫好：

怎样摆脱“人情世故”这种人固有的“本性”？就是要靠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变“小爱”为“大爱”，变“私心”为“公心”。

新中国刚刚成立，毛泽东的表弟就到北京要求“安排工作”，主席直接拒绝了他来北京的请求，并批评了他：

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毛岸英更是给他的表舅写了一封1700字的长信：

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 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可是古往今来，有这种境界者能有几人呢？所以说“诛心”难啊。

（六）

学阀问题第二个辩证点：就是有些精英们的贡献，确实远远远远超出普通人，有些工作必须要由他们来完成；但是他们工作的“高精尖”程度，往往又难以得到监督——与普通人有着不可逾越的信息差。

资本家的穷凶极恶都在表面上，就算他们用温情脉脉的面纱包裹自己，就算他们给劳动者灌各种毒鸡汤，就算他们让御用媒体给自己扣上“人民富豪”的帽子——但是只要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难戳破他们的画皮；只要不断的给人民科普，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识破资本家嘴脸的人民也会越来越多。

但是学阀不一样，学阀的专业壁垒太高了，别说人民群众了，你让一个博士生甚至是教授去评判一下业内同事，隔行也跟看天书一样。所以说学阀在自己领域掌握了几乎100%绝对的话语权，这个比马云忽悠一群傻子叫他“爸爸”可厉害的多了。就比如上文中提到的饶毅举报裴钢学术不端的事件，我看了看他们讨论的内容，想说点什么，屁都说不出来。

之所以是学阀的地位要比资本家稳固一万倍，专业壁垒就是他们天然的护城河、保护伞，普通人根本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只能指望“阀”内部的科研工作者们能够有高素质、高道德，进行自我监督、自我约束。这只能是有且仅有的唯一选择。

有人说，科学家群体普遍道德素质高于普通人，我们可以相信其群体内部的“自审自查自净”，以使这个群体是为了全体人类最广大的利益。但是智商和道德水平是否有正相关，没有任何研究去证明。而且这些事情就怕有反例，一个反例的出现足以摧毁多年以来所搭建的信任。

举一个历史上最著名的科学家与资本勾结欺骗大众的例子：发明出含铅汽油的美国科学家托马斯·米吉利，他力证自己的产品是无毒无害的——

“10月30日，米基利举办新闻发布会，向公众证明四乙基铅的使用是安全的。会上他以自己为实验对象，先是将四乙基铅洒在他手上，然后打开一瓶四乙基铅，将其放在鼻子下闻了60秒。”

结果汽油燃烧时产生的铅严重污染了大气，使得世界各地患铅中毒的人急剧增多。他还发明了氟利昂，因此米吉利本人也被称为“地球历史上对大气影响最大的个体生物”和“历史上杀戮最多的个体”。

这种不信任感不就建立起来了么。但是，我们还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去看这个问题，揭露米吉利欺骗大众罪行的，是另一位科学家克莱尔·帕特森，他顶住了来自石油资本巨大的压力，用详实的数据证明了含铅汽油对环境的巨大危害。这说明精英阶层内部还是有自我净化的空间的，只是自我净化的时间过去了整整四十年，铅已经毒害了一整代欧美人。

我这里不是在暗示或者影射什么，只是想举一个普遍性的例子来说明：如果这些精英不能很好地把持住自己，滑向了特权主义，我们人民群众似乎也没任何好办法。这也是大家对于精英们普遍警惕的根源——“精英无罪，怀璧其罪”，大家只能靠这种天然的警惕与敌意去制约精英们可能向特权主义滑坡的趋势。

（七）

所以我在上一篇讲张雪峰的文章中说了，我们要鼓励各行各业的人打破信息差。尤其是各行各业中“抬轿子”的人们，不要认为你轿子抬得好就能变成老爷了，屁股要跟人民群众坐在一起，努力曝光精英和老爷们的信息壁垒，促进人民群众觉醒。

举几个“信息差”的例子，比如当年国有资产流失的时候，各种厂长们就利用了上上下下的“信息差”——厂长和小舅子可以通过厂里的资产，去银行抵押贷款，再用银行的贷款，去购买厂里的股份，再用所购得的厂里股份去抵押新的贷款，再以此购买更多的股份……

同时还能操控财务报表和生产节奏，让工厂呈现亏损状态，这样估值就更低，就更方便操作了……就这样空手套白狼滚上几圈，优质国有资产就被既得利益者无声无息地私有化了。然后厂长还是那个厂长，工人还是那个工人，工人们集体下岗，再以原来三分之一的工资重新与工厂签约，福利待遇假期全砍，继续做一模一样的工作。

当然，上位者的权力和“阀”集团的地位是根本，但是正如本文所说，信息差是最表象的东西，是接近社会真相的第一步。首要先解决了这个信息差，形成最广大的社会共识，然后才能再去寻求社会改造。不戳破这一点，有多少人会觉得厂长和小舅子是拯救厂子的大英雄、解决就业的人民企业家呢。

最近写过很多关于“学阀”的文章，学阀们的专业壁垒，就是最高级的信息差，没有专业知识的人基本就跟看天书一样。基于此，学阀掌握了人脉关系、项目经费、论文审批、行政领导，导致学术圈像封建时代一样强调人身依附关系。

还有一些精英行业，普通人和从业者之间的信息壁垒也非常严重，最具典型的就是金融、法律、医疗行业。而这些行业恰恰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最赚钱的精英行业，这就说明了信息壁垒也是资本的一部分。

去年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湘雅恶魔”事件，我简单来帮大家回忆一下，他干过很多令人发指的事件，比如一个检查有没有癌细胞的手术，直接把病人的胰腺脾脏都切除了，然后骗家属说这是病变器官。

比如找不到肠道的梗阻，就把正常的肠道切下来给家人看；对于压根不是肿瘤的健康病人，直接上化疗；还有急诊病人刻意耽误手术时间，而是花了15个小时等待病情恶化，就是为了送进ICU多收钱……

国家纪委要求：不仅查出刘翔峰违反医学伦理，还涉嫌严重违法；不仅要查出刘翔峰本人的问题，还要查出是否存在监管失职、利益输送、合伙牟利的问题。坚决维护医疗领域的诚信。都说互联网没有记忆，我们大家不要失忆，一起等一等这个答案。

所以这件事情加剧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不信任。我们还坚定不移地相信：湘雅恶魔是医生中的绝少数，医闹也是患者中的极少数，但是这些害群之马却让医患信任加剧恶化，让善良的医生和善良的患者为他们构筑的“猜疑链”而买单。

而且这些领域也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行业普通从业者跟行业精英——也就是“阀”的待遇天差地别，这些领域的金字塔之陡峭也是冠绝所有行业的：

比如，普通规培医生跟大科室主任之间的差距是一道鸿沟，主任跟院长之间的差距又是一道鸿沟；

再比如，银行柜员跟私募、投行、资管、券商核心成员的差距，还有清北复交人金融学子这些已经算是精英了，他们跟投行里省部级领导儿女的差距；

再比如，刚读完博进高校的科研民工跟混了几十年的老教授的差距，老教授跟院士的差距……

所以我一直以来都在告诫大家：即便进入这些高信息壁垒行业的精英们，大多数其实也是“抬轿子”的，如果他们能够意识到——自己也是属于人民群众的，也是绝大多数的被压迫者，而用于曝光信息壁垒，那将会是“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大好局面。

可惜还是精神贵族多，敢于革自己命的人少——“能给老爷抬轿子也是老爷给我的恩典，你也配？”

于是乎，即便是最基层的银行经理，也会利用信息差去欺骗大爷大妈们，把不知道转包了几手的垃圾理财，装成我们大银行发行的产品，利用大爷大妈们对银行公信力的天然信任，挖个大坑给他们跳；即便是刚入行的医生，也会为了科室“绩效”，多开药、开贵药、滥开检查、用贵材料。

我用这些“高信息壁垒”的行业举几个例子，首先最典型的，政府招标项目就是信息壁垒最高的，简直是信息、权力、资本，在不同“场域”中互相转换、密不可分最好的例子。

（八）

以“信息壁垒”而论，金融、法律恐怕都是小菜一碟，没有什么比高精尖的科研领域更能体现出“壁垒”的内涵了——这也是“乌龟壳”为何如此坚硬的根源。

也正因为科研体系是极端精英主义、极端高门槛与封闭性的特点，所以它注定带有资本剥削与封建人身依附二者所共同具备的表现。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分析过很多研究生被导师剥削的问题，很多研究生连廉价劳动力都算不上，就是导师的包衣奴才和通房丫鬟。因为科研体系还没到资本主义剥削那么“先进”呢，还停留在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水平上。

封建，讲究血统、门第、人身依附关系。读过研究生的朋友都知道，导师的地位、你跟导师的关系基本上就决定了你学生生涯进程，个人的能力、科研实力反而都要排在其后。这种封建化是如何“自我繁殖”的呢？很简单，就是我们高校相当长时间以来本校博士生留校任教的制度，这就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执政非常类似。

大约十多年前，一线城市拔尖的高校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留学人才，才对自我繁殖的门阀学术圈有了一定的冲击。但对于二三线城市、次一级的高校来说，他们本身吸引国外留学博士的能力较弱，因此这种封建化自我繁殖在这些高校更为明显。而且就算留学生回来了，搞研究也得拜“学阀”的码头，否则处处都是坎。很多优秀人才引进回来，结果又负气出走的不在少数。

但是反过来看，越是小城市、越是普通高校，就越依赖少数优秀的“学科带头人”的光环，从正面意义上讲他们能力强、给学校带来主要收益；从反面意义上讲，他们就是某种程度的“学阀”——这就是辩证法。

封建化的特点是什么呢？毛泽东的秘书王力在其回忆录《反思录》的这一段话我引用过很多次了，因为非常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我就再复述一遍：

“毛泽东主席早就发现了，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你不摸他，一点事都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共产党脱离群众，究竟怎么办？这是使毛泽东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回顾一下近几年来高校性侵的案例，就能很好地理解什么叫做封建化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了：

2015年6月天工大女生实名曝光老师性骚扰——不了了之；2016年8月，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发布调查报告《沉默的铁狮——2016年北师大校园性骚扰调查纪实报告》，报告中揭露北师大某学院副院长s教授性骚扰女学生——不了了之；2016年10月，有学生匿名举报称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刘某性骚扰女性，并发来对话截图，截图中的文字内容不堪入目——不了了之；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北电A廖沙性侵事件——不了了之；2017年7月，多名网友在知乎爆料，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学院张翼德老师曾在课堂上传播具有性别歧视和性骚扰意味的言论，并多次利用考试成绩、保研名额威逼利诱女生进行性交易——不了了之。诸多高校能有这样的实力“护犊子”，这就是典型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封建化。

更有甚者，一些因为性侵被处理的教授，依然能通过种种其他形式“东山再起”，这就是封建化的学术圈“血统、门第”在起作用。例如2014年6月网友匿名控诉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吴春明多次性侵女学生，并晒出吴春明的“艳照”和聊天截图，引发舆论广泛关注。10月，厦门大学决定给予吴春明开除党籍、撤销教师资格处分。

但是，2015年12月，吴当选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员会委员。就在今天，还在微博上看到网友爆料，被查明有性骚扰行为并被取消教师资格的北航计算机系教授陈小武，3月29日荣登2018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答辩名单。所以说对于特权利益集团来说，不管是道德缺陷还是违法犯罪都不是问题，是不是“自己人”才是关键。

所以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历史进程中，提出了“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口号。说明我们当年的革命是彻底的：军阀、门阀、财阀、学阀一起斗，一个都不能少。

但是，网络舆论可以在道德层面对学阀们进行监督，但是无法从专业技术领域有任何一点帮助。饶毅教授对抗整个学术圈的不端行为和潜规则，我特别想给他点支持，然而他们那些专业知识我真是毛都看不懂，根本就提供不了一点有力度的输出。还是上面那句话，只能指望学术圈内部有高素质、高道德的人才越来越多，进行自我监督与净化。

然而现在财阀与学阀已经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我们很难去苛责他人的道德选择，在这样一个即将形成的利益共同体面前，论文造假甚至都算小事了，如何让国民经济命脉与科学技术发展的进程不被少数利益集团所左右，才是真正影响民族命运的大问题。

在2017年《中国经济蓝皮书》总章第四部分政策建议中，专门有一小节讲到了“改革科研体制”。其中节选一小段：

从目前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来看，我国财政支持的科研项目，即国家级的项目往往被部分学术权威、“明星”科学家或者“圈内人”所把持，而真正潜心科研又没有关系的年轻科研人员往往得不到较多的经费支持，而项目立项后往往缺乏严格的监管机制和科学的评估机制，难以保障科研项目的产出效率，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而出不了高水平的成果。

所以，怎么办？这又回到了本文开头的话题——“诛心”不是不好，是很难办，很漫长，甚至需要经济基础层面的改变。领袖的选择是发动运动，自下而上地去打击学阀、门阀，但是曾经给领袖去实践的时间，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