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经济学家的去世引发巨大争议

前几天，经济学者高善文去世。社交媒体上，有人缅怀他的“真知灼见”，有人则批评其“投降派”言论，导致舆论撕裂得厉害。

说实话，我对高善文并不陌生。当年贸易战爆发时，我曾好几次发文严辞驳斥他的观点，也认真读过他的演讲和访谈。我的感觉是，高善文骨子里其实是想做个爱国者，只是因为观点和认知出现问题，让“爱国”的方式变得极其扭曲。

高善文的主要争议，集中在他对中美关系的错误认知。下面，我先列举他当年引发巨大争议的一些观点：

“我们回顾过去40年的历史也清楚地看到，所谓改革开放在开放这一层面上的核心是发展一个非常友好的中美关系，使得中美两国能够正常交往、正常做生意，在这一前提下中国跟整个西方世界可以正常交往，中国跟西方世界之外的其它国家才能够正常交往。”

“当年改革开放、对越自卫反击战，本质是中国向美国递交投名状，换取融入西方全球经济体系的入场券。如今中美矛盾激化，我们需要再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投名状，主动调整产业政策、开放关键领域，消解美国的竞争焦虑，否则过去四十年对外开放的红利会全部消失。”

中美关系的稳定确实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外部条件，在当年的语境下一点也没错。可问题的关键，是他由此推导出的结论大错特错。

他把对越自卫反击战解读为向美国递交“投名状”，把改革开放的成就归结为美国对我们的施舍。用他的逻辑打量，中国今天的一切都是美国的恩赐。所以当贸易战打响，他的药方自然下跪——产业政策让步、国企规则妥协、意识形态调整，以求美国放过。

这套逻辑大家熟悉吗？汪精卫当年的“曲线救国”也是这么想的，先投降、再图存。高善文和汪精卫的本质区别只有一点：汪精卫知道自己是在投敌，而高善文真心相信自己是在爱国。他打心眼里认为，向美国低头是为了中国好，是为了保住中国人民的饭碗。

这是一种被深度规训后的自我说服——他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托美国施舍，无法想象中国可以走一条不依赖美国恩赐的发展道路。突然之间我的脑海里响起那部电影的名台词：安红，离开你我可怎么活！

这种思维的致命缺陷在于，他把国家发展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对手的善意和宽容之上，从而忽略了几个基本事实——

美国发动贸易战，不是因为我们不够顺从，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强大到了让它感到威胁的程度；它忽略了中国14亿人的市场本身就是底牌，忽略了我们这些年的科技积累和工业体系已经具备了独立循环的能力，更忽略了国家安全和自主创新这种长期战略价值。

以上这些，在他那套被规训的经济学理论中，全都被折算成了“短期成本”。

高善文身上，折射的是一代人的精神困境。他们成长于中国相对落后的年代，亲历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却把这种巨变错误地归结为“美西方的恩赐”。他们对中国的不自信，深入骨髓。所以当美国翻脸，他们比美国人还慌，比美国人还急——他们觉得天塌了。

当年马臣喊出“现在是中国向美国投降最好的时候”，那不仅是某个人的失言，而是一种集体恐慌的缩影。高善文的“投名状论”，本质上和马臣的“投降论”是同一套逻辑的不同表达——都是把国家命运拱手交给他国处置，把民族的未来寄托于对手的施舍。

当然，高善文在经济学研究上并非一无是处。他在宏观经济分析、房地产周期、产能周期等领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我不否认。同样不可否认的，他是一名被西方经济学范式深度塑造的学者——分析工具是西方的，参照系是西方的，连解决方案也天然倾向西方。

一个人走了，我们可以对他的专业贡献给予尊重，但我们更应该清醒地看到：那套“投降换发展”的逻辑是走不通的。真正爱国的人，不会把国家的命运交给对手去怜悯。这一点，高善文没有想明白，希望后来的人能想明白。

说实话，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回忆、纪念高善文，说实话，部分是因为他在圈子中有一定的影响力，而更多还是为了表达和宣泄一种情绪。

当下的经济形势，大家都感同身受。跟几年前比，日子确实紧巴了不少。以前说“过紧日子”，现在成了真真切切的现实。这种落差感，不是几个数据能概括的，它刻在每一个为房贷、为孩子学费、为日常开销发愁的人的日常生活里。

问题是，很多人面对这种阶段性、周期性的困境时，本能地选择了一种最省力的解释方式——“这次不一样”。他们觉得当下的困难看得不可克服，于是悲观情绪被放大，焦虑感被蔓延，而高善文这个曾经对中国经济表达过深度忧虑、甚至提出过“投降论”的经济学家——就成了他们情绪的投射对象。有些人纪念他，其实是在纪念自己那份“被验证的担忧”。

可这种投射本身，是值得警惕的。高善文的“投名状论"，本质上是把国家四十年的发展完全归结为美国的恩赐，把中美博弈的出路寄望于单方面的妥协。这种思路，放在今天这种”天下大乱“的格局里，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

如果我们在情绪的低谷里，不是选择努力奋斗、共克时艰以摆脱，而是觉得双膝一软、下跪求饶这种最省力的方式就能改变困境，最终只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悲观者正确，乐观者成功。我不否认当下有困难，也不否认很多人的生活确实被挤压了。但我想说的是，困难再大，也不能让悲观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真正的爱国者，是在低谷中依然能看到方向、在困境中依然能保持定力的人，而不是一味放大焦虑、渲染绝望的人。

高善文走了，但关于”如何面对困难“的思考才刚刚开始。我们可以纪念一个学者，但不要迷恋一种悲观。因为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比经济下行更可怕的，是信心的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