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记忆恢复术系列】女神探聂海芬 第6章 拒不认罪

【本文以公开的司法文书、权威媒体报道为依据创作，涉案非公众人物使用化名，部分非公开场景根据事实合理推演，无任何美化犯罪的内容，最终结论以生效判决为准。】

2004年4月21日，杭州市中院。

旁听席上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张高发是从安徽歙县赶过来的，坐了一夜的绿皮火车，到杭州的时候天还没有亮，他坐在门口台阶上两个多小时等开门，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有两块冷馒头和一瓶矿泉水，馒头是在歙县车站买的，已经硬了，他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嚼了好一会儿也咽不下去。

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指控张辉、张高平犯强J罪，致使被害人王某死亡，起诉书中列举的证据一共有26条，即通话记录、证人证言、现场勘查笔录、法医检验报告、被告人有罪供述、同监犯袁连芳的书面证言，二十六条证据中，除了一条直接指认张辉S人外其余都是间接证据，这条直接指认就是袁连芳的证词：张辉在看守所里说自己曾JS过一个女子。

DNA排除报告不在证据中，杭州市检院没有将该报告作为证据提交。

张高平的辩护律师王亦文注意到了这个缺失，在庭前阅卷时他当庭要求公诉方出示，公诉人递给审判长，审判长看了几眼传给合议庭其他成员传阅，报告在走了一圈最后回到审判长手中，审判长把证据材料最下面的那部分放在了前面。

王亦文站起身来，指着报告最后一页的结论，声音在安静的法庭里很清晰地响起："审判长，该份DNA鉴定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排除我方当事人与死者王某DNA混合的情况，这说明现场还有第三人在场，请求法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重视，"

公诉人认为，DNA鉴定结论同本案的犯罪事实没有关系，该DNA属于被害人日常生活时与其他人的接触留下的痕迹，不能用以证明被告人不是作案人。

法庭采纳了公诉人的意见。

庭审没有超过一天，张辉最后陈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没有S人，那些口供是他们逼我说的，”审判长敲了一下法槌让他停下，法槌落在底座上发出的声音很轻，好像用手指轻轻敲了一下门。

2004年4月21日下午杭州中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张辉强J罪，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张高平强J罪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两被告分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五千元，互相承担连带责任。

宣判之后张高平在法庭上大声喊了一句，声音撞着四面墙壁，法J上前按住他的肩膀往下压，他的膝盖磕在被告席前边的木栏上，咚的一声，法J架起他往法庭侧门带出去，张高平被带走的时候一直喊着，声音越来越远，最后化为走廊深处的一阵回声。

张辉没有喊，他被带出法庭的时候回头看了旁听席一眼，他的父亲张高发坐在最后一排，旁听席上的人在不断地退场，有人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有人将法庭的木质座椅推回去发出吱呀的声音，张高发没有动，他仍然坐在原位上，双手紧紧抓着前排椅背，指节处的皮肤绷得很紧，老头没哭。

张辉要说什么的时候，法J推了他一下，他的脸撞在侧门的门框上，他踉跄了一下，被推出了庭。

当天晚上张高发坐在杭州火车站的候车室里过夜，他买的第二天凌晨四点慢车回歙县，他把判决书摊放在膝盖上，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他不认得几个字，判决书上他只认识儿子的名字和弟弟的名字。

他把判决书折好塞进衣兜里，然后扣上扣子，候车室的广播在播报到站信息的时候，声音被回音搅成一团，在他旁边的座位上，一个民工模样的人正枕着编织袋睡觉，鼾声均匀，像极了睡在自己家里的床铺。

张高平和张辉都提起了上诉。

二审在浙江省高院进行，根据当时的刑讼法，二审法院可以不开庭审理，只通过书面审查作出判决，辩护律师提交上诉状时指出一审证据存在很多漏洞：DNA不能排除嫌疑，口供矛盾，没有物证，作案时间可疑，合议庭阅读了全部案卷材料。

2004年10月19日，浙江高院作出二审判决，判决书认同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但在量刑上进行了调整：张辉由死刑改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张高平由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十五年，张高平被认定为从犯。

判决背后隐藏着当时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逻辑：留有余地，证据不能够完全定罪，F院也不好说全部放人，否则如果真的是他们做的呢？于是不宣告无罪，也不执行极刑，在量刑上打一个折扣。死缓不是无罪，十五年也不是，它们是中间状态，是自我保护的缓冲层，但是这种缓冲层对坐在被告席上的当事人来说，是一个人在监狱里度过多少春秋的问题——全凭合议庭纸上画出的那条线。

二审判决书送达之后，张辉被送回看所，等待转监服刑，张高平被送到浙江省某监开始服刑，他从入监第一天起就给管教带来了很多麻烦。

入监教育的第一课是背监规，其他的犯人两天内就把监规背完了，张高平把小册子放在枕头下，连看都没看过一页，管教找他谈话时从枕头底下掏出小册子放到桌上说道：“规矩我遵守，字我不背。”

他在狱里不愿意被叫囚号，他的编号是5317，该号码印在囚服左胸上，床铺卡上，餐具上，管教每次点名的时候喊5317，他不答应，管教又重复一次，“我有名字”，管教看了看他，在点名册上画了一个叉，叉子很大。

他开始不断写申诉材料，入监的第一个月，拿到第一本信纸，三十二页，纸很薄，墨水写上去会洇开，背面透出深浅不一的蓝色字迹，他花去了半管墨水写了第一份申诉材料，把它折叠好装进信封并贴上邮票投进监狱的信箱里，信箱位于监区走廊尽头的墙角，绿色铁皮制成的，投信口是一个小缝，把信推进去，听到纸落在箱底的声音。

一个月之后收到驳回申诉的通知，他把驳回通知折了一下塞进枕头套里，又拆了一本新的信纸。

他一本接一本写，管教给他换了新的本子，新本子又写满了。他所写的每一个材料的结构都一样，即先讲案情、再谈疑点、最后一句话要求重新审理此案，还我清白。他的字越来越大，到后来每页纸只能写七八十个字，因为他的手在发颤。不是怕，是常年重体力劳动和营养不良造成的。右手握笔的手拇指与食指之间有一层硬茧，在硬茧上又叠加了一层新茧。

他拒绝减刑。监狱里有一套完整的减刑考核制度：认罪服法、遵守监规、参加劳动、接受教育改造，每一项都有分，攒够了就可以申报减刑，其他犯人从入监的第一天开始就计分：干多一个小时加几分，被管教表扬一次加几分，一年下来能积多少分，按照这个速度大概几年以后可以减几个月，分是刑期的货币，张高平劳动的分数已达标，守监纪的分数也已达标，但是“认罪服法”一栏里给他的却是零。

”你不认罪，就不能减刑“，管教把减刑申请表摆在了他面前，管教姓刘，四十岁左右，在监狱工作十几年，见过的犯人很多，没见过这样的人。

"我没罪。不减。"

管教把表格收走了，在备注栏上写了四个字，拒不认罪。

后来装进张高平服刑档案里的是申诉材料，与那些材料一起在铁皮柜里越摞越高。每个月申报一次减刑时管教都会问一次，他都回答说不减，第三年的时候，管教不再询问了，管教把表格带到桌上，张高平没填就收回去，两人之间有一种无声的默契，如同两个明知结局却不得不下棋的人。

很多年之后，有人再打开铁皮柜时发现申诉材料已经比服刑档案要高出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