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BOC | 杨坤禹教授：从靶区勾画到免疫升阶，鼻咽癌"动态精准"治疗时代已来！

为进一步聚焦中国肿瘤学术成果的传播与推广，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影响力的学术交流平台，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携手北京市希思科临床肿瘤学研究基金会将于2026年7月3-4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香格里拉酒店举办"2026年中国临床肿瘤学年度新进展学术研讨会(BOC)暨Best of CSCO 2026 China"。会议将集中展示国内外肿瘤领域的年度研究成果与重大临床研究进展。

本期特邀请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杨坤禹教授分享大会上的一些精彩内容和亮点研究。

专家简介

杨坤禹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肿瘤中心主任/教研室主任

华中科技大学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国家卫健委“国家杰出医师”（2024）

湖北省“医学领军人才”（2023）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头颈肿瘤专委会，副主委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鼻咽癌专委会，副主委

湖北省肿瘤放射治疗医师分会，主任委员

湖北省抗癌协会，副理事长

获得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23）、二等奖各一项（2016）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Lancet Oncology、Science Advances、Clinical Cancer Research、Cancer Research、Red Journal等杂志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获国基金重点项目、科技部重大研发计划课题和国基金面上项目课题资助

Q1.本次大会涌现了许多国内外鼻咽癌重磅研究，您认为哪些最能回应国内临床实际需求，对CSCO指南更新的参考价值如何？

杨教授：本次鼻咽癌专场确实涌现了很多非常精彩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由国内学者完成，充分展现了中国在鼻咽癌研究领域中的领先地位。其中有几项重磅研究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它们精准回应了国内临床的核心关切。

第一项是关于鼻咽癌靶区勾画指引的更新。 过去在西方国家治疗鼻咽癌的标准实践中，即便患者接受了新辅助治疗后肿瘤出现显著退缩，GTV（大体肿瘤靶区）的勾画范围仍然要求按照化疗前的原始范围来界定。而如今，基于国内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的积累，新的指南指引明确告诉我们：按照化疗后软组织退缩的范围来勾画GTV是足够安全的。这一改变对临床实践的影响非常巨大——它意味着更多患者能够缩小照射靶区，从而减少放射相关毒副作用，改善长期生活质量。

第二项是关于免疫治疗在诱导治疗疗效欠佳患者中维持治疗策略的探索。 我们知道，免疫治疗在鼻咽癌中的应用已经从复发/转移阶段向局部晚期前移。尤其对于一些诱导治疗效果不理想的患者，临床上常常倾向于在后线进行维持治疗。既往由马骏院士团队牵头完成的全国多中心研究确立了卡培他滨单药维持治疗的地位，而在卡培他滨基础上进一步联合PD-1单抗能否进一步提升疗效，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科学问题。但很遗憾的是，本届大会报告的研究结果显示，对于诱导治疗效果不佳的患者，即便给予卡培他滨联合PD-1单抗的维持治疗，也未能显著改善患者的生存结局。 这一阴性结果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它提示我们在选择维持治疗方案时，需要更加审慎地评估联合治疗的风险-获益比，避免不必要的过度治疗。

第三项是关于第九版AJCC鼻咽癌分期指南的更新。 我们知道，分期标准是指导治疗决策的基石。与第八版相比，第九版分期系统在多个维度上都有较大变化。杜晓京教授在大会上对这一更新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这些变化非常值得我们同行给予额外的关注，因为分期的调整将直接影响到危险分层、治疗策略选择以及临床研究入组标准的制定。

这三项研究分别从治疗精准化、方案优化和分期精细化三个维度回应了国内临床最迫切的需求，对CSCO鼻咽癌指南的下一轮更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Q2.免疫治疗已从复发转移阶段向局部晚期前移。对于局部晚期鼻咽癌，如何根据危险分层精准筛选免疫联合放化疗的适宜人群？临床实践中应如何把握适应证？

杨教授：免疫治疗在鼻咽癌中已经有了广泛的应用，正如您所说，它已从复发/转移性鼻咽癌的后线治疗逐步向局部晚期领域迈进。在这一过程中，核心方向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增效减毒" 。

首先是增效，也就是筛选哪些患者真正需要强化治疗。 这主要指向高危人群，包括两方面的考量：

其一，解剖学高危因素。 包括T4期（肿瘤广泛侵犯）以及N2/N3期（颈部淋巴结广泛转移）的患者，这部分患者单纯放化疗后的复发和转移风险显著高于其他亚组。

其二，生物学高危因素。 主要是指治疗前血浆EB病毒DNA拷贝数处于高水平的患者，或是在接受诱导治疗后EB病毒DNA水平下降不显著的患者。EB病毒DNA是鼻咽癌特有的高灵敏度肿瘤标志物，其动态变化能够真实反映肿瘤负荷和治疗响应情况。这类生物学高危患者即便解剖学分期不属于最晚期，同样值得我们给予增效治疗。

其次是减毒的考量。 有些患者在治疗前虽然存在高危因素，但在完成新辅助/诱导治疗后，病情得到了显著改善——例如EB病毒DNA水平明显下降，临床分期获得良好缓解。这就为后续治疗阶段的减毒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本次大会上报告的由马骏院士团队完成的DIAMOND研究就是一个典型范例：该研究提示，如果在新辅助阶段采用了以免疫治疗为基础的高效诱导方案并取得良好响应，那么在后续的放射治疗阶段，可以考虑剔除顺铂的同期化疗，从而实现"去化疗"的减毒目标。这种减毒策略同样是临床医生非常追求的。

那么在临床实践中，我们如何具体把握适应人群的筛选呢？ 我认为需要综合以下几个维度：一是解剖学分期（TNM分期），二是基线EB病毒DNA水平，三是诱导治疗过程中EB病毒DNA的动态变化趋势，四是影像学评估的肿瘤退缩情况。这四个维度的综合评估，能够帮助我们相对精准地界定哪些患者属于高风险、适合升阶至免疫联合治疗，哪些患者经过诱导治疗已转为低风险、适合降阶减毒。当然，这仍然需要更多生物标志物的探索来进一步优化筛选策略。

Q3.基于动态ctDNA监测的"风险适应性治疗"策略已在鼻咽癌领域取得初步进展。您认为ctDNA/MRD检测在当前临床实践中，能否真正指导治疗决策的升阶梯或降阶梯？

杨教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对微小残留病变（MRD）的关注，在每个瘤种中都得到了格外的重视。原因在于，临床上许多患者在完成根治性治疗后，我们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抉择：这些患者是否需要进一步接受辅助或维持治疗？哪些人真正能够从中获益？ 如果对所有患者一概而论进行维持治疗，势必导致一部分低危患者承受不必要的治疗毒性和经济负担。

在实体瘤中，肺癌率先在MRD指导治疗决策方面进行了系统性探索。而在鼻咽癌中，得益于EB病毒DNA这一天然的高灵敏度肿瘤标志物，MRD检测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当我们完成根治性同期放化疗后，是否需要给予PD-1单抗维持、卡培他滨维持，或是两者联合维持，迫切需要一个可靠的生物标志物来指导这种决策。EB病毒DNA拷贝数的检测，毋庸置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

前不久，来自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孙颖教授团队完成的AP-STAR研究，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出色的探索。该研究通过动态监测治疗过程中的EB病毒DNA拷贝数变化，来指导患者进行精准分层并施予个体化治疗。简而言之，研究的核心发现是：在治疗过程中，EB病毒DNA能够迅速得到控制的患者，往往具有更好的预后和更低的复发风险，这部分患者可以考虑给予较低强度的治疗；而那些经过治疗后EB病毒DNA水平不下降、甚至反而上升的患者，则属于高危人群，需要给予增加强度的治疗。

因此，我认为在当前临床实践中，基于ctDNA/MRD的动态监测已经初步具备了指导治疗决策升阶梯或降阶梯的潜力。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目前这些证据主要来自回顾性分析或前瞻性观察性研究，真正将MRD监测作为随机对照试验中的分层因素来前瞻性验证其指导价值，仍需要更多设计的临床研究来提供更高等级的循证医学证据。但方向已经非常明确——"动态监测、风险适应、精准施治"正在成为鼻咽癌全程管理的新范式，我们期待更多高质量研究推动这一策略早日写入指南、惠及患者。

来源：梅斯肿瘤新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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