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科学革命背后的非理性引擎
——《知识机器：非理性如何造就近代科学》评介
刘 箐 何晓松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知识机器：非理性如何造就近代科学》由美国纽约大学哲学系教授迈克尔·斯特雷文斯所著，是一部对科学革命本质及其历史条件进行深刻反思的力作。本书核心论点是：现代科学的强大效力并非源于科学家个体的纯粹理性，而是依赖于一种称为“解释的铁律”（The Iron Rule of Explanation）的社会规则。该规则强制要求所有科学争论必须通过经验证据裁决，从而将科学家的非理性激情——如野心、竞争欲、美学偏好——驯化为知识生产的动力。斯特雷文斯通过这一框架，不仅成功调和了波普尔证伪主义与库恩范式理论之间的长期对立，还为理解科学何以在17世纪欧洲诞生、何以具有如此强大的认知效力提供了全新解释。
科学为何迟至17世纪才在欧洲出现？斯特雷文斯指出，这并不是因为此前缺乏智慧或技术，而是因为“铁律”所要求的论证模式与人类深层的认知本能相悖。铁律要求科学家放弃对“深刻解释”——即对现象背后终极原因和宏大体系的哲学追求——转而对可观察、可测量的“浅层解释”保持谦卑。这种转向违背了自古希腊以来自然哲学的传统，也挑战了人类对和谐、统一与目的论叙述的天生偏好。此外，铁律的确立还需突破美学偏见的束缚。尽管美学直觉在私人研究中可激发创新，但在公共科学论证中，铁律坚决排斥美学标准作为仲裁依据，一切必须以经验证据为准。最后，科学革命的发生并非历史必然，而是多种偶然因素，如宗教改革、印刷术、殖民扩张、自然神学的发展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们共同削弱了传统权威，为铁律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铁律的运作机制是本书的另一大贡献。斯特雷文斯通过历史案例（如牛顿与胡克的光学争论、爱丁顿对爱因斯坦理论的验证）说明，铁律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将科学家的非理性激情引导至经验证据的生产与辩论中。科学家可以怀有私人信念、审美偏好甚至偏见，但在公共领域，这些因素必须服从于铁律的约束。这一机制既吸收了库恩关于“范式”和科学共同体社会心理的现实主义描述，又坚持了波普尔关于经验检验至高无上的规范理想，从而实现了“主观性的约束”与“客观性的保障”之间的辩证统一。斯特雷文斯在书中构建的深刻悖论，为理解当代科学的困境提供了基础。他阐明，科学铁律的强大效能恰恰依赖于其未能完全驯化的“非理性”野性。他认为，伟大的科学家，如盖尔曼、爱因斯坦等，其突破往往源于在铁律规则之外，凭借其哲学和美学的直觉进行自由探索。斯特雷文斯强调，这台强大的“知识机器”必须依赖人类原始的“战斗精神”即非理性的野心、直觉与情感作为燃料。
然而，铁律在保障科学严谨性的同时，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其创造性活力。现代科学在某些领域正逐渐显露出“创新性衰退”的迹象。Nautre在2023年的一项研究显示，1945年至2010年间，科学论文的颠覆性在自然科学领域显著下降，论文中使用的动词从“发现”“测量”逐渐转变为“改善”“应用”，同时引用的多样性也出现明显降低。这一趋势表明，科学探索正在从勇于挑战“未知的未知”，逐渐转向对“已知的已知”进行深耕与优化。铁律的刚性在实践中被异化为对“可预测性”而非真正“可检验性”的追求，导致许多青年科学家更多地被培养成擅长“假设验证”的技术型研究者，而缺乏“问题发现”所需的原始冲动与开拓精神。因此，在坚持铁律的核心原则的同时，也应为“非理性”探索保留一定的制度空间。如弗莱明发现青霉素、凯库勒悟出苯环结构，恰恰源于偶然、直觉甚至错误。科学既需要铁律所带来的纪律性与客观性，也需要人文主义所倡导的开放性、想象力与多元思维。唯有在理性与非理性、约束与自由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辩证的平衡，科学才能真正持续焕发其创新活力。
作者简介
刘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技哲学、科技人才。
何晓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特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技哲学、心理学等。
项目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强化现代化建设科技人才支撑的实现路径与对策研究”（23AZD040）；中国科学院人才项目（USTC-BR-20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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