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碑的坎坷命运

最近刷到一个视频，博主分享了他和一位德黑兰大学教授的故事。这位教授来到西安的第一件事情就去西安碑林，在里面整整看了9个小时。

博主疑惑地问他：“碑林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一块块石碑嘛！”

教授回答他说：“碑林里有一块碑，是我们伊朗人找了200年才确认的，它证明了公元7世纪波斯帝国灭亡后波斯末代王子带着整个流亡朝廷逃到了长安，大唐收留了他们，给他们封官划地建寺。一个亡国的皇族在你们的城市活了下来，我整个人怔在那儿了。”

（《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完整拓片）

这位博主说的这个故事，是编排的段子还是实情，不得而知。但是，视频中这位波斯教授说的这块碑，确有实物，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下简称《景教碑》）。这块碑如今就矗立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二室入口西侧。从史实的角度看，这块碑记录了7世纪基督教传入中国、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全过程。从文化的角度看，这块碑证明了大唐王朝开放包容的胸襟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气象，证明了古代中国长期处于世界经济、文化中心，堪称“全世界的光”。

《景教碑》从矗立的那天起就命途多舛，随着国运强弱而起伏，还差一点被外国侵略者偷运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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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教碑》上的大秦指的是东罗马帝国。景教指的是基督教聂斯托利派。

公元428年，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大主教聂斯托利创立了一个新教派——聂斯托利派。这个教派被当时正统基督教派视为异端，受到打压和排斥。聂斯托利派不得不向外传播，5世纪传入波斯（今伊朗），又逐渐从波斯传播到中国的西域地区。公元635年——大唐贞观九年，聂斯托利派传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来到长安传教，受到唐太宗的盛情款待。

《景教碑》的碑文完整记录了这段历史：

“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

唐太宗让阿罗本住在皇宫里，翻译带来的全部经书。经过3年的辛苦翻译，阿罗本终于译完全部经书，并进献给唐太宗。

唐太宗非常高兴，于贞观十二年七月下诏，准许景教在中国全境传播，并拨专款在皇宫西侧的义宁坊建造波斯寺，度化景教僧人21名。该寺后来改称大秦寺。

唐太宗的诏书也完整记录在《景教碑》中，原文如下：

贞观十有二年秋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象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

太宗之后，高宗、玄宗、肃宗朝，景教都深得皇家信任。高宗朝，景教寺院如雨后春笋在各州新建，阿罗本被奉为“镇国大法主”。

唐朝尊崇道教，奉道教为国教。景教作为外来宗教，能得到皇家首肯在全国传播，十分难得。当时的景教信徒描述当时的情景：“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

公元781年，唐德宗建中二年，为了纪念阿罗本在大唐传播景教的贡献，景教76位高僧齐聚长安大秦寺，决定写文刻碑，记录景教在大唐的传播经历。经与会者集体讨论，碑文由景净起草，吕秀岩书刻，景教传教士伊斯出资建碑。碑建好后，安放在大秦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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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源自印度，传入中国后便在全国传播，成为中国第一大宗教。

然而，佛教不断发展壮大，逐渐与政治势力勾结，霸占田产，把持经济，不上税、不服兵役和劳役，引起了朝廷的不满。朝廷为了缓和矛盾，不得不拿佛教开刀。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四次大规模镇压佛教运动，史称“三武一宗”灭佛，即四位皇帝在位期间发起的灭佛运动。其中一位就是唐武宗李炎。唐武宗在位期间（841年至846年），颁发了一系列打击佛教的政策，史称“会昌灭佛”。佛教寺院被捣毁，田产、财物被没收，僧人被勒令还俗。有学者统计，会昌灭佛捣毁佛寺4600余所，强制僧尼还俗26.5万人，没收财产无数。

佛教遭遇灭顶之灾的同时，景教也受到波及，2000多名景教僧人被驱逐出境，景教寺院被大量拆除，矗立在长安大秦寺的《景教碑》被埋入地下，踪迹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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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教碑》重见天日是在800年后的明代。

公元1625年——明天启五年（一说1623年，明天启三年），《景教碑》在今陕西西安西郊（一说盩厔，今周至）被出土地，安置在西安金胜寺。

《景教碑》上有古叙利亚文，很快就引起了生活在明朝境内的耶稣会基督教传教士的注意。他们专门到西安观摩这块碑，释读上面的文字，还把碑文拓印下来寄回欧洲，在西方汉学家群体中流传，引发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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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教碑》在金胜寺静静矗立了200年，时间来到晚清。

晚清时期，国家衰弱，外有列强入侵，内有百姓起义，国家动荡不安。《景教碑》的命运也变得坎坷。

1862年，陕西爆发回民起义，建在《景教碑》上的碑亭被焚毁，石碑也受到破坏。幸好破坏程度不严重，整块石碑仍旧完整。

由于这块碑在欧洲汉学界名气很大，很多汉学家看到石碑暴露在外，十分心疼。有学者建议将石碑运往英国，由大英博物馆保管。1886年9月，英国外交部正式向清政府提出将《景教碑》运到英国。幸好当时朝廷没有同意，这块石碑才没被运走。否则，现在中国学者要看《景教碑》，还得去大英博物馆。

当时的清朝内忧外患，国力虚弱，连一块石碑都没法妥善保护。五年后，清政府为了保护《景教碑》，朝廷专门拨款在金胜寺建碑亭。结果，拨下来的钱被各级官吏层层贪污，辗转到西安的时候，就只剩下5两银子。碑亭没能建起来，《景教碑》依旧暴露在风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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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物贩子一直盯着《景教碑》。英国外交部的要求被清政府否定，明着来不行，他们就暗箱操作，企图将这块碑偷运出去。

1907年，丹麦驻中国记者荷尔姆与地方官和僧人秘密谋划，荷尔姆用3000两白银“买”下《景教碑》。为了掩人耳目，他们照着原碑重新摹刻了一块碑，准备用新碑替换原碑，再偷偷将原碑运走。幸好这件事被人发现，清政府立刻制止。荷尔姆没能把原碑运出，只将摹刻的《景教碑》运到了美国。

荷尔姆盗买国宝的事情传出后，在文化界引发热议，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一览无余。为了防止《景教碑》再次被盗，西安政府把它移出金胜寺，安置在西安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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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块被荷尔姆运到美国的《景教碑》，1908年在纽约艺术博物馆展出，引起了极大轰动。后来，这块碑被一位商人买走，赠送给罗马教廷，收藏在梵蒂冈博物馆。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大举入侵中国。1938年，徐州会战失利后，国民政府为迟滞日军西进，扒开黄河花园口大堤，导致河南、安徽、江苏三省遭灾，约1200万人流离失所，大批难民涌入陕西。为了筹钱救助灾民，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拓印了500份《景教碑》拓片，配上碑刻的全景照片，拿到海外售卖。由于《景教碑》在海外汉学界名声很大，这些拓片很受欢迎，很快就被抢购一空。售卖这批拓片所得钱款全部用于赈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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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石碑的命运，往往是一个文明气运的缩影。《景教碑》从大唐盛世中立起，到会昌灭佛中被埋入地下，再到明末重见天日、晚清险遭掠夺、抗战时化身赈灾义卖——它的每一次沉浮都与国运紧密相连。大唐之所以伟大，不在于疆域辽阔，而在于它敢于接纳万里之外的文化与流亡者，让异域的信仰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开花。而晚清的衰败，也不仅仅体现在割地赔款上，更体现在连一块石碑都无力守护的窘迫之中。值得深思的是，即便在最黑暗的年代，这块碑依然以另一种方式完成了它的使命——抗战时期的义卖拓片，让千年古碑化作救死扶伤的善款，仿佛冥冥中呼应着碑文里“济物利人”的大唐精神。

如今，站在《景教碑》前，看着它沧桑斑驳，承载了千年的历史和文脉。天佑中华，如今我们的国运蒸蒸日上，万邦来朝，《景教碑》再也不用担心被外敌偷走。

参考文献：

1.中国珍稀碑帖丛书《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2.包泉万《中国古碑》

3.秦妍《<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地点再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