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二十四岁当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的起点太高了。高到很多人后来再看他，都会冒出同一个疑问：同样从红四方面军走出来，徐向前成了元帅，陈昌浩为什么远离了核心岗位？
这不是一句“能力不行”能说清的事。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湖北黄安七里坪，红四方面军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治委员。
一个三十岁，一个二十四岁。
桌上的地图摊开，鄂豫皖苏区四面承压，国民党军沿淠河一线布防，苏家埠、韩摆渡、青山店几个据点像钉子一样扎在边缘。
徐向前看的是战场空隙。陈昌浩看的是部队士气。
两人那时配合得很紧。
苏家埠战役前，徐向前决定主力东渡淠河，分割包围，再“围点打援”。这一步很险，红军兵力、装备都不占优，稍有闪失，就可能被反包围。
陈昌浩站在他这边。
这一仗打下来，红四方面军取得鄂豫皖苏区一次大捷。苏家埠从一个地名，变成了红军战史里“围点打援”的典型战例。
黄安战役时，红军有了第一架飞机“列宁号”。飞机要飞临黄安城上空投弹、撒传单，陈昌浩亲自随机督战。
机舱里空间逼仄，炸弹和传单放在身边，他还带着手枪和手榴弹。
那一年，他才二十多岁。
黄安城上空一阵轰鸣，守军先以为是己方飞机送补给，后来才发现不对。红军趁势攻坚，黄安战役历时四十多天，歼敌一万五千余人。
这样的陈昌浩，当然不能说没有胆量。
可一个人的命运，有时不在最风光的时候转弯，而在最艰难的败局里分出岔路。
一九三五年，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阴影压下来。陈昌浩问徐向前：打不打？
徐向前的回答很硬：“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这句话，把两个人的差别照了出来。
陈昌浩在政治上长期受张国焘影响，又是红四方面军政委，位置越高，牵扯越深；徐向前也经历同一场风浪，却在关键处守住了军队不能自相残杀的底线。
真正让陈昌浩远离军政核心的，是一九三六年冬到一九三七年春的西路军。
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共两万余人西渡黄河，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任务。十一月，西路军成立，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河西走廊，风沙、寒冷、缺粮、缺弹，身后没有稳固根据地，面前是马家军骑兵反复冲击。
部队一边打，一边减员。
这不是普通失利。
这是把一支主力部队拖到弹尽粮绝的绝境。
三月十四日，肃南石窝山，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开会。山头上只剩三千多人，团以上干部也已很少。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汇报，余部组成工作委员会，分散游击。
这一天，是陈昌浩军政生涯里最沉的一天。
西路军失败不是陈昌浩一个人的责任。战略任务、敌情、补给、根据地条件，哪一项都压得人喘不过气。
可他的位置太关键。
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是这支部队的最高政治负责人之一。败局之后，责任自然会落到他身上。
徐向前回到延安后，很快又进入抗日前线。一九三七年八月，他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并在洛川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后来到山东，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继续在战场上打仗。
陈昌浩却没有再回到这样的军政指挥岗位。
他先在延安陕北公学、抗大、马列学院工作，身体也出了问题。一九三九年，他申请赴苏联治病。
这一步，从身体看，是不得已；从政治生命看，却成了一次沉重的选择。
他走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这一去就是十多年。
机会不会在原地等人。
还有西路军的败局。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陈昌浩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一岁。
再看徐向前，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两人早年并肩作战，一个成了元帅，一个留在编译岗位，差距并不全由才干决定。
陈昌浩输在几处岔口：早年政治上卷入张国焘路线太深；西路军失败后负有重要责任；一九三九年赴苏联治病，又缺席了后来最关键的战争岁月。
他曾经离炮火很近，后来离核心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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