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不朽”的梦想与显见的硬伤
——罗振宇《文明:1060-1104》
点评与勘误
马不语
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写下《史记》，司马光在近一千年前写下《资治通鉴》。而今，有一个叫罗振宇的中年人发起了《文明之旅》工程，计划从公元1000年出发，直至1912年，准备用二十年时间，为每一年写出一份历史现场的报告。
有人问罗振宇为什么要做这么庞大的计划，他脱口而出：“为了不朽。”
翻开其最新推出的《文明之旅》第三部——《文明：1060年—1104年，变法风云》，却发现随处可见的硬伤与错误。
书中写到：“可到了1082年，苏轼简直像变了一个人，破茧成蝶……”（344页）。这是典型的网红心灵鸡汤式的写法，作者把1082年（元丰五年）的苏轼简单化、通俗化、脸谱化了。
在写1082年的文字里，作者（罗振宇）对于《寒食帖》的写作时间稀里糊涂，一会儿说“（前面提到了前后《赤壁赋》）等到这一年（指1082年）寒食节，苏轼又写下了书法史上的杰作《寒食帖》。”（340页）一会儿又说“《寒食帖》的最后两句是这样写的……一生以开朗豁达著称的苏轼，竟然写过这样的文字。可到了1082年，苏轼简直像变了一个人，破茧成蝶……”（344页）
实际上《寒食帖》的写作时间是在1082年的春天（寒食），在前后《赤壁赋》之前，所以不是“等到这一年寒食节”；也不是“可到了1082年，苏轼简直像变了一个人”。写于1082年的《寒食帖》（《寒食雨》二首）里的苦痛挣扎显而易见。写于同一年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也不是简单的“豪放”，其中也写满遗憾与不甘。实际上，1082年的苏轼还是在痛苦与超脱之间挣扎。
在085页作者写道：“有人给苏轼起了一个好听的外号叫‘苏贤良’，陈希亮竟要打起外号的人板子。”实际上“贤良”算是个尊称，而非外号。因为苏轼制科中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故有此称，类似于今天“博士”之类的称呼。
此外，史实类的错误也俯拾皆是。
266页：“三司部”应为“三司”。
272页：“1069年12月3日，司马光给宋神宗讲《资治通鉴》中‘萧规曹随’的故事，规劝皇帝遵循祖宗之法。”此时《资治通鉴》尚未成书，“萧规曹随”的故事出自《汉书》。
273页：“宋哲宗即位后，司马光被向太后召回主政，立刻着手废除新法。”其中的“向太后”应为“高太后”。
543页：“沈括才是乌台诗案中举报苏轼的元凶。”沈括举报苏轼是在乌台诗案发生（1079年）前六年的1073年。
592页：“年仅25岁的宋哲宗在2月23日突然逝世”，应为23岁。
592页：“向太后认为，简王年纪较小，按长幼次序，应该立端王”。据《宋史》卷十九《徽宗本纪一》载：“皇太后曰:‘神宗诸子，申王长而有目疾，次则端王当立。’”按长幼次序是申王年长，但申王有目疾（眼病），才选择了次之的端王赵佶。
609页：“王闰之、王朝云这些红颜知己，也都对他（指苏轼）不离不弃”。王闰之是苏轼的继室，王朝云是苏轼的侍妾，二人都有正式的名分，不能说是红颜知己。
随手翻阅，低级错误也随处可见，比如把“宋英宗”写成“荣英宗”（111页），把“景祐”写成“景佑”（131页），把欧阳修的字“永叔”写成“永书”（132页），把“蒲宗孟”写成“蒲宗梦”（231页），把“曾布”写成“普布”（273页），把“南宋‘中兴四将’”写成“南宁‘中兴四将’”（443页），把“河南省周口市”写成“河南省同口市”（491页）。
在团队协作、AI赋能的大背景下，本书还邀请了宋史专家赵冬梅等四位学者作为学术顾问，还出现如此多的错漏，确实令人遗憾，可惜了这么好的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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