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 | 让全球粮食安全跳出“生产主义陷阱”

将粮食安全定位为农业生产的硬性考核目标，使全球农业科研、产业政策陷入“生产主义陷阱”，片面追求增产非但没能根除饥饿，反而加剧了粮食供给失衡、阻碍了农业可持续发展。近日，德国学者克里斯托夫·米勒（Christoph Müller）在《科学》杂志刊文《将农业从粮食安全的硬性任务中解放出来》（Releasing agriculture from the food security mandate）指出，粮食安全的本质是社会分配问题，而非农业生产问题。农业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须跳出生产主义陷阱，从产量优先转向土壤健康、生物多样性、气候韧性等可持续发展议题。

原文 ：《让全球粮食安全跳出“生产主义陷阱”》

编译 |姜森耀 杨勇

图片 |网络

“生态保护”与“粮食安全”的冲突

所谓粮食安全，是指所有人都不必担忧能否以可负担的方式获取健康、有营养的食物。理论上，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有两条路径：提升家庭购买力，或是降低食品价格。然而在实践中，粮食短缺问题是现行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失衡的必然结果。农业生产的核心目标是为全人类提供食物，而粮食安全本质上是分配正义问题：地理位置、教育水平、种族、性别及各类边缘化制度，通过限定各群体获取资产与稳定收入的渠道，直接决定了不同人群的食物获取能力。

过去数十年，全球大量农业科研项目、农业扶持政策均以“增产消饥”为核心目标，各国政府持续加码集约化种植、高产作物研发、大规模垦荒扩产，投入海量财政资金、科研人力、土地资源。但这套以生产为核心的治理模式收效甚微，不仅没能从根源上缓解全球饥饿，还造成严重资源错配：大量本可用于修复农业生态、改善农户收入、构建气候韧性农业体系的科研资源，被持续消耗在单纯追求粮食产量的单一赛道。农业发展陷入单向度内卷，生态保护、农民福祉、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关键议题长期被边缘化，粮食系统内部矛盾持续累积。

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粮食供应链遭遇剧烈冲击，国际谷物价格短期暴涨，非洲、中东等依赖粮食进口的贫困国家随即遭遇粮食短缺危机。面对危机，欧洲多国政策制定者、农业行业利益相关方迅速推出统一应对方案：放松农业环境监管约束、放宽化肥施用限制、暂缓生态退耕计划、扩大耕地种植面积，其公开的核心理由是“保障对外粮食供给，缓解贫困国家饥饿与发展脆弱性”。这场全球粮食危机应对举措，彻底暴露了“生产主义陷阱”在全球农业治理中的深度固化。

政策制定者形成了一种单向思维定式：只要放开环境约束、最大限度释放农业生产产能，就能产出更多廉价粮食，依靠粮食出口填补贫困地区供给缺口，以此化解粮食不安全。这套逻辑刻意回避全球贸易分配失衡、低收入群体收入不足、社会保障体系缺失等核心矛盾，反而将粮食安全塑造成对抗生态环境监管的“道德武器”，把财富再分配、收入保障等深层社会问题简化为单纯的“产量供给问题”。这种认知偏差贯穿全球农业研究与政策讨论全过程。

长期以来，国际农业领域主流争论始终局限于单一二元对立框架：如何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兼顾农业环境绩效。在这套讨论体系中，生态可持续性始终处于从属、妥协地位，粮食安全是不可动摇的最高优先级目标。学界与政策界反复探讨“增产和环保如何平衡”，却极少正视核心问题：全球粮食不安全的责任本不该由农业生产体系独自承担，社会分配、社会保障、收入调节体系才是消除饥饿的核心抓手。将环保与粮食安全置于对立面，本身就是生产主义框架制造的虚假矛盾。

粮食系统给地球生态边界带来了巨大压力，其中许多压力早已超出安全阈值。农业必须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水土资源、降低营养流失、管控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并改善动物福利；同时，农业还需维护景观的文化与休闲价值，助力应对气候变化，保障农民与农业工人获得足以维持体面生活的收入。

这些挑战中的一部分，确实可能通过提高生产力来应对，但也会带来额外成本，至少在转型初期如此；若无配套补贴，更高的成本最终会传导至消费者终端，迎来更高的食品售价。

如果粮食安全始终是农业体系的核心责任（这本身已是一项极具挑战的任务），就会直接引发目标冲突：社会要么被迫在不增加额外成本的前提下，证明环境绩效的提升空间有限，要么陷入价值争论的漩涡——让贫困群体反对那些本可支撑其生计的环境监管，最终陷入“推动环境监管是否会加剧饥饿”的两难：第一种选择，为维持低价粮食供给，拒绝承担生态转型成本，持续放任高污染、高损耗的粗放种植模式，持续透支土壤、水源、生物资源，透支后代生存发展空间；第二种选择，推行严格环境监管、落实生态保护政策，食品价格随之上涨，低收入群体食品支出压力加大，舆论极易形成“环保政策加剧饥饿”的对立论调，催生贫困群体对生态保护政策的对抗情绪。

从“产量优先”到“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设立“零饥饿”核心目标，旨在2030年彻底消除全球极端饥饿与营养不良。但按照现行生产主义治理路径，这一目标几乎没有实现可能。只有彻底转换底层逻辑，将饥饿问题定性为社会分配失衡问题，而非粮食生产产量缺口问题，零饥饿目标才有落地空间。农业研究与政策必须跳出“生产主义陷阱”，不再将粮食安全作为顶层设计的核心组织原则。

这并不意味着放弃高产研究，而是要将重心转向维持生产手段（土壤肥力、水资源、气候稳定性）的可持续性与农民福祉。高产育种、高效种植技术依旧具备研究价值，但其服务目标发生根本转变：不再是为无限压低粮价、填补供给缺口服务，而是用于维护农业可持续生产基础——维系长期土壤肥力、稳定区域水资源供给、提升农田气候抗灾韧性、保障农民稳定合理收入。

只有在社会层面搭建完善的兜底机制，让低收入群体拥有稳定购买力、基础社会保障，农民才无需被迫采用低成本、高环境损耗的生产模式。而当前全球农户普遍陷入恶性循环：为迎合市场对低价粮食的需求，只能削减生态投入、过度使用化肥农药、透支土地产能，依靠牺牲生态环境换取微薄收益。长期来看，这将造成土地持续退化、产出下滑，农户收入进一步走低，加剧乡村贫困与区域粮食不安全。而粮食安全的责任，本应当通过社会保护机制、收入调节政策、专项营养扶持项目，转移至社会经济体系，而非依靠压低农产品价格转嫁压力，让消费者承担食物真实生产成本。

农业体系应回归本源使命：研发可持续、低损耗、高韧性的粮食生产技术，改良农田生态系统，平衡粮食产出与自然保护，保障农业从业者获得体面的可持续收入。农业负责产出足量、健康的食物产品，社会分配体系负责保证所有人都买得起、吃得上营养食物，两大系统各司其职，才能消除责任错配带来的多重矛盾。

粮食安全是人类永续发展的底线议题，但长久以来错误的责任划分让农业背负了超出自身职能边界的硬性任务，陷入难以挣脱的生产主义陷阱。产量优先的单一发展模式，以生态退化、农民贫困、分配不公为代价，换来短暂、脆弱的粮食供给稳定，无法应对未来气候变化、人口结构变化、全球地缘波动带来的长期挑战。德国学者克里斯托夫·米勒（Christoph Müller）为全球农业转型、粮食安全治理提供了全新底层逻辑：厘清粮食安全的社会经济本质，重新划分农业体系与社会分配体系的责任边界，剥离农业“无限供给廉价粮食”的强制使命，推动农业研究与政策全面转向土壤健康、生物多样性、气候韧性、农户生计等可持续核心议题。

解放农业，不是放弃粮食安全，而是跳出治标不治本的增产思维，直击饥饿背后分配失衡的核心矛盾。唯有同步推进农业生态可持续转型、社会普惠保障体系建设、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才能兼顾生态保护、农户福祉与全民食物保障，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均衡普惠的全球粮食安全，为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筑牢根基。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10期第7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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