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吉林地名变迁看满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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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名作为我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形成与变迁的过程既凝结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印记，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见证。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满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角度，挖掘和整理东北地区“吉林”这一代表性地名所涉及的史料，系统梳理其历史源流与演变脉络，并具体分析其从满语到汉语的音译机制。研究发现，在清代旗民分治、人口流动等历史背景下，满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刻影响了当地地名的演变。“吉林”这一地名源于满语“吉林乌拉”，其在汉化过程中经历了汉语音节缩略与音译定型，并在简化与音译过程中按照汉语共时的音韵系统发生对应的音系适应。这一系列变化最终使其以汉语形式固定并沿用至今，成为满汉语言接触与民族交融的一个典型范式。

关键词：吉林；地名变迁；满汉民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作为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地名的变迁过程体现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印记。然而，现有的相关研究多从历史学、地理学等视角进行考证，对地名在变迁过程中所涉及的具体的语言学演变机制与规律关注不足。因此，本文以吉林地名的变迁为分析切入点，在系统梳理其历史脉络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其从满语“吉林乌拉”演变为汉语“吉林”这一过程中所发生的音节缩略、音译定型与音系适应等语言学演变机制与规律。通过研究梳理，本文旨在为地名学研究提供民族语言交融的微观实证，推进对相关史料的挖掘与整理工作，深化对地名历史演变规律的认知，从而为理解地名所承载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提供语言学视角的支撑。

一

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2023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教育司一级巡视员周晓梅在“中华民族语言文字交融实证与资源发掘研究”项目开题报告会中指出，要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视角、认识、方法去挖掘和阐释群众日用而不觉的语言文字接触交融的鲜活语料，使人们认识到一部中国史就是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2024年，《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工程推进会在京召开，编纂委员会主任潘岳指出，编纂《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对于引导各族人民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文化基础具有深远意义。

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仅体现在经济互动、文化互鉴等多个方面，也通常伴随语言文字的接触与交融，渗透于日常生活、文献互证、地名变迁等多个领域。地名蕴含丰富的内涵，承载悠久的历史，其变迁过程通常凝结着民族语言接触的深层信息。从语言学视角审视，部分地名在由民族语向汉语转变时，并非简单的语音转写，而是经历了音节缩略、音系适应、语义重构等多重机制的作用，最终以汉语形式固定并沿用。这种语言演变现象既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也为揭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微观机制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证路径。

目前，关于东北地区吉林地名来源的研究成果已十分丰富。李德润梳理了吉林地名由“船厂”到满语“吉林乌拉”再到汉语“吉林”的时间脉络，牛汝辰指出吉林地名源于满语“吉林乌拉”。这些研究通过相关历史文献和地理事实证实了吉林地名的演变和满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关，但均未深入揭示其由满语向汉语演变的语言学机制和规律。

同时，在语言文字方面，学界对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料发掘、整理以及历史演变规律的探讨尚有不足。过往研究多集中于单一民族史或族别语言本体，而专门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角系统梳理语言文字互鉴史料的研究较少，存在“重差异、轻交融”的现象。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启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工程，语言文字作为交往交流交融史料体系的重要维度已被重点纳入研究范围。当前，学界通过挖掘多语种合璧文献等实证材料，致力于丰富这一方面的研究。

鉴于此，本文通过挖掘与整理地名变迁的史料，从满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一角度，深入探究东北地区吉林这一代表性地名在演变过程中所涉及的语言文字交融现象，并重点分析其语言学演变机制与规律，旨在揭示满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深之久，为中华民族语言文字交融提供实证，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建设。

二

满汉语言交融的典型范式：

吉林地名演变过程中的音节缩略

与音译定型

在东北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满汉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方面，也体现在地名变迁的语言学印记中。作为满族的发源地，东北地区的部分地名承载着满语与汉语长期互动的历史记忆。这种语言接触不仅涉及音韵的适应性调整，还包含语义的文化重构，体现出满汉文化交融的多维面向。本文选取吉林这一地名，通过剖析其演变的语言学机制，揭示满汉民族如何通过地名这一文化载体实现深层次的互动与融合。具体而言，地名的音节缩略、语义重构、音译定型等既是语言接触的微观实证，也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宏观缩影。

（一）满汉语言接触的社会历史背景

吉林市是吉林省规模第二大的城市，也是全国唯一与省同名的城市，位于吉林省中部，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

东北地区是满族的发源地。清朝的统治政权由满族建立，其在东北地区以特有的八旗制度为基本组织形式，实行以将军制为核心的军政管理体系。同时，东北地区是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边疆地区，为了保障边疆安全和巩固政权，清朝在此实行军政制度，并一直持续到清朝末期。因此，东北地区在清朝具有重要且特别的政治地位，其地方行政组织体现出以满族为尊的等级特征，尤其是旗民分治的特点十分明显。

清初时期，鉴于辽东地区荒无人烟、人口锐减，清廷未在东北全面推行州县制，仍以将军统辖的军政制度为主要管理体制。为了恢复辽东经济，清初曾短暂实行招垦政策，鼓励关内汉人出关垦荒。尽管这项政策于康熙七年（1668年）停止，但因关内战事不息，仍有汉人为躲避战乱不断出关至东北垦荒。经过从清初到康熙中叶近半个世纪的土地开发、人口迁徙，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东北的汉族人口数量已经显著增加，此后也一直呈现增长趋势。

雍正四年（1726年），吉林乌拉设置了永吉州（今吉林市）。它是清政府在柳条边以北地区最早设立的管理民人的机构。该州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正式被裁撤，并改设吉林厅。吉林厅的设置是吉林地区旗民分治的早期实践，该体制最终结束于光绪末年至宣统初年，伴随府厅州县的全面设立，旗民二元管理体制终结。也正因如此，从满汉语言接触的深层背景来看，在改设永吉州为吉林厅以后，吉林地区就已经形成了旗民分治的行政体制，这也在客观上造成了满汉二元社会结构。

清初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下设采珠八旗和捕鱼八旗，其中采珠八旗负责采珠、采蜜等任务，而捕鱼八旗专司捕鱼，以供应皇室。当时，船舰可直通松花江下游、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几乎包括了所有北方的大小支流、关隘要道、沿江城堡，直到黑龙江入海口。由此可知，清初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采捕体系覆盖松花江流域，而吉林市正位于该流域的核心区。顺治十年（1653年），清廷颁布《辽东招民开垦令》后，中原地区的大量汉族流民到东北地区开垦荒地，发展生产。随着汉族流民大量流入东北，他们与东北旗人在政治经济交往中渐趋融合；受汉族流民影响，东北旗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出现了汉化趋势，同时流入东北地区的汉人在生活中也会受到当地满族习俗的影响。这种旗猎民耕的经济互补模式强化了满汉民族在经济活动上的联系，也促进了满汉之间的语言接触。

（二）吉林地名的历史源流与演变脉络

顺治十三年（1656年）至顺治十五年（1658年），为抵御沙俄入侵，巩固东北边防，清政府在吉林地区建厂造船。明、清两朝政府经常在此处造船、屯驻水军，故此地被命名为“船厂”。康熙二年（1663年），清政府为了巩固东北边疆，开始重视城镇建设，康熙十五年（1676年）后，清代因边疆治理的需要，政治、军事、经济中心逐渐转移至此，“船厂”遂改名为“吉林乌拉”。乾隆十二年裁撤永吉州，设立吉林厅，“乌拉”二字正式减掉，只称吉林。

“吉林”由满语“吉林乌拉”在口语和行文中省略简化而成，是以汉字注音的满语。在满语中，吉林意为“沿”或“靠近”，乌拉意为“江”或“大川”，因此“吉林乌拉”就表示“沿江的地方”或“靠近江边的地方”。

（三）吉林地名从满语到汉语的音译机制分析

“吉林乌拉”在满语中写作“”，其满语转写为“girin ula”（[kirin ulɑ]）。

从音译机制来看，康熙十五年后，“船厂”由于“驻将军”“置省会”“建木城”，再称“船厂”似有不妥，便渐渐改称“吉林乌拉”，这一时期还没有发生音译。

根据满语与汉语的音韵对应规律，在规范的满语中，当g与阳性元音a、o、ū（[ɔ]）结合的时候会读为小舌音[q]，而当g与非阳性元音e（[ə]）、u、i结合的时候则会读为舌根音[k]，遂满语转写“girin ula”中的g应为舌根音[k]，故其在清初满汉双语阶段，与汉语官话中的舌根音g（[k]）基本一致。根据汉语语音演变规律，g（[k]）因与齐齿呼和撮口呼（前高元音i和ü）相拼时发生了舌面腭化现象，最终导致尖团合流而逐渐演变为舌面前音j（[tɕ]）。而后，汉语在借用满语时，用汉语的j去对应满语的g，而非满语主动发生了由g到j的腭化。因此，此处存在一个辅音上的音系适应，这也是满汉语言接触交融的必然结果。

一般认为汉语舌根音g（[k]）到舌面前音j（[tɕ]）的转变开始于明清之交，这一转变是汉语声母系统演变中见组声母变化的一部分，该过程大致于明清时期基本完成，是汉语语音系统发展演变以适应语言表达等需求的结果。乾隆十二年，由于吉林厅的设立，“吉林乌拉”二字正式演变为“吉林”。在此之后，“吉林乌拉”便逐渐完成向“吉林”的简化与音译。

在元音的音系适应方面，满语i（[i]）属高元音，与汉语的i（[i]）发音状况基本一致，故汉语在借用满语时，保留了其高元音的特性，因此，gi（[ki]）最终音译为ji（[tɕi]）。

满语中r（[r]）是舌尖中、浊、颤音，在汉语中没有与之完全对应的音位。但因其发音时舌头颤动，气流通过口腔呼出，与汉语中发音时气流振动声带，从舌头两边或一边呼出的舌尖中、浊、边音l（[l]）相似。加之满语中也有舌尖中、浊、边音l（[l]），且实际语言运用中舌颤音r（[r]）与边音l（[l]）在发音时容易混淆，两者经常出现互相替用的现象。因此，当汉语借用满语时，以边音l（[l]）去匹配舌颤音r（[r]），而满语中舌尖中、浊、鼻音n（[n]）在汉语中保留不变。最终，rin（[rin]）音译为lin（[lin]）。

“乌拉”（ula）在汉语中被意译为同义的“江”（jiang），但在口语或行文中受地名简化以及清代边疆治理过程中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最终被省略。 因此，满语“吉林乌拉”（girin ula[kirin ulɑ]）在汉语中最终缩略并定型为“吉林”（ji lin[tɕi lin]）。在声调方面，满语中并无固定声调，但吉林最终定型为两个阳平调（jí lín），是为了符合清代汉语东北官话的声调匹配规律。

吉林地名本质是由满语“吉林乌拉”通过音节缩略与音译定型而来，并在简化与音译的过程中按照汉语共时的音韵系统发生对应的音系适应，包含了满族渔猎文化和清代边疆治理等多重历史。从上述满汉语言接触的微观机制来看，其音译过程主要发生在辅音系统的适应性调整上，这些在地名变迁过程中所发生的语言接触事实都表明满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深之久。

三

结语

吉林地名的变迁是满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在语言文化层面的一个微观而典型的实证。研究表明，吉林地名的演变遵循了系统的语言学规律。满语“吉林乌拉”在进入汉语体系后，经历了音节缩略、音译定型与音系适应的完整过程。这一系列音韵与结构的适应性调整清晰地展现了满语地名在融入汉语时的音系适应机制。

这一语言学过程深植于清代东北地区旗民分治的行政体制与旗猎民耕的经济互补模式所构成的特定社会历史背景。正是这种长期、深度的政治经济互动与社会共处，为满汉语言的接触与交融奠定了基础。吉林地名最终以汉语形式固定并沿用至今，成为满汉文化从接触、互鉴走向深度融合的一个典型例证。

本文从具体的语言学机制入手，揭示了地名变迁背后所蕴含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复杂历史进程。它不仅为地名学研究提供了民族语言交融的微观实证，也表明从语言学视角系统挖掘与阐释地名变迁这一语言文化现象，是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与语言学话语体系的重要路径。未来研究者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至其他民族地区的地名与词汇演变，以构建更丰富的中华民族语言文字接触交融史料体系。

作者：于骐玮

来源：《文教资料》2026年第12期

选稿：贺雨婷

编辑：杜佳玲

校对：宋柄燃

审订：江 桐

责编：江 桐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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