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关键阶段，盟邦驻华记者强烈要求前往延安采访。国民党政府被迫放行，但却严控制记者团行动，指定官方人员带队、官方报纸记者参加，组成了一支包括外国记者6人在内的共计21人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这支队伍里，国民党官员和官方记者多系反动分子，甚至还有临时调来冒充记者的职业特务。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亲自领导这次接待工作。
周恩来深知，这不仅是展示边区真相的窗口，更是一场复杂的政治斗争。在安排访问日程时，他提出首先访问南泥湾，由王震出面接待。他专门把王震找来，开门见山地说：“王胡子，今天把你找来，要给你个特殊使命，让你当几天外交官，去和即将来访的中外记者团打几天交道。”
王震笑着回答：“我是个粗人，让我去完成这个使命，你不怕我捅娄子吗？”
周恩来说：“不怕！都说你王胡子外方内圆，方者原则性也，圆者灵活性也。我相信你会善决机宜，把事情搞得很好的，捅不了什么漏子！”
很快，记者团就要到了，他们先访问了蒋鼎文和阎锡山，5月31日西渡黄河，当晚来到陕甘宁边区凉水崖。6月1日清晨，王震率领陈家康、马寒冰和少数警卫人员，带着骡马赶到。他们从延安翻山越岭连续骑了两天两夜的马，却个个精神抖擞。
美国记者福尔曼后来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中记录了这次会面：王震穿着蓝制服、戴着软军帽，除了领上朴素的红色领章外没有任何阶级符号。初见时，这位37岁的将领似乎并无惊人之处——他很少说话，非常朴实，矮瘦精悍的身体上有七处伤疤。但一路骑马西行，他渐渐让记者们钦佩起来。
外国记者们很快围住了王震，而站在一旁的国民党官员和中国记者们则被冷落一边，面露不快甚至嫉妒。王震敏锐地察觉到这种尴尬，便主动走过去与国民党领队、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商量日程。
当晚在固临住定后，谢宝樵竟登门“教训”王震，说什么外国记者“无足轻重”，其中三位犹太人“没有品行、没有学问、没有教养”，提醒王震注意“民族尊严”。王震转头便向外国记者揭露了谢宝樵的反动言论，惹得外国记者们大骂谢宝樵两面三刀，让他狼狈不堪。
更荒唐的事发生在途中。6月3日，《中央日报》记者张文伯独自溜进山沟，“发现”一片翠绿青苗，自以为是鸦片烟苗，拔了一株拿给中外记者“拍照”。大家一看，不过是一株青菜幼苗。
第二天一早，王震当着所有人的面严正斥责：“有个别记者对鸦片很感兴趣，我准备请他留下来，让他到处去走走看看，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再回去。你们来采访新闻，我们很欢迎，如果来干特务破坏，我们不欢迎！”
张文伯吓得战战兢兢，连忙声明要与记者团一道回去。赵超构、孔昭恺等记者说情，王震才放行。张文伯后来回到重庆说起此事犹有谈虎色变之感，旁人问他为何不打自招，他心有余悸地说：“你们不知道，王震那双眼睛多凶啊！”
6月6日，记者团到达南泥湾。外国记者们看到的是：战士们在田里劳动，挥着锄头唱着歌，而步枪、机枪就在附近整齐堆放。王震邀请记者们打靶比试，他亲自示范，三枪积分远超所有外国记者。
记者们热烈交谈到南泥湾后的感想，尽管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说中国的希望在这里。外国记者们反复提到王震，说王震对他们来说比任何事物都宝贵。爱泼斯坦、福尔曼和斯坦因等人日后撰写的通讯和书中，都用大量篇幅记述了王震和南泥湾的事迹，大大扩展了其在国外的影响，而周恩来给他的这次“特殊任务”，着实完成的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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