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近日，一名内地女子与某男子自愿发生性交易后，勒索8万元遭拒，反手就告对方强奸。
没想到，结果澳门警方以诬告及勒索罪拘捕了该名女子。
原来，涉案女子王某去年底与王某于澳门某赌场相识，今年7月13日男子再次来到澳门并联络王某，双方自愿发生性行为，并支付5800元人民币。
7月15日凌晨3时许，男事主再次邀约王某发生性行为，费用相同。
完事后，王某发现避孕套脱落，随即向男主勒索8万元人民币，遭男主拒绝后，王某即向警方报案。
澳门警方调查后，证实双方身体均无伤痕，结合各类线索与调查资料，证实王某虚构被强奸事实。
王某涉嫌触犯诬告及勒索罪，案件移送当地检察院处理。
评论区点赞率最高的是“这才是真正的法治社会！给澳门警方点赞！”
虽然男女都不检点，但最终用证据说话。真正体现了“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这名内地女子为什么敢诬告，这个胆子恐怕也是一些判罚给的错误暗示。
就在前几天，广东清远的一起性侵案件，正在二审。
2024年6月，16岁女孩周晓艺（化名）报警，称遭父亲在单位宿舍和家里长期性侵和猥亵。
父亲当庭申诉，说是女儿诬告，因为自己对她早恋管得很严，而且女儿因抑郁吃药出现幻觉。
警方对关键地点的床垫、被单做了DNA鉴定，结果均与父亲无关，辩方律师也强调无客观物证，应无罪释放。
但2025年8月，当地法院一审仍采信了女孩的口供，周大明以强奸罪和猥亵儿童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2026年4月，广东高院二审开庭。已满18岁的周晓艺主动出庭作证。她当庭承认：一审所有指控均系捏造、诬告。
直接原因是，她把男友带回家被父亲撞见，父亲扬言“要打死那个男的”，导致二人分手，心生怨恨的周晓艺便报了假案。
她还给法官交了一封手写信：
“我所犯下的错误太大，大得令人痛苦，让母亲总是憔悴，让父亲在狱中煎熬。我愿意承担我所犯下的所有过错。”
都是诬告，两起案子的判决结果大相径庭。
澳门那起，王某勒索8万不成后，报警诬告强奸。警方一查，没有证据，诬告者被立刻拘捕，付出代价。
广东这起呢，女儿一句“我被父亲性侵了”，在没有任何物证的情况下，法院判了无期，付出代价的是被诬告者。
没有DNA、没有伤情、没有目击证人，全靠未成年的一张嘴就判下了无期。
保护性侵受害者，尤其是未成年人，这个原则是对的。
司法实践中，亲属性侵未成年人案件隐蔽性极强，几乎没有旁观者，物证往往难以获取。
法院往往倾向于采信未成年被害人的陈述，毕竟，哪个孩子会平白无故用声誉做赌注，诬陷自己的至亲？
但当这份“信任”被滥用，它就容易成为刺向无辜者的刀。
据公开统计，在澳门，两年来，被媒体曝光的同类案件有13起，涉案者均为内地女性，年龄从22岁到40岁不等。
她们基本没固定工作，套路也大同小异，均以“被强奸”为由报警，试图以此获利。
究其原因，恐怕跟她们长期在内地生活有关，一直存有“诬告未必坐牢、女性指控易受偏护”的模糊认知。
目前广东案的二审尚未宣判。无论结果如何，该案留下的影响都是深远的。
如果女孩二审所言属实，那么一审法院的判罚该如何追溯？程序瑕疵甚至违规如何审查？
澳门诬告案件的律师周兆成说：
“司法机关不是敲诈勒索的工具，捏造强奸指控施压索财，同时触碰勒索、诬告两条刑事红线。”
这句话对于广东这起案件同样适用。《刑法》第243条规定：
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周晓艺的行为，直接导致父亲被判处无期徒刑，该算“造成严重后果”了吧？
司法机关不是“报复工具”，谁心存侥幸，就该被反噬。
法律来不得半点轻率，“相信”不能替代“证据”，“保护”不能成为“偏听”。
法律是无辜者的保护神，而不是诬告者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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