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核武器”还是“核能”？中美AI战略有何不同｜GBA编译

译者按 ·2026·07·2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办之际，《纽约时报》刊登评论文章。文章认为，相比于美国将前沿AI视为具有极大破坏力的“核武器”，中国却选择将AI视为能够商业化且造福世界的“核能”。作者以1950年代美苏核博弈为比喻，暗示中美两国在尖端模型上的竞争近似于冷战核博弈，虽颇具洞见，却仍深陷冷战式的零和框架。

值得强调的是，中国对AI风险的“不紧张”并非源于漠视，而是源于不同的技术哲学：中国选择“发展中的问题靠发展解决”作为务实路径，而非一味高喊意识形态口号。本文作者将中国AI战略目的简化为“削弱美国优势”的对抗性策略，却忽略了开源AI本身即是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而这恰恰是真正“造福世界”的题中之义。

本文原载于《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原题为“China’s A.I. Play Is Different From America’s”，囿于篇幅，有所删减，供读者参考。

冷战初期的美国和苏联陷入了无休止的核军备竞赛，即便如此，它们仍将核技术视为软实力和外交的工具——作为一种可以分享和出口的资源，不仅是是巩固联盟的印记，也是友谊的象征。

因此，艾森豪威尔领导下的美国在同年不仅处决了因向苏联泄露美国原子机密而被定罪的罗森堡夫妇（译者注：1953年，二人以违反《间谍法》罪名被处以电刑，成为美国唯一因间谍罪被判死刑的公民，二人直到最后都否认一切指控），又启动了“原子为和平”计划（Atoms for Peace），帮助世界各地建立民用核计划。苏联同样向东欧集团等出口了各种形式的核能。在每种情况下，其总体目标都是在保持对核武器控制的同时推广核技术，对这两种核力量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

这段历史为理解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不同做法提供了一个框架。美国对待前沿人工智能模型仿佛对待核武器，将其视为一种具有巨大破坏力的力量，需要加以谨慎且严密的监控。美国人工智能大亨们常将当前局势描述为一场“奥本海默式”的竞赛，甚至伴随着“奥本海默式”的道德焦虑（译者注：指因科学成果被用于破坏性目的而产生的深刻道德困境与心理压力）。美国军工复合体则致力于阻止中国缩小当前的人工智能差距，而产业界和政府都日益将前沿模型视为严重的安全威胁。

与此同时，中国将企业研发的模型视为核能的等价物——技术风险较低，且应通过共享和商业化来广交善缘、影响世界，削弱美国人工智能巨头的优势。中国虽在口头上强调了一些风险与安全问题，但鲜少将其视为一种应被囤积的独特力量、一张地缘政治王牌，或一种关乎存亡的武器。

有一段时间（只有几个月，但在人工智能领域已是一段漫长的时间），笔者一直在思考中国立场的诚意。考虑到中国的企业和模型似乎一直“落后”于Anthropic和OpenAI，中国显然有动力利用开源技术来削弱硅谷的利润和影响力，同时让华盛顿去担忧最尖端模型可能带来的风险。笔者曾推测，倘若中国突然超越我们，其动机可能会发生变化，也可能开始试图封锁并将其最优秀的模型武器化，将其视为国家机密和主权资产。

目前还没有一款能“超越”美国模型的中国模型，但本周（指文章发布的7月18号）出现了一款可能相媲美的模型——来自中国公司Moonshot AI的Kimi K3。到目前为止，北京方面对待Kimi K3的方式与其此前所有模型一致：为了最大限度地推广应用，该模型将开源，而不会像美国那样对风险、防护措施和出口管制大惊小怪。

7月18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人们参观月之暗面展台，该展台展示了Kimi K3模型（图源：法新社）

这一决定理应让我们（美国）对北京方面的整体态度抱有更多信心，相信其立场是真诚的。这表明，中国人并非仅仅反对硅谷常见的那种乌托邦式与反乌托邦式叙事——即认为一旦越过某个临界点，人工智能的力量将彻底重塑世界。甚至可以说，他们可能并没有沉迷于“风险”（risk-pilled），没有对当今人工智能模型可能已经带来的种种危险忧心忡忡——比如入侵并摧毁复杂系统的能力、协助恐怖分子制造生物武器的能力、人工智能失控行为所带来的不确定风险，以及其他种种潜在威胁。

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和国家安全机构似乎认为，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绝不能让世界在缺乏管控和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使用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就像绝不会将原子弹或洲际弹道导弹运送到某人的家里或者私营企业一样。而中国人则不以为意，认为AI不过是一项寻常技术，安全问题会在发展过程中自然解决。

或者，如果换一个角度解读，也许他们在进行双重押注。如果AI带来的风险不过尔尔，并不真是什么战略级的超级力量，那么他们的开源模型就是瓦解美国优势、让世界更亲近中国而非美国的最佳利器。反之，倘若真有人滥用中国模型，酿成了某种“AI切尔诺贝利”——那又怎样？反噬和舆论风暴最终最受伤的恐怕还是美国公司，因为美国公众本就对AI心存疑虑，早就为数据中心禁令铺好了心理土壤。

笔者不确定这将把人工智能安全运动置于何种境地，毕竟正是该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种支持监管的舆论氛围。在美国，AI安全事业沿着多条路径取得进展，这得益于进步派左翼对硅谷的敌意、五角大楼对私营企业模型掌控力的担忧，以及AI行业内部的所谓“末日论”（Doomer）文化。

但如果中国认定自己在玩一场完全不同的游戏，那么那些志在监管者的人，即便拖慢了美国的前进步伐，也终将徒劳无功（译者注：作者的言下之意是，AI安全运动虽然在美国内部推动了监管议程，但如果中国根本不按这套“安全优先”的逻辑出牌，那美国自我束缚只会让自己在竞争中落后。监管派拖慢美国，而中国不受约束地狂奔，最终结果就是美国的谨慎毫无意义——风险没防住，优势却丢了）。

本文作者

Ross Douthat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西洋月刊》高级编辑。

本文译者

周宇笛

GBA学术编译组成员。

大湾区评论

事实·洞见·影响

| 免责声明 |

本文所阐述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不代表大湾区评论或IIA机构立场。

| 编译原创声明 |

本文编译版权归微信订阅号“大湾区评论”所有，未经允许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转载、复制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本文部分或全部内容，侵权必究。公众号授权事宜请直接于文章下方留言，其他授权事宜请联系IIA-paper@cuhk.edu.cn。

GBA 新传媒

校对｜罗行健

排版｜詹蕴第

初审｜王希圣

终审｜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