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起底王氏家族

这里有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唐诗：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出生在安史之乱后的唐朝诗豪刘禹锡，写下这首诗的时候，诗中提及的世家豪门——琅邪王氏家族，已经兴盛了600多年。

虽然在刘禹锡的年代，琅邪王氏已今非昔比，但要到唐朝灭亡之后，这个被誉为“华夏首望”“中古第一豪族”的家族，才算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这个意义上，刘禹锡这首诗，其实是一首悲怆的预言诗。

秦始皇建立帝制以后，中国的王朝兴替，基本都走不出“国祚难超300年”的魔咒。

相应地，随着最高权力的易手，中国的历代皇族，再牛掰也无法续写超过300年的家族辉煌。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有些皇族在交出权力的那一刻，已经遭遇了灭顶之灾。

然而，一些未曾登顶权力巅峰的家族，反倒能够维持数百乃至上千年的风光。这在普遍信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国人心目中，简直是可遇不可求的家族传奇。

在这些长盛不衰、绵延六七百年以上的家族中，琅邪王氏公认是排在第一位的。

历史学家周振鹤经过统计发现，中古时期（两晋到唐末）一直维持强盛势头的家族，一共有30个；这30个家族中，琅邪王氏总共出了五品以上官员199人，高居首位。

琅邪王氏的发迹，是从他们后来追认的“一世祖”王吉（？—公元前48年）开始的。

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士子通一经就可以入仕，王吉精通五经，学问和人品都相当出众，因此被推举为孝廉。后来，他又获任昌邑国王中尉，这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

昌邑国，在今山东菏泽巨野县。从王吉出生的琅邪国（今山东临沂），到昌邑国，现在看不算远，在当时已经是跨郡国了。

王国中尉，掌管国中军队，是郡国中非常重要的武官。王吉以文官身份，出任这么重要的职位，可见朝廷对他的信任。

在昌邑国，王吉辅佐的昌邑王在历史上赫赫有名，那就是后来的汉废帝、海昏侯刘贺。

史载，刘贺游猎无度，王吉苦苦劝谏，没用。但刘贺为了感谢王吉的忠心，曾派人赠送王吉500斤牛肉。

公元前74年，汉昭帝驾崩，因其无子，大将军霍光便召刘贺入朝，立为皇太子。

谁都知道，西汉的朝政当时已被霍光牢牢握在手中，王吉赶紧提醒刘贺说：“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

意思是要刘贺韬光养晦，向霍光示弱，待时机成熟再夺回国家统治权。

后来的结果证明，刘贺又没听王吉的劝谏。仅仅当了27天皇帝，刘贺就被霍光废掉，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废的皇帝。霍光还黑他，说他在位27天，干了1127件荒唐事。

王吉因此受到牵连。他曾告诫子孙“毋为王国吏”，就包含了他自身的惨痛教训。

王吉的儿子王骏、孙子王崇，谨守王吉的训导，做官不仅恪守臣道，而且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韬光养晦，趋利避害。两人最后官都做得很大，位居三公。

经过这三代人的努力，琅邪王氏的家族地位开始上升。史学家普遍认为，到西汉晚期，琅邪王氏已经成为上层世族。

王崇之后，琅邪王氏大约传了六代人，到王祥（184—268）这一代，开始真正的爆发。

读过二十四孝故事的人，应该都知道王祥。他正是其中“卧冰求鲤”的主人公，被后世称为“孝圣”。

大意是说，王祥的生母早逝，继母和父亲对他非打即骂，但他不以为意，反而更加孝敬父母。面对继母的中伤、迫害，他仍能“笃孝至纯”。

父母生病，王祥衣不解带，日夜照顾，汤药必亲自尝过后，再给父母服用。

天寒地冻，继母想吃鲜鱼，他脱衣卧于河冰之上，冰被暖化，孝感天地，从冰下跃出两尾鲤鱼。

经过民间演绎，故事有些夸张，但历史上，王祥确实是因为孝行而受到地方政府的关注。州郡多次请他做官，他都拒绝了，直到继母去世，他才在同父异母弟弟王览的劝说下出仕为官。

此时，正好是魏文帝曹丕当政时期，用人政策一改其父曹操“唯才是举”的做法，首推品行，再看才能。王祥以孝行闻名天下，自然受到朝廷器重，其后为官30余年，步步高升，位列三公。

西晋代魏之后，王祥仍为三公，并进封睢陵公。

王祥临终前，给子孙留下48字遗训，此后成为琅邪王氏族人遵循的家训。遗训这样说：

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让。此五者，立身之本。

简单翻译一下：

为人表里如一，有始有终，信守诺言，不圆滑世故，这是诚信；
把荣誉和成绩让给他人，勇于担当过失和责任，谦逊低调，任劳任怨，此为“推美引过”；
孝有大小，孝敬父母只是小孝，而提高修养，建立功业让家族扬名、父母有光，才是大孝；
兄弟团结，家族和睦，此为悌；
面对利益懂得谦让，生活保持清廉俭朴。

这五条，便是王祥所坚守的“立身之本”。临死前，他希望他的子孙后代都能谨记敦行。

史书记载，琅邪王氏“子孙皆奉而行之”，王祥也因此成为琅邪王氏家风的奠定者。

大家可能感到奇怪，王祥的遗训中，提到了信、德、孝、悌、让，但唯独没有提到“忠”。

这里面其实暗含了历史的大背景。

东汉末年以来，改朝换代频繁上演，成为当时政治生活的主线。两汉时期不断被提倡的忠君思想，逐渐被孝亲观念所取代。

你想啊，曹家、司马家以及后来的刘家、萧家等等，他们的江山都是通过所谓“禅让”得来的，统治者最怕的就是臣下的“忠”，你们都忠君，忠于前朝，那我算什么？他们想到了“忠君”背后的伦理困境，因此决定以“孝”来代替“忠”。

在这种背景下，世家大族的家族观念日渐加强，当“报国”与“保家”发生冲突时，往往会选择后者。

整个魏晋南北朝时代，不忠没人去管它，但不孝则不被容于世族。

王祥因为孝名而受到重用，在改朝换代中屡次化险为夷，不断升迁，位居极品，本身就是时代“孝大于忠”的受益者。他临终前特别标榜的孝与悌，亦成为此后世族主要的社会价值标准。

一个朝代灭亡了，首当其冲是皇族。而善于应变的世族，则好好地迎接下一个朝代，下一个皇族。琅邪王氏能够历数百年、数个朝代而长盛不衰，正是这种社会风气的得益者。

从王祥这一代起，琅邪王氏逐渐进入历史长河中最灿烂的一段。

具体来说，琅邪王氏此后有三个支系人才辈出，影响两晋南北朝300多年历史：

一支起自王祥。

前面讲了，他死时备极哀荣，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当时很少人比得上。他有5个儿子，3个早亡，剩下两个均官至太守，第三代、第四代也都是五品官。

东晋南迁后，王祥这一支留在洛阳，后来慢慢衰落。

一支起自王祥的同父异母弟王览。

王览以“悌”出名，保护哥哥王祥免受继母迫害，后来做到三品官。他有6个儿子，其中三品官2人、六品官4人。

到第三代，出了王导、王敦、王旷等牛人，一下子把琅邪王氏推至家族显赫的顶点。

第四代则有王羲之、王允之等人才。

整个琅邪王氏，王览这一支，人才是最盛的。史书说“奕世多贤才，兴于江左矣”，指的就是王览的后人在东晋建功立业。

还有一支起自王祥、王览的从祖兄弟（同一个曾祖父、不同祖父的兄弟）王雄。

王雄有2个儿子，一个做到梁州刺史，一个做到平北将军。

第三代出了两个牛人，一个是“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另一个是王戎的堂弟、清谈大师、玄学领袖王衍，曾统帅西晋十几万军马，后被石勒围歼。总之，王雄这一支，在西晋末年的名声，盖过了王祥、王览那两支。

西晋王室衰微之际，琅邪王氏开始为自己的家族未雨绸缪。

当时，认定“中国已乱”的王衍，分别派弟弟王澄、族弟王敦，出镇荆州和青州，说你们两个在外，我留在洛阳，这样家族就有“三窟”，可以确保无虞了。

与此同时，王览的嫡长孙王导则举族奉琅邪王司马睿南下。这成为东晋王朝的起点。

至此，琅邪王氏四点两面对朝廷政治所形成的牵制格局已经形成。

司马睿移镇建康（今南京）后，南方的士族并未把这个向来没啥名气的西晋皇室成员放在眼里。很长时间，都没有一个士大夫来拜见他。

王导有意树立司马睿的权威，就和族兄王敦商定，在上巳节当天，让司马睿出游，而他们兄弟俩跟在后面。

江南大族一看，琅邪王氏这样的北方望族都对司马睿这么毕恭毕敬，于是纷纷下拜。

后来，王导又亲自出面，说服纪、顾这两个江南大族的人出来辅佐司马睿。纪、顾带头后，示范效应就出来了，史书说此后“百姓归心”。

西晋灭亡后，317年，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北方世家大族迫于战乱，纷纷南迁，但他们看到司马睿后，都大失所望，认为此人不能成功立业。

当他们见到王导，并与他深入交流后，这才放下心来：“江左有辅佐霸业的管仲，我们可以不必担忧了。”

史学大师陈寅恪称王导为“民族功臣”，说他“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得以独立，文化得以延续”。

在东晋，王导辅政，王敦掌军，朝中军政要员，多为琅邪王氏家族出身。琅邪王氏迎来全盛时期，史称“王与马，共天下”。

后来，王敦想为家族谋取更进一步，两次起兵作乱。

史书关于王导的态度，多有争议，有的说他默许族兄起兵，有的说他大义灭亲。

尽管态度暧昧，但在具体行动上，王导在王敦起兵时，每天率领家族子弟20余人到皇帝面前待罪。这样，在王敦失败身亡后，把这次负面事件对琅邪王氏的不利影响降到了最低点。

由于王敦的失败，琅邪王氏从全盛时期进入守成阶段。

整个家族因为王导在关键时刻的立场，而得以保全，未受大的影响。尤其是王导这一支，除早卒的子孙外，基本都能做到有实权的三品官以上，衣冠蝉联直到南朝落幕。

南朝大史学家沈约曾说，他研究了晋、宋、齐、梁四代的历史，发现“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

可见，在当时，琅邪王氏长盛不衰已是公认的事实。这个家族的人不仅多高官，而且多才子。

有人根据二十四史中的记载统计，从汉代到明清，琅邪王氏家族共培养出了王导、王抟等92位宰辅，王融、王羲之、王献之等600余位名士，任何一个中古豪族都难以望其项背。

前面说了，王祥死前留下遗训，提孝悌，不提忠君。自始至终，琅邪王氏族人都恪守了这条遗训，在剧烈的改朝换代中不死忠一姓，这是这个家族绵延六七百年的主要秘诀之一。

虽然琅邪王氏的这种做法，后来被一些抽离了历史情境的愤青骂为“只顾保全家世，不顾朝代更替”。但是，放眼整个帝制时代，所有起起落落也不过是王朝兴替的周期率而已。

只要顺应历史发展，不为腐朽王朝、作恶君王尽愚忠，维护安定大局，尽可能减少战乱，让百姓少受乱离之苦，就是对历史作出了贡献。

东晋永和四年（348年），司马昱、殷浩让王羲之出仕，担任护军将军，目的是想借助他的社会影响力打击权臣桓温。

王羲之上任了，但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

他从东晋大局出发，优先考虑人民的利益，体恤老百姓疾苦，减少赋税，开仓济民。

这一立场和担当，赢得了后人的共鸣。元代的赵孟頫评价说，王羲之“发粟赈饥，上疏争议，悉不阿党。凡所处分，轻重时宜，当为晋室第一流人品”。

不为一家一姓尽忠，而是坚守为国为民立场，这正是琅邪王氏家风的成功之处。

在乱世中，一个家族要维持兴盛，需要特别留意一点。那就是王衍所说的，要让家族如狡兔一般有“三窟”，无论是政治站队，还是家族精英分布，都不要把整个家族放在一个篮子里。

覆巢之下无完卵，但如果这些卵本来就不在一个巢里，就可以保留几颗完卵下来。

王祥这一支留在洛阳，原本是琅邪王氏最显赫的一支，但随着北方沉沦，后来湮灭无闻。不过王览这一支，后人渡江向南，遂成就了琅邪王氏最大的荣光。

后来，王敦起兵，王导待罪，截然不同的两种家族态度，也为琅邪王氏确保了退路，分散了风险，不至于举族押在造反上。

事实上，魏晋南北朝时代，一个政权的稳定，全赖几个豪族与皇族之间的势力均衡。一旦权势的均衡被打乱，就会发生内乱。琅邪王氏的家族势力如此强盛，有目共睹，常常招致皇族与其他家族的忌恨和制衡。

琅邪王氏的应对之策，就是在必要时，主动贬损过盛的家族势力，从而使得各方势力都能放心接纳这样一个谦逊、自制力极强的家族。

史载，齐武帝时期，王导的玄孙王僧虔被任命为开府仪同三司（南北朝时期一种高级官位）。王僧虔突然想到，他的侄子王俭已经担任此职，“一门有二台司，实可畏惧”。

于是，他赶紧以“君子所忧无德，不忧无宠”为由，坚决推辞，不让自己的家族被别人看来很“畏惧”。

说起来，这种低调退让的做派，也是当年王祥遗训的内容。琅邪王氏历经长年乱世而不倒，绝非侥幸。

琅邪王氏绵延不绝的奇迹，在历史上早就引起关注。

唐代史学家李延寿写南朝历史时，专门提到，琅邪王氏“簪缨不替”，是因为这个家族“无亏文雅之风”。

意思是，琅邪王氏累世公卿的地位，与其对家族子弟的文化教育是分不开的。

在当时人看来，琅邪王氏之所以称得上“第一豪族”，绝对不是他们出了多少大官，而在于他们出了多少大师。

琅邪王氏首先是以文化世家，而不是以政治世家，得到社会的认同。

从琅邪王氏的始祖王吉开始，当时经学是正统，这个家族就以经学立世；后来，玄学成为显学，王戎、王衍甚至王导，就都以玄学传家。

此外，王氏子弟在佛学、文学、书法、绘画等领域，均多有建树。

王导当年南下之时，曾将钟繇传世的法帖《宣示表》夹在衣带中带到江南，后来传给家族中书法最有出息的王羲之。

在兵祸连结、仓皇南迁的时候，大多数人对于金银财宝尚且无暇顾及，而王导竟然专心于一纸法帖，这大概就是琅邪王氏不忘文化传承的表现。

后来，深受王导影响的王羲之，成为中国的“书圣”；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同样以书法闻名于世，与父亲合称“二王”。

魏晋南北朝很多高门大族，因为子弟靠家荫就能做官，生活太容易了，导致不出几代，家族中就充斥着不学无术之徒。但琅邪王氏绝不允许不学无术的子弟存在，对子弟的教育，倾注了大量心血，且不时自我警醒。

王僧虔曾告诫子弟说，族中子弟过去靠门荫，年纪很轻便得到了很好的官位和名声，但失荫之后，这些便都谈不上了，因此应该自己去努力。

他还说，一个人是否受到尊敬，名声是好是坏，是否留传后世，关键不在于门第和仕宦，而在于是否有真才实学和值得人们尊敬的地方。

说到底，文化传家才是琅邪王氏累世不衰、家风不坠最根本的依托。

一直到唐朝时，李唐皇族刻意打击山东旧世族，并以科举取士取代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琅邪王氏虽然衰落了，但仍未解体。

等到唐朝灭亡，所有世家大族均烟消云散，琅邪王氏才连同着彻底失落。

算起来，这个家族在历史长河中，兴盛了六七百年，诞生了王祥、王导、王羲之、王献之等一大批迄今受人敬仰的一线历史名人，确实对得起“中古第一豪族”的盛名。

传奇虽不再，但传奇已刻进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