幅纸三绝：司马光《资治通鉴》一页残稿何以重逾千钧？

□孙晓明

CCTV-1《典籍里的中国》焕新季首播，首期聚焦《资治通鉴》。荧屏上，司马光又“火”了一把。人们熟悉他七岁砸缸，熟悉他十九年著史，熟悉那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但真正值得屏住呼吸细看的，是中国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的那卷微微泛黄的纸——长130厘米、宽33.8厘米，29行、465字，乾隆内府题签，历代藏印累累，被藏家唤作“幅纸三绝”。一部294卷、300多万字的《资治通鉴》，存世亲笔手稿竟只剩这一页。它究竟写了什么，又凭什么让帝王、藏家、学者苦苦追了一千年？

残稿一纸，三绝具焉

这卷手稿的“外包装”就不寻常。卷轴外侧贴有乾隆内府题签，上书“司马光通鉴稿内府鉴定真迹”。这相当于乾隆皇帝亲自给它盖了“防伪章”。展开卷轴，字迹工整，却并不“干净”：涂抹、勾画、小字夹注历历在目。

手稿起初写的是“永昌元年春正月乙卯改元。王敦既与朝将作乱……”司马光后来将“既与朝”三字划掉，只留“将作乱”。王敦出身琅琊王氏，与堂弟王导一内一外，时称“王与马，共天下”。他起兵打的是“清君侧”旗号，声称要诛刘隗、刁协，并非直接反司马氏。若照“既与朝将作乱”写下去，等于先承认王敦与朝廷本是一体，谋反色彩就被冲淡了。司马光圈掉“既与朝”三字，正是要把王敦“名为清君侧、实为谋反”的性质点透。这段历史后来写入《资治通鉴》第92卷，这足以看出司马光治史的严谨细致。可手稿与成书差别不小，几乎每段只写开头几个字，下面便以“云云”二字带过，证明它是一份提纲性质的底稿。

最叫人感慨的，是这页纸上的字。明明是一份草稿，涂改处也颇多，可字字端正，毫不马虎。一笔一画，规规矩矩，没有半点潦草。稿中涂抹勾画处，反反复复，改了又改，足见其治史如断狱，生怕一字不慎误导后人。

更有意思的是，这一页纸上不止司马光一个人的文字。手稿末尾有几行被墨笔涂抹，依稀可辨是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写给司马光长兄司马旦的一封书札。纸的结尾处，还有司马光手书的一封“谢人惠物状”，即收礼后回复的答谢文书。一纸之间，司马光手稿、范纯仁书札、司马光谢人惠物状，三种文本荟萃一处。宋太宗八世孙赵汝述在稿后作跋称：“温公起《通鉴》，草于范忠宣公尺牍，其末又‘谢人惠物状’草也。幅纸之间三绝具焉，诚可宝哉。”所谓“幅纸三绝”，就是这么来的。

元代画家朱德润也在此稿后作跋，说：“此稿标题晋永昌元年事。是年王敦还镇，元帝崩，此江左立国之一变也，故公不得不手书之……”朱德润的意思是，这一年王敦还镇、元帝驾崩，是东晋偏安江左以来政局的一大变局，所以司马光不得不亲笔书写。后人据此认定，此稿为司马光亲笔，而非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协修人员代笔。一页残稿，既见司马光治史的严谨，又见当时纸张珍贵、物尽其用的节俭，还意外留下范纯仁书札，难怪后世藏家视若拱璧。

地窖独乐园，十九年磨一剑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不是一时兴起。他七岁“砸缸救人”，二十岁考中进士，宋仁宗年间踏入仕途，后来担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官，整日与史书打交道。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他渐渐生出念头：要编一部系统又简明扼要的中国通史，让帝王能“鉴”出治道。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在皇帝支持下，司马光开始主持编纂。此前他已写过五卷《历年图》，又编了八卷《通志》。宋神宗即位后，觉得《通志》书名太老套，根据“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赐名《资治通鉴》。从此，编书从个人理想变成朝廷工程。

但这条路并不顺。司马光不赞同王安石变法，熙宁四年（1071年）出知永兴军，后改判西京留司御史台，退居洛阳。他在洛阳买地二十亩，建“独乐园”，实则把全部心血耗在《资治通鉴》上。夏天闷热，他挖地窖写作；夜里困倦，他枕一截圆木，木头一滚便惊醒，起身继续读书写稿——这就是著名的“警枕”。

从治平二年到元丰七年（1084年），历时十九年，《资治通鉴》终于完成。全书294卷、300多万字，记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共1362年历史，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与司马迁《史记》并称“史学双璧”。书成后，司马光上表说：臣现在骨瘦如柴，老眼昏花，牙齿也没几颗了，刚刚做过的事情，转过身就忘记。臣的精力全都耗费在这部书里了。这话读来，哪像一位宰相级人物，分明是个被巨著榨干心血的老人。

涂改之间，治史如断狱

今天看这页手稿，最动人的不是字有多漂亮，而是涂改有多认真。每段只写开头，后接“云云”，说明它是大纲；勾画删改，说明他在反复推敲。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对史实严格考证筛选。手稿上那些看似不连贯的句子、夹在行间的小字，正是一个大学者“治史如断狱”的现场。

史料记载，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草稿，足足装了两间屋子。南宋高似孙《纬略》引司马光《与宋敏求书》称：“到洛八年，始了晋、宋、梁、齐、陈、隋六代。唐文字尤多，依年月编次为草卷，以四丈为一卷，计不减六七百卷。”意思是到洛阳第八年，才把晋、宋、梁、齐、陈、隋六代整理完毕；唐代文字尤其多，按年月编次成草卷，四丈一卷，算下来不少于六七百卷。李焘《巽岩集》也说，张新甫见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可惜“靖康之难”后，那些手稿几乎全毁。唯独这一卷残稿，历尽沧桑，硕果仅存。

为什么只剩这一页？说来有趣。当时纸张昂贵，司马光又敬惜字纸，写过的手稿常被移作他用。他把提纲写在范纯仁给兄长司马旦的信札空白处，又在卷尾写感谢信，都是“省纸”之举。没想到，这种节俭反倒成就了“幅纸三绝”。

敬惜字纸的，不止司马光一人。北宋宰相王曾的父亲王兼目不识丁，却酷爱儒士，见掉落的字纸便捡拾，以香汤洗涤后焚化，连茅坑里的字纸也不嫌脏。后人传说，王兼因敬惜字纸感动孔子，孔子托梦说将让王曾投胎到王家，光大门户。王曾后来果然官至宰相。故事不可信，但古人对字纸的敬畏，与司马光手稿上的涂改、移用，恰是同一脉古风。

题跋藏印，一页纸的千年漂流

这页手稿的流传，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收藏史。自南宋起，它进入公私收藏视野。南宋大臣任希夷在稿上留跋，说观此稿于“玉堂夜直”。玉堂，是翰林院的雅称；夜直，指夜里在禁中值班。葛洪、程珌、赵崇龢三人也曾同观此稿并合跋。可见南宋时，它很可能还在临安宫中。

元初，此稿流入民间。元代教育家柳贯作跋，并在《待制集》中著录，多出一句“余姚徐氏藏司马文正公即范忠宣手帖修通鉴稿一纸”。可知元至顺年间，稿藏余姚徐氏。黄溍、宇文公谅、郑元祐等也作跋或题诗。明代开始，收藏者大多只钤印、不作跋。据稿上印鉴，明初由袁珙、袁忠彻父子递藏，后被嘉兴鉴藏家王济收藏。嘉靖年间，归无锡安国。安国之后，又入明代著名鉴藏家项子京之手，项氏钤印近70方。

明清交替，稿卷进入清初著名藏书家梁清标秘箧。乾隆年间，被征入清廷内府，藏于御书房。卷轴外侧贴有乾隆内府题签，上书“司马光通鉴稿内府鉴定真迹”，并钤“乾隆宸翰”一玺。清代《石渠宝笈》卷二十九对稿卷有著录，评为“上等，辰一”，钤“石渠宝笈”藏印。此后一直为清代历代皇帝鉴赏。清末，手稿随溥仪出宫。伪满洲国建立后，溥仪将此稿存放于伪满皇宫东院缉熙楼同德殿内。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溥仪仓皇出逃，伪宫失守，典籍书画遭劫，此稿辗转落入富商谭敬手中，后从香港卖出，最终归入中国国家图书馆。

如今，这页手稿上共有119方藏印，卷前、卷尾、行文内都有。乾隆、嘉庆、宣统三位清代皇帝的钤印，揭示它曾入藏清宫内府。千年追崇的背后，是中华民族对优秀历史文化深沉的爱。

砸缸之外，另一个司马光

说起司马光，人们第一反应是“砸缸”。七岁孩童，临危不乱，搬石破缸，救出同伴。这个故事被画成《小儿击瓮图》，刻版印售，京都汴梁和洛阳一带家喻户晓，后来还进了小学课本。但砸缸只是他人生第一幕。成年后的司马光，更像一个“老学究”：勤奋、固执、节俭、认真。

他考中进士后，朝廷有意授他礼部侍郎，别人求之不得。司马光却谢辞了，因为父亲司马池在杭州做知府，身体不好。他为了离父母近一点，请求出任苏州通判。通判只是临时职务，并无实权。宋仁宗问明情由，顾念他一片孝心，就批准了。礼部尚书张存便托人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了司马光。后来父母相继去世，他同哥哥司马旦水陆兼程，把灵柩运回夏县。安葬前，族叔要求请阴阳先生看风水。司马光本不信，但为应付族叔，便请来风水先生张生，暗中让他按自己看好的墓地“指吉”。事后他说：埋葬亲人要紧的是及时。要知葬具之不必浪费，可看我的妻子；要知风水之不必考究，可看我的祖坟。

他不纳妾。妻子张儒秀十六岁嫁他，十年后才生儿子司马康，心里愧疚，背着他买来俊俏丫头，又买歌女，想让他纳偏房。司马光不是埋头读书，就是一本正经给丫头讲《尚书》，还引用民谚：强扭的瓜不甜。人有脸，树有皮。张儒秀从此再不敢提。

他卖老马，也卖得“迂”。退居洛阳后，他不领俸禄，日子清苦，决定卖掉唯一坐骑。老仆人晋根柱想瞒着马病，司马光却发火：凡来洛阳郊区买马的都是小户百姓，我们怎么可以诓他们呢？临出门还叮嘱：万一卖不了，就牵回来，咱家虽穷，也还养得起它。

他还办书院。宋仁宗赐他金银，他三次上书不愿私享，后来用余款资助故乡办“涑水书院”。他死后，家乡人改称“温公书院”。一个连一张纸都舍不得浪费、连一匹病马都不肯诓人的司马光，写出《资治通鉴》，并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