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菲尔兹奖中国人，为何都不在中国？

文 | 观星君
首发 | 云海观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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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2026年最让人热血沸腾，又最让人心里不是滋味的新闻。

这两天热搜爆了，主角是两位中国数学家——王虹和邓煜。他们不仅拿了菲尔兹奖，还是北大2007级数学本科的同班同学！

要知道，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比诺贝尔奖还要高，因为诺贝尔奖是每年评选一次，但是菲尔兹奖却是4年才有一次。

而且菲尔兹奖比诺贝尔的评选标准更苛刻——四年才评选表一次，而且年龄卡死在40岁以内，要知道，数学家黄金期本来就在30–40岁，错过这四年基本就永远错过了。

当年费马大定理的怀尔斯因为超龄几个月，就与菲尔兹无缘，只能拿 1998年那届的"特别奖"安抚。

所以，菲尔兹奖被称作数学界天花板。

这个奖项从1936年首次颁发以来，到今天累计得主约65人，却从来没有一名真正的中国人获得——即使是1982年获奖的丘成桐和2006年获奖的陶哲轩，都是以华裔身份获得的。

两人都是实打实的中式教育“结果”——丘成桐汕头出生，但从小在香港长大，然后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完三年后，就去了美国伯克利；而陶哲轩呢，虽然祖籍是广东，但出生在澳洲阿德莱德，和中国教育没有一点关联。

而这一次，7月23日，美国费城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王虹、邓煜，两个名副其实的中国人，从小接受中式教育，同时拿下了菲尔兹奖。

确实可喜可贺，振奋人心。

尤其是对于中国教育体系，这是一次空前的鼓舞：这是中国内地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数学家，历史上第一次站上这个领奖台。

意外的是，两名获奖人员，竟然是北京大学2007级本科班的同班同学！

王虹是广西的小镇姑娘，邓煜是深圳竞赛少年。

王虹生长在广西桂林小镇，少年时期一路在本地完成中小学教育，16 岁凭借高考 653 分考入北大。

她最初就读于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大二才转入数院，求学路上甚至一度怀疑自己，中途短暂尝试学习建筑，兜兜转转重新回归纯粹数学研究，最终耗费多年光阴攻克困扰学界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

而邓煜走的是大家熟悉的竞赛路线，在深圳长大，高中拿下国际奥数金牌保送北大，后续远赴 MIT 深造，一路沿着世界顶尖院校的学术通道前行。

两条成长路径反差巨大，却拥有同一个共同点：夯实学术根基最重要的本科阶段，全部扎根国内。

这也是大众为之振奋的核心原因，它实实在在证明，我们的基础教育、顶尖高校本科培养体系，完全有能力孕育出冲击世界顶峰的数学天才。

可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一个很尴尬的现实是：两位获奖的中国数学家，获奖时候既不在国内生活，也没在国内任职。

王虹领奖时的身份是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邓煜领奖时的身份是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

所以大家看到了，王虹获奖的消息刚发出来，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打电话祝贺王虹：“这是您应得的荣誉，真了不起。”

电话中，王虹称接到马克龙的来电真的很感动。

什么意思？

在法国人的眼里，这是他们国家的荣誉，在他们那片土地，走出来这么伟大的数学家。

这么说，很多人可能难受，或者钻牛角尖，觉得在哪里工作无所谓。

确实，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哪里的环境更适合搞研究，自然就会去哪里，所以才有了这次两位中国人获奖。

但让人感到困惑的是，为何我们拥有14亿人口基数的大国，国内那么多了不起的机构和了不起的人才，没办法获得这种国际奖项呢？

我们有能力培养人才，也有生产顶级人才的基因，中国的基础教育、北大数院的本科培养，确实能产出世界级的数学苗子。

但却好像很难留住顶级人才？

这就好像，精心培育出的学术苗子，成长为参天大树之后，扎根的土壤却在异国他乡。

我们发自内心祝贺他们取得的成就，但也忍不住设想，如果顶尖学者愿意回国发展，又能给国内基础数学领域带来怎样的启发与助力？

之前获得过菲尔兹奖的华裔丘成桐老先生得知消息后挺激动，说了句大实话：“我多次表示希望他们回国任教。”

只可惜，他们没有。

以前没有，以后会不会，不好说。

毕竟，一切以商业价值为考量的学术氛围，很难容得下那些纯学术坐冷板凳搞研究的人。

其实，普通人很难直观理解他们钻研的课题，王虹研究的三维挂谷猜想，通俗来讲就像一根细杆在空间旋转，探寻特定条件下覆盖空间的规律，这类纯理论方向短期内看不到落地途径，很难直接赋能产业，更没办法向资本描绘清晰的商业化前景。

邓煜深耕的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搭建微观粒子运动与宏观流体方程之间的理论桥梁，同样属于漫长且难以快速产出显性价值的基础研究。

当下国内科研评价体系特别看重目标导向、成果转化，鼓励能够对接产业需求的研究，这套导向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本身没有问题，可对于沉心钻研纯数学、几十年未必能等到重大突破的学者而言，并不友好。

当然了，我们国家这些年科研生态也越来越友好，政策支持也越来越大。

然而，留住顶尖人才，从来不是简单出台几条政策就能实现，关键在于持续营造更加宽松、包容的学术环境，给潜心冷板凳的学者足够的空间。

基础数学研究最稀缺的不是经费，而是不受频繁琐事打扰、能够持续深度思考的整块时间。

倘若一名青年学者入职之后，大部分精力消耗在不断申报课题、填写各类报表、应对各式检查，要在繁杂行政事务里周旋，很难长期专注于没有期限、看不到短期成果的世界级难题。

在目前的科研评价体系里，这种“短期内看不到钱”的基础研究，处境挺尴尬。

科研经费讲究“目标导向”“成果转化”“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方向是对的，但纯数学家看了，心里可能就凉了半截。

现在的大学里，一个青年教师入职后面对的是什么？三年要发几篇论文、申报什么课题、争取什么人才“帽子”、完成多少教学工作量。项目申报书要改，预算要填，中期检查要过，报销要签字，教学大纲、教案、课程达成度报告……

一门课讲得好不好，有时候反而不如文件夹整不整齐来得直观。

数学家最宝贵的东西是时间，是连续、安静、不受打扰的思考时间。一个人上午改项目申报书，下午填教学评估表，晚上回工作群里的消息，还能进入那种持续数小时甚至数天的深度思考吗？

要知道，中国学生本身非常聪明，特别是数学，在国际奥数比赛上，中国学生拿金牌拿到手软。

可是我们只能培养小树苗长大，却很难让参天大树继续枝繁叶茂。

就说菲尔兹奖吧，从1936年设立到现在90年，中国内地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获奖者，到现在才被突破。

而他们的研究成果，都不在国内。

王虹在获奖感言时候说：

“获得这一荣誉，我感到非常激动，也充满感激。我很幸运，能够在合适的时间遇见合适的人，得到正确的引导，并在能够全心投入研究的环境中工作。数学是一门要求极高的学科。一路支持我前行的，是所有愿意与我合作、分享直觉与疑问的人。这枚奖章既属于我，也属于他们。”

记住她这一句话：在合适的时间遇见合适的人，得到正确的引导，并在能够全心投入研究的环境中工作。

或许，这正是我们所或缺的，也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如今我们已经成功走完了人才培育的上半场，依靠成熟的基础教育，源源不断发掘拥有天赋的年轻人。

留住天才、滋养前沿原始创新的下半场，才刚刚拉开序幕。

真正自信的国度，既能培养出改变世界的学者，也能够搭建足够有吸引力的平台，让顶尖人才愿意留下来扎根。

基础教育把天才送到了大学门口，但大学不能把他们培养成填表冠军。

数学家最宝贵的时间，应该用来解决数学难题，不是解决报销难题，更不应该把精力放在生存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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